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利用市場分析師常使用的總體經濟指標和不動產產業指標來研究其與營建類股價的關聯性，探討分析師所利用的不動產各項指標是否具備代表性。同時，產學界亦存在一些不動產市場指標，本研究也將探討這些指標是否對於預測營建類指走勢有所幫助。 本研究以總體及產業觀點切入，利用VAR及誤差修正模型來探討總體環境及房地產市場和營建類指間的關聯性，並試圖從中找出影響營建類指的關鍵因子。就總體經濟指標來說，實證結果顯示貨幣供給額及利率都是營建類指的領先指標；但營建類指和大盤指數的關係相當薄弱，大盤指數的上漲無法帶動營建類指的上揚；就不動產產業指標來看，營建類指和產業指標間存在長期均衡關係，其中，營建類股價長期調整速度高於台北市房價的調整速度，而因果關係檢定結果顯示營造生產毛額年增率領先營建類指，而營建類指又領先房地產景氣綜合判斷分和建照執照申請面積，營建類指和台北市房價及營造業受雇員工人數具有反饋效果，此結果顯示營建類指在資訊的反應上並未全然領先，這與營建類指長期不受投資人青睞，致使其無法快速及完全的反應資訊有關。 在整體營建產業走弱的因素使然下，本研究建議營建類股票的投資人應注意政府對於房地產的產業政策，政府的政策做多除可有效提升房地產景氣外，更可拉抬營建類股票的股價，此外，預期貨幣供給額上升及市場利率走跌時對於營建類股價將產生正面的效果。

本研究選取發達成熟市場的美國以及金磚四國其中一份子的俄羅斯及巴西分別檢視股價報酬率與成交量之間的動態價量關係(Dynamic Price-Volume Relationships)，本研究採行Granger (1969)因果關係檢定、近似無關迴歸模型檢定的研究方法，進行兩大部份分析，第一、三國各自進行股價報酬率與成交量之間是否在不同資料型態設計中有相異的價量因果關係。第二、引進以美國次貸風暴發生時間點視為結構變動點，進行次貸風暴發生前後各國股市價量領先落後情形是否發生異動。本研究選以美國、巴西、俄羅斯，各自所代表的股價指數分別是，美國代表指數分別是標準普爾500指數(Standard and Poor’s 500 Index)、那斯達克綜合指數(Nasdaq Composite Index)、道瓊綜合平均指數(Dow Jones Composite Average Index)、巴西為巴西指數(Bovespa Index)、俄羅斯代表為俄羅斯交易系統指數(RTS Index)。 本研究有別於先前文獻具體研究價值之處，本研究發現美國股票市場的價量關係因應著每個不同股價指數的屬性有所呈現出不同的價量關係樣貌，並且透過資料型態設計的不同、結構變動點的納入與以國家為出發的角度，洞察出美國、巴西、俄羅斯的價量關係會根據經濟體成熟度、產業結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等因素，探究出可能出現不同價量關係的狀況。 其實證結果指出，就美國三大指數而言，以採納的所有資料型態綜觀歸納出，美國三大指數具有量先價行的因果關係，且以S&P500、Nasdaq指數以及空頭資料型態的Dow Jones指數呈現出價先量行的關係存在。次貸風暴的發生，美國三大指數具有價先量行的因果關係。 巴西Bovespa指數在每日空頭、每週多頭資料型態具有價先量行的結果，而當次貸發生前後皆不具任何的因果關係。 俄羅斯RTS指數除了在空頭資料型態部分，其餘皆呈現價先量行的結果，而在多頭資料型態部份，呈現量先價行的結果。而當次貸發生後，皆喪失任何因果關係。

自從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大幅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後，中國境內人民幣即期匯率便開始大幅升值。為穩定其在改革起步階段的人民幣即期與遠期市場，國家外匯管理局遂在2006年10月20日發布通知，禁止境內機構參與海外人民幣NDF業務。另外，早在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之前，中國人民銀行在2003年11月就已經在香港提供人民幣清算業務，逐漸形成「香港離岸人民幣即期匯率」(CNH)。因此本篇論文旨在探討境內外人民幣的互動關係，藉由不同政策發佈時點前後的比較，歸納出境內外人民幣即期與遠期匯率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與影響程度。 本篇論文選取時間分別為2006年6月7日至2007年3月20日及2009年3月2日至2013年3月29日兩段期間之境內外人民幣每日收盤匯率，研究方法以向量自我迴歸為主，搭配ADF單根檢定、Johansen共整合檢定、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及衝擊反應分析等進行人民幣NDF和即期匯率互動關係的探討。 實證結果顯示：(一) NDF監管政策並沒有完全阻隔境內外之連結，反而在境外投資人對沖人民幣風險的超額需求下使一月期人民幣NDF與境內人民幣即期匯率(CNY)之關係更緊密。(二) 離岸人民幣即期匯率(CNH)逐漸接軌境內人民幣即期匯率(CNY)，且境內信息優勢仍然明顯。(三) CNH仍無法完全取代NDF的地位。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腳步不斷加速，未來可預期人民幣將成為亞太地區的主要領導貨幣，因而了解境內外人民幣的互動與中國官方的匯率政策之間的關係變顯得十分重要，希望藉由本篇論文的撰寫對後續的研究能有所幫助。

自1970年代以來有許多研究指出，能源價格衝擊對於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表現有顯著的影響。但對於能源價格究竟是以何種形式，以及透過什麼管道對總體經濟產生影響，卻沒有一致的看法。同時，經濟決策者對於能源價格變動的反應，經常因為有不確定性的存在而有延後反映的現象。本文利用台灣1981年到2009年的能源價格，建構數種對稱與不對稱之能源價格變動設定，以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探討能源價格變動與台灣其他相關的總體經濟變數資料間的關係；並透過自我迴歸分配落後模型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ARDL) 模型估計能源價格與台灣產出的長期關係。我們的實證結果顯示：能源價格，相較於台灣的總體經濟體系，具有外生性。能源價格成長率對產出與失業率沒有顯著的影響；但能源價格的波動程度對台灣產出成長率卻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能源價格波動率與台灣實質產出具有長期均衡關係，而且能源價格波動將對台灣實質產出有負面影響。 / Since the 1970s, numer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energy price impact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 country’s macroeconomy. However, there is no consensus regarding in what form, or by which channel can energy price changes affect the macroeconomy. In addition, economic decision makers often respond to energy price changes with a time lag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uncertain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several indicators of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energy price changes based on the energy prices in Taiwan for the period from 1981 to 2009. We employ the Granger’s causality test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price changes and relate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nd utilize the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ARDL) to estimate the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price volatility and Taiwan’s real GDP.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nergy price exhibits exogeneity relative to important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the energy price growth rate does no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output and unemployment rate, while the energy price volatility has negative impact on Taiwan’s macroeconomy. There is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ergy price volatility and Taiwan’s real GDP. Furthermore, the energy price volatility do have negative impact on Taiwan’s real GDP.

有鑑於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席捲全球，造成了大型金融機構倒閉、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投資人的鉅額虧損，政府與投資人開始重視風險的控管，學術界及實務界也建構出各種能夠衡量金融風險的指標，期能達到防患未然的功效。本研究將Billio, Getmansky, Lo, and Pelizzon (2011)使用的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與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Granger Causality Test)兩種統計方法應用至臺灣股市，證實臺灣各產業指數的連動性高，尤其在金融不穩定的情況下共動性會大增，使危機容易在體系內擴散。而在金融危機時期，食品工業和紡織纖維產業是其他產業最主要的影響者，金融保險業、觀光產業及貿易百貨業則最容易受到其他產業的影響。

台灣房地產景氣動向季報的發佈不但為台灣房地產市場該季景氣狀況提供一客觀參考依據，且對未來房地產市場景氣走向進行預測分析，提供房地產景氣相關資訊予社會各界參考。在對未來房地產景氣進行預測方面，是採用領先指標作為一參考標的，雖然領先指標就其特性而言為一預測未來景氣動向的參考資訊，但卻無法明確指出其所預測的期間為多長，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部分即在於使用房地產景氣綜合指標之領先指標於預測房地產景氣上可以預測幾季之後的房地產景氣狀況，並探討房地產景氣預測的準確度。另外對廠商景氣預測的部分進行一致性的檢視，再從而比較廠商景氣認知與同時、領先指標之間的關係。希望藉此能釐清房地產景氣季報內的訊息內涵。 本研究透過因果關係檢定，找出領先指標領先同時指標三季的關係，確定可以透過領先指標來預測三季之後的景氣變化情形。再利用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分析使用領先指標作為預測工具的準確度，經過計算求得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為4.57%，可以看出使用領先指標作為預測工具相當合適。在廠商本身預測景氣動向上，本研究發現廠商預期符合調適預期理論，且對未來的預期有較為樂觀的趨勢；經過本研究統計整理發現廠商對房地產景氣變動的認知與同時指標的變動之間的一致性並不理想，此有可能是因為市場上各項房地產資訊充斥，廠商並不全然以同時指標的變動來判斷房地產景氣的變動。惟經過前後期的比較，可以發現一致性的上升與不一致性的下降，表示兩者之間認知的一致性有逐漸提升的趨勢。 / The atmosphere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in Taiwan was upswing gradually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and its market information was definitely occupied an significant role and many people started to put their focus on it. In fact, the industry forecast which can be found from those seasonal report was a prediction only that is not accurate, i.e. those projections were based on the current market information only. Therefore, how to interpret and digest the number from those reports is the crucial issue for the reader to think and to consider. This study is trying to find out the time-lags between leading index and coincident index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cycle forecasting system.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is widely used to examine the time-lags between the leading index and the coincident index. From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we can found that there has a 3-season time-gap embedded in, and this is an obvious difference indeed. In addition, the forecasted index of the leading indicator i.e. The MAPE is in 4.57% sharp. Thus, we dare to judge that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is absolutely accurate with 100% confidence.

隨著世界貿易的日漸發達，經濟變化的腳步亦越來越快，企業唯有不斷投資以維持企業的永續經營，而在不斷投資的過程之中，往往需要考慮不同的資金取得方式以求資金之取得成本最低。 　　依據融資順位理論，企業融資的方式應以資金成本最低之內部融資為主，然後才會考慮外部融資，那麼，台灣地區上市公司融資情況是否符合Myers所提出之融資順位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此外，上市公司經營績效(ROA、ROE)是否與融資型態、產業別及融資順序有關呢？ 　　本研究之研究期間為民國77年(1988年)第一季至民國84年(1995)年第三季，共計31期資料。研究對象乃針對台灣地區上市公司擁有本研究期間資料之上市公司，共計124家。資料來源為台灣經濟新報之財務資料庫。 　　研究方法為Granger於1981年所提出之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以檢定變數間的因果關係是否符合融資順位理論。 　　在檢定各公司融資的次序是否符合融資順位理論之後，為了進一步瞭解代理問題對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本研究將各期資料平均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1-Way ANOVA)來分析在不同融資型態、不同產業以及不同融資順序對於總資產報酬率(ROA)及對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的影響。 　　同時，為避免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無法對有限的樣本數給予較佳解釋，因此，本研究將資料合併歸類，並採用卡方分析來檢定，以檢定研究變數間的相互關係。 　　依據實證結果發現，共獲致兩個結論： 　　結論一：台灣地區上市公司融資情況不符合融資順位理論 　　結論二：公司經營績效與產業別有關，而與融資型態及融資順序無關 　　由結論二可以推論，企業經營績效的好壞不在於其採用何種融資方式，或者採行某種融資順序，真正影響企業經營績效好壞之關鍵因素是企業所在產業的本身，其中經營績效較好者為塑膠業與水泥業。

金融情況指數(FCI)是欲融合影響實質經濟活動過程不同貨幣傳遞管道，描述實際金融市場情形，被定義為金融變數與經濟活動之間的關係，主要是描述一些金融變數如何影響經濟現有以及未來的經濟情況，觀察執政者是否能透過執行政策使經濟活動獲得改變，甚或是推斷未來經濟情勢的特性。 在之前國內建立的金融情況指數研究文章僅包括了利率、匯率與資產價格的貨幣傳遞過程，但信用傳遞過程對於現今總體經濟影響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覷。本文即嘗試加入信用傳遞管道相關變數，依據Jan Hatzius et al.(2010)針對美國所建構的金融情況指數所選取的變數，依照台灣目前現有金融市場的變數或是具有相同概念之變數作為選取，透過主成分分析法挑選並建立五個小指標，再將小指標簡單平均，經過三次平滑樣條消除雜訊後建構出金融情況指數。 研究結果顯示，於2003年2月至2010年12月期間，金融情況指數確實對於景氣情況之預測具有一定的實質幫助。以同時指標綜合指數當作台灣當前景氣狀況，金融情況指數的預測能力平均為55.3%。使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可發現金融情況指數在5%顯著水準下，前8期大都對於當期同時指標綜合指數具有影響力，而應用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結果，在5%顯著水準下，金融情況指數具有領先同時指標綜合指數之關係。

摘 要 本研究探討證交所實施盤中撮合取消兩檔限制、盤中瞬間價格穩定措施、收盤改採五分鐘集合競價、揭露未成交五檔的買賣委託價量等措施後，是否對期貨市場的績效指標，包括流動性、波動度與市場效率等產生變化，亦即考量台灣交易制度與市場結構與國外的差異性後，市場間是否存有外溢現象(spillovers)；此外，本研究亦檢視期貨對現貨的領先關係是否隨著現貨市場的交易限制減少及市場透明度增加而出現變化，本研究劃分研究期間為五個區段，分別是91年4月1日 ~ 91年6月30日、91年7月1日 ~ 91年7月26日、91年7月29日 ~ 91年9月30日、91年7月1日 ~ 91年9月30日與92年1月1日 ~ 92年4月09日，以探討這些新措施本研究的主要發現與研究結論如下： 1. 市場成交量與波動度均出現先增後減的現象，在假設總體經濟情勢無重大變化的前提下，現貨市場制度改革會對期貨市場造成影響，適度的透明度有助於提高市場一般流動性交易者的交易動機，但當市場的透明度提高到某一種程度時，反而會降低資訊內部人在公開市場的交易意願。 2. 傳統流動比率(ALR)與變異數比率在研究期間不存有顯著差異，顯示現貨市場的制度改革，並未對期貨市場的整體市場效率帶來改變。 3. 在領先落後關係上，期貨市場受現貨市場的影響力逐期減小，主要有以下可能解釋，分別是衝擊市場訊息屬於全面性(market wide)，台灣現貨市場有平盤以下不得放空的規定限制現貨市場對壞消息的反應能力、期貨市場自從開市以來就已有揭露最佳未成交五檔買賣價量資訊的措施、以及現貨市場後期由於缺乏這些資訊內部人的參與而使其對新資訊的反應仍然不如期貨市場快速。 4. 現貨市場受期貨市場的影響呈現先增後減，表示投資人在制度實施初期對新制度尚不熟悉，導致現貨市場出現短暫無效率的現象，但在2003年1月的揭示未成交最佳五檔買賣價量制度實施後，現貨市場變的更加透明化，使其對期貨市場前期新資訊的依賴程度已大幅減少。 5. 期交所於2002 / 07 / 29更改盤中之撮合方式，將由原本每十秒集合競價撮合一次之方式改為逐筆撮合，對期貨的市場市場並未造成顯著特殊的影響。 關鍵字：外溢效果、領先落後、交易制度改革、市場績效指標、VECM-GARCH、衝擊反應函數、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Johansen共整合 / Abstract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adopted four main trading mechanisms. (elimination of the two up/down tick, intra-day volatility interruption, 5-min closing call auction, and disclosure of the best five bid/ask price and volum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illover effects on TAIFEX after considering the special market microstructure and trading systems in Taiwan.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rading volume and return volatility increase first and then decrease,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 no significant macroeconomic changes ’, spillover effects exists.

金融部門與總體部門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金融部門的活動關係著總體經濟的熱絡與衰退；總體經濟的變化也時常影響金融部門活動。而貨幣政策為中央銀行穩定經濟的重要工具，在達成最終經濟目標前，時常會先衝擊金融市場的活動，進而影響就業、物價及經濟成長等總體面的經濟結果。本研究在基於金融部門與總體部門有著錯綜複雜的影響關係上，探討台灣在加入WTO後面對外來總體面的干擾時，分析貨幣政策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效果，以期能在政策的選擇上有較佳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以2002年台灣加入WTO為比較基準年，使用1998至2006年資料，以VAR模型與Granger因果關係探討貨幣政策與政策目標、金融市場間之有效性。實證結果發現，在貨幣政策目標間的傳遞效果上，以重貼現率作為貨幣工具無法有效影響操作目標；以拆款利率作為操作目標，在受到外來干擾下影響中間目標上有較佳的效果。此外，在貨幣政策目標與金融市場間的影響效果上，以準備貨幣為操作目標較能在受到外來干擾下影響金融市場；以廣義貨幣供給量M2為中間目標較能在受到外來干擾下影響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