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第一個寫作目的，是試圖透過現代法學理論對大理院判決言說中關於「契約自由」概念運作，作一分析討論，從而檢視「契約自由」的概念，是否透過大理院的言說實踐，出現在民國初年的社會時空中之上？而經過本文第二章就大理院時期「契約自由」的意義與限制為何進行探討，及第三章選定「買空買空」這種具體的交易行為為進一步分析後，本文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大理院所進行的法律言說，其實與現代民事法學對「契約自由」概念的觀點所差無幾，故可以確實的描繪出這樣一幅圖像，即透過大理院的判決言說，「契約自由」概念已成為解決民事紛爭時所必須考慮的要素之一，換言之，「契約自由」概念已漸漸的落實在民國初年的法律系統之內，縱使當時並沒有一部成文的民事法典，讓「契約自由」的概念可以藉此具體展現，但透過大理院的言說實踐，其還是顯示出其生命力。雖然，透過上面的分析討論，可以初步確認大理院的確是運用「契約自由」的概念來解決民事糾紛，但在進行討論時，本文漸漸看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即相對於使用「契約自由」概念來解決糾紛，其實仍是可能存在著別種的解決方案，而且說不定對於生活在民國初年的人來講，大理院所運用的「契約自由」概念反而更可能是當時人們所不熟悉的觀點，既然如此，為何當時大理院要以「契約自由」概念來作為其判決言說的基礎？故接續第二、三章的討論，本文第四章及第五章的目標即在，討論「契約自由」概念透過大理院的言說實踐誕生於民國初年的社會時空，所代表的深刻意義為何。 在第四章中，本文先討論大理院所運用的「契約自由」概念，其究竟代表了怎樣的一種法律制度模式，而本文認為其重點在於授權於主體為一定行動之空間，故以「授權模式」稱之，而其所欲達到的功能目標，或說秩序形式，是希望透過一種「條件程式」的法律系統，以「非模式化分配」的方式，來協調主體間對生活資源的分配、交換問題，而「授權模式」既然是「法律繼受」後所引進的模式，則要知悉「法律繼受」的過程究竟改變或沒有改變什麼，自然需瞭解在進行「法律繼受」前，傳統社會究竟是以怎樣的制度模式來解決生活資源分配及交換的問題，如此才能得知大理院以其言說實踐了「契約自由」概念究竟意味著怎樣的意義，而本文認為傳統社會其法律制度模式的重點在於依照一定的標準最佳的分配每個人在社會上的位置與其應得的生活資源，而求得整體的和諧，故本文以「治理模式」稱之，而其所預設的功能目標、秩序形式，則是透過一種「目的程式」的法律系統，以「模式分配」的方式來處裡生活資源的分配、交換問題，故本文得出「契約自由」概念的誕生，即代表著作為社會制度之一的法律制度其結構在進行轉換此一命題。 在第五章裡，本文進一步分析，這「授權模式」是基於怎樣的「生活世界觀」上被設想出來，而傳統社會的「治理模式」又是被怎樣的「生活世界觀」所型塑。而本文認為以「契約自由」為代表的「授權模式」是以自由、理性、法治等「啟蒙式的世界觀」觀點看待生活世界時，所產生的一種法律制度模式，傳統社會的「治理模式」則是以天理循環、至公無私、沉冤得雪等「天理式的世界觀」作為基礎。所謂「法律繼受」既然是以「授權模式」來取代「治理模式」，則其同時也意味著必須接受「啟蒙式的世界觀」而放棄「天理式的世界觀」，而這也是「契約自由」概念於民國初年誕生所代表的法律文化意義。但「世界觀」其實是一種最基本的信念，對事物進行合理化的最終基礎，即一切「意義」的來源，而放棄原本自己所有的世界觀，某種程度等於是要去承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是「無意義」，這一定會造成某種程度的痛苦、掙扎，尤其在非自發性轉變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在面對這些困境之時，以如何的態度來面對，即成為「法律繼受」是否可能的關鍵所在，而本文認為大理院是以「冷靜接受」的態度面對時代命運嚴峻的挑戰，但大多數的選擇是以「焦慮」、「妒恨」、「自欺欺人」的態度來自處，而這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法律繼受」其實是不成功的，自然，「法律繼受」的終極目標，建立法治國，似乎尚有一段路程要走。而「契約自由」概念於民國初年的誕生，就某方面來看，其實也許注定是一場不被祝福的悲劇。

由於各類產業之快速發展，服務於各產業之建築與設施工程，規模愈為龐大，功能亦愈趨複雜，為使各類建築或設施能滿足業主需求及發揮應有的功能，建設過程需有越來越多專業廠商的投入，不論於設計或施工階段皆然，諸如建築、結構、給水、排水、電力、空調、消防、弱電、電梯及裝修等各項專業工程，特殊的建築或設施工程需要特殊的專業承商加入。因此工程專案執行中，經常發生多個平行之施工承商先後或同時進行施工的情形，使得各承商間存有相互協調與彼此配合之緊密關係，而當其中任一承商發生延誤或錯誤的情形時，均可能造成其他承商之延遲、破壞或重工而產生延誤或損失。由於各承商彼此間並無契約關係存在，為使各承商之工程界面得以順利且妥善的進行，有賴業主、承商與關連承商間充分協調與配合，因此業主與承商對於工程界面整合工作所應承擔之義務與責任應有妥善的安排，符合公平合理之原則，工程方得以順利進行如期完成。 實務對於工程界面協調工作等各種有賴業主協力行為之事項，多數見解認為應適用民法第507條定作人協力行為之規定，然而由於工程實務上需透過業主協力事項之性質並非同屬一類，若單以民法第507條解釋所有現象，則與工程實務產生落差，而造成許多難以執行的情況；並且由於國內工程案件屬於買方市場，業主擁有較高之談判地位，契約條款多半係由業主預先擬具，因此難以期待業主於契約中賦予本身更多責任之約定，在法院實務見解執意要以契約具有明文約定始將業主協力行為解釋為真正義務之見解下，實難化解工程執行所面臨之困境，因此確有重新檢討定作人協力行為法律性質之認定基準，透過契約解釋予以補充目前法律規定所不足以適用的情況。而實務上最常發生因關連廠商因素導致工程延誤或錯誤之情況，卻常因缺乏合理的風險分配條款或未能清楚載明責任之歸屬，導致工程爭議頻生，因此有必要透過風險分析探討發生原因，並規劃適當之風險分配機制，將風險分配予具有優勢風險承擔能力的一方，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雙方之權義及達到契約執行之最佳效益。 本研究以實務案例點出常見工程界面整合協調實務上常見之爭議課題，並透過工程風險分配原則與實務操作模式之研究，解析契約雙方風險承擔能力及最適風險分配之安排；透過定作人協力行為之研究，分析定作人應負擔之義務與責任；最後藉由國內外常見工程契約範本之比較分析，針對工程界面整合協調工作發生可歸責承商、可歸責業主及不可歸責雙方等情況進行探討並提出建議。希望借由本研究能作為工程及法律界對於工程界面之責任型態有更正確的認識，以期降低工程爭議及提昇執行效益。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廣達v.LG案的判決結果，再次確認「專利權耗盡原則」之適用原則及標準。被告廣達電腦乃為台灣資訊代工產業的龍頭，該判決除了限制專利權人對產業鏈的不當控制外，也將影響整個產業供應鏈對於專利風險的承擔及專利授權策略。廣達案除了建立「未完成品足以體現專利物之必要特徵，且唯一用途係該專利物」及「方法權利項」適用專利權耗盡的重要標準，但也留下「附條件銷售或授權」合法性的爭議。在廣達案後續判決，對「專利權耗盡原則」的詮釋及適用，更值得加以重視。台灣資訊產業在產業供應鏈多居於「製造或組裝」角色，卻受制於上游關鍵元件的強勢及品牌客戶的訂單壓力，而被迫必須承擔產品引發的所有專利侵權的風險。如何善用廣達案及後續各國相關判決，將有助於台灣資訊代工廠商處理國際專利爭訟、專利授權等議題，並做為專利侵權抗辯手段的參考。 本論文首先從經營策略及代工模式，探討台灣資訊代工產業發展與面臨的困境。其次，從專利權與專利侵害的法律規範，到專利權耗盡原則的法理基礎做一完整論述，加以美國先前相關案例的整理及類型分析，對「專利權耗盡原則」的理論與發展做一完整的探討。更進而整理廣達案判決後美國、中國大陸及台灣重要案例，探討「專利權耗盡原則」在其專利法制及實務案例的適用及影響。接著，探討在「契約自由原則」與「專利權耗盡原則」的衝突與調和下，其對於專利授權實務的操作及影響。最後，整理台灣資訊代工產業的代工類型化與廣達案前後美國、中國大陸及台灣權利耗盡重要判決之關聯性，並提出看法及建議。本文初步結論，美國法院案例可初步解析侵權風險及專利權耗盡的適用，並在專利授權談判可提出有效因應條款。廣達案後，美國各級法院均大致遵守此一判決先例，惟中國大陸及台灣法院實務判決仍未完全採取美國的判斷原則。對於後續的研究建議，新興3D列印科技發展及應用，其引發的複雜智慧財產權及「專利權耗盡原則」適用的爭議，確實值得重視。 / Quanta v. LG reaffirmed the applicable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of the "patent exhaustion principle". As the Quanta plays the lead role in Taiwan’s Information ODM/OEM industry, this US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not only limits the patent holder improper control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but also affects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face the risks and patent license strategies. Quanta establishes the index that "unfinished finished enough to reflect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patent and the sole purpose thereof " and "method claim" apply to patent exhaustion. However, "conditional sale or license" is still controversial. Therefore, the Post-Quanta interpretation is worthy of attention. Taiwan's IT Industries most account for the role of "manufacture or assembly" in the supply chain. Subject to the upstream suppliers of the key components or downstream brand customers, they bear all risks caused by infringement of patented products. The Quanta case and its post development will help Taiwan Information foundries to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patent litigation, patent license and etc., and take it as a means to defend against patent infringement claim. Firstly,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information ODM/OEM industry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its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ODM/OEM models. Secondly, it turn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tent exhaustion doctrine", and then reviews US critical cases of "patent exhaustion doctrine". In addition, it analyzes post-Quanta cases of the United State, China and Taiwan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and impact of the "patent exhaustion doctrine".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its operation and effect on patent license practice under the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of "freedom of contract" and "patent exhaustion doctrine". Then, it identifies Taiwan’s information OEM/OEM industry in a variety of models and associates the models with the important ca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regarding patent exhaustion, and makes remarks and suggestions. Finally, this thesis preliminarily concludes that US court cases basically resolve the risk of infringement and patent exhaustion application, and patent license negotiation may be made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the situation. After Quanta, US courts are substantially in compliance with this precedent judgment, but not for China and Taiwan. For subsequent study suggestion, it is worth attention about dispute of the emerging 3D print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which link complex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atent exhaustion doctrine".

本文將以Quanta v. LG電子案判決中尚留解釋空間及適用疑義的「契約自由」與「專利權耗盡理論」的關係為探討標的，從公法角度（我國憲法與經濟公法角度）探求專利制度中『追求公私利益衡平』的本質著手，探討專利權耗盡理論的理論基礎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然後分析美國專利權耗盡理論及Quanta v. LG電子案判決建構出的「契約自由」與「專利權耗盡理論」的關係之妥適性，並在「在知識專用權和知識共用權之間進行利益平衡，確保專用權的授予能換來知識共用的最大利益，並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的整體福利」精神下，重新省思Quanta v. LG電子案判決的未決爭點，分析契約約定與專利權耗盡理論應有的界限，看專利行使應如何受契約的限制（或者契約自由應受到限制），以對我國專利權耗盡理論提出解釋與適用上之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