本文介紹德國刑事訴訟法中電信通訊監察與談話監聽（包括住宅內談話監聽）措施的規定，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基於人權保障對住宅內談話監聽所設立的要求，並藉由德國法規與判決所設立相關標準，進一步來審視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有關規定是否妥適。 德國基於犯罪偵查目的之電信監察與談話監聽，主要規定在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00條a以下，對電信監察與談話監聽措施成立的要件作有詳細的規定，並作為本論文研究德國規定的主要架構。 其次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2004年3月3日對住宅內談話監聽做出重要判決，判決認為私人生活核心領域 (Kernbereich privater Lebensgestaltung) 的保護屬於不可侵犯的人性尊嚴（Unantastbarkeit der Menschenwürde）。若涉及私人生活核心領域，則不允許基於刑事訴追目的進行住宅內談話監聽。並認為刑事訴訟法有關住宅監聽的部分規定未符合憲法上的要求，進而要求立法者修正相關規定。本文將介紹該判決所揭示的監聽基本原則，以及循該判決所揭示的原則，德國刑事訴訟法於2005年針對住宅內談話監聽措施所作的修正。此後，聯邦憲法法院上開判決所揭示的原則，並進一步導致2008年德國刑事訴訟法中電信通訊監察措施以及隱密性質偵查措施規定的大幅修正，本文亦將作一簡略介紹。 最後藉由德國刑事訴訟法中針對電信偵查措施與談話監聽的規定及其中所揭示的法律原則，反思我國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有何進步的空間，以及我國現今是否應採行住宅內談話監聽的偵查措施。

另案監聽的證據能力在最高法院有兩派見解，一是基於另案扣押之法理，認為只要是合法監聽取得之資訊均有證據能力。另外一派見解則與德國實務、學說相同，係採列舉重罪、關聯性原則之標準認定有無證據能力。另案監聽之證據能力於我國法之發展與德國法類似，德國自1972年開始討論所謂「偶然發現」可否作為證據使用，直到1992年才終於立法規範。本論文之主軸乃介紹德國法上「偶然發現」之發展及其法理基礎，期能作為我國討論另案監聽證據能力時之參考依據。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法律制度已成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之法律制度。不可諱言地，美國法律制度對其他國家法律制度的影響甚深，有些論者因此認為：因多數國家相繼仿效美國之法律制度，業已形成各國「法律制度美國法化」(Americanized)之趨勢。甚至，美國Maximo Langer教授，在其「論認罪協商制度之全球化及刑事訴訟程序之美國法化」乙文中表示，有人以美國之認罪協商制度為例，認為美國之認罪協商制度可能是辯論式制度送給糾問式制度的「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大陸法系國家將逐漸被「法律制度美國法化」，將被全面屠城棄守。是否果真會如此，美國法律制度對我國之影響是否亦有可能造成我國偵查制度遭美國偵查制度「屠城」之結果？引發筆者對我國近年來自美國引進之若干偵查制度之關注與好奇，認有予以探究之必要。本文乃就我國近來有關偵查制度之重大修法，以特別偵查制度之獨立性、通訊監察之控制機制與刑事司法互助之書證調取等為例，探究該等制度從美國原貌，到移植至我國後之改變、衝突及現況，並提出本文之觀點，期能成為未來修法時之參考方向。 本文除前言及總結論外，第二章簡介美國之偵查制度，論文主體部分則分成特別偵查制度之獨立性、通訊監察之控制機制及刑事司法互助之書證調取等三章進行論述。 第三章為有關特別偵查制度獨立性之探討，由各國曾出現之特別偵查制度中，以美國、日本及南韓等國家之法制為例，分別介紹美國之「獨立檢察官」與「特別檢察官」、日本之「特搜部」及南韓之「大檢察廳中央搜查部」等特別偵查組織之歷史沿革及運作機制，其中特別就各國爭相仿效之美國「獨立檢察官」與「特別檢察官」制度多加介紹，最後再論述我國特別偵查組織之濫觴與發展，由高檢署查緝黑金行動中心到地檢署檢肅黑金小組，再到最高檢特偵組等我國廣義之特別偵查組織之發展歷程，而特偵組成立迄今之現況與制度之運作結果，對特別偵查制度之獨立性產生之影響，亦有待實務運作後之檢驗，其中最大爭議者諸如:付之闕如的檢察總長退場機制、再議程序及設置審級等爭議問題，目前都已出現，有待探究及修法解決。 第四章為有關通訊監察控制機制之探討，日本、美國、英國及我國通保法修法前後之存在不同通訊監察核發機制及聲請機制，就我國通保法修法後之通訊監察聲請機制模式採取「檢察官聲請獨占模式」，不採取「雙聲請主體模式」或「檢察官許可前置模式」，本文乃探究各種聲請模式之利弊得失。次以我國通保法修法所仿效之美國通訊監察制度為中心，介紹美國之法律及行政相關規定，引述美國聯邦檢察官在通訊監察程序中之角色，進而導出美國核發通訊監察書遠低於我國之原因，探究美國各種通訊監察之內控機制。最後以通保法修法後之實務觀點檢視本次通保法修法之控制機制，探討是否修法後即可達到仿效美國通訊監察制度所欲達到得以控制監聽浮濫之目的？ 第五章為有關刑事司法互助之書證調取，除介紹各種刑事司法互助態樣、我國現行之刑事司法互助有關之法規及實務運作外，並探討臺美司法互助協定之內容。並以向新加坡請求刑事司法協助為例，介紹如何請求調取涉外之銀行帳戶資料。另討論我國經由外國政府或組織取得證據之證據能力，由於我國並無刑事司法互助法之專法，致實務上產生極大之爭議，有予以深究之必要。 第六章為本論文總結，本文認為，美國之偵查制度對我國偵查制度的影響當然是不容置疑的，但我國絕非單純地複製一個美國形式的偵查制度模式，美國法對我國法制的影響並非全面性的美國化，僅占我國偵查制度改革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國引進美國之偵查制度後已與美國原有之制度呈現出各種不同之風貌，當然引進後之機制正挑戰我國原有之偵查架構與制度，但並未形成「偵查制度全面美國化」的現象，更不必憂心會遭美國偵查制度全面「屠城棄守」。

通訊監察區分為「犯罪通訊監察」及「情報通訊監察」二大種類，犯罪通訊監察須針對特定犯罪活動而為之偵查行為，而情報通訊監察則係針對外國勢力及其工作人員危害國家安全之行為而為國家預警情報作為。世界各民主先進國家在將通訊監察法治化及透過實際案例之修正後，逐步建立起類似之通訊監察立法通則，如比例原則、令狀原則監察、透明化、保護隱私權益、重罪原則、特定性、補充性原則等，幾已成為犯罪通訊監察法治不可違逆之普世價值； 然在情報通訊監察部分，各國則因歷史背景之不同，其情報通訊監察法治發展是不一而足，其法律保留、授權密度、證據能力、救濟及監督方式皆大相逕庭。 我國情報通訊監察規範於民國88年與犯罪通訊監察一併規範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條文規範略嫌簡略，依據民國100年修正之國家情報工作法，立法政策將朝向情報通訊監察單獨立法邁進。 為探討我國情報通訊監察制度之現存問題，本文研究分析美國「外國情報通訊監察法（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of 1978,FISA）」及德國「G10法（Gesetz zur Beschränkung des Brief-, Post- und Fernmeldegeheimnisses,Gesetz zu Artikel 10 Grundgesetz – G10）」之情報通訊監察法治，與我國現行規範加以比較，並對未來設立專法提出建議。 /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criminal surveillance and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Different from the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riminal surveillance should be solely engaged in for specific criminal law enforcement purposes.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s directed at the acquisition of the contents of communications transmitted by means of communications used between or among foreign powers for the purpose of national security. Through the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leg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advanced democracy countries, we can summarize a few principles such a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warrant, privacy, felony,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mentarity which have became the universal value of the criminal surveillance. Neverthel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n each country is by no means an isolated case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law reservation, the intensity of judicial review, admissibility and judicial remedy, etc. In 1999, the rules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were regulated in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 and Monitoring Law with criminal surveillance, an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re sort of incomplete. According to the amendmen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s Law of 2011, the independent legislation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s imperative in futur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n Taiwan, the thesis introduced and compared the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FISA)” in the U.S.A, and the “Gesetz zur Beschränkung des Brief-, Post- und Fernmeldegeheimnisses,Gesetz zu Artikel 10 Grundgesetz (G10)”in Germany with the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 and Monitoring Law in Taiwan. Hopefully the thesis could provide the directions of the independent legislation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n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