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討論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在民進黨政府之下的表現。在民進黨政府執政的八年內，部分民眾認為民進黨表現的不夠好，不符合民眾對新政府的期待。在過去國民黨政府時代，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為，被學者歸納為發展型國家模式。然而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的變遷，全球化時代來臨，對於東亞國家來說，發展型國家的發展模式必須做一轉變，讓國家發展更彈性、更多元，才使得發展能更順利，如同Linda Weiss所言之治理式互賴，透過正式與非正式制度之連結，國家運用其政策制訂的過程及網絡，與社會上之行動者互動，兼採社會意見，規劃出發展路徑，以達到政策之目的。從民進黨政府時期所執行的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來看，政府在協助奈米技術產業發展方面做得不錯，包括建立起產業界與國家的溝通管道、奈米商品上市、奈米技術相關推廣教育等等相關政策。而成功的原因，其推論可能是奈米技術產業與其他產業不同，政府無法複製過去台灣及國外的發展經驗，便在許多政策制定過程中，與企業討論，制定符合企業需求的政策，讓企業決定發展軌道，政府給予資源支持。因此，在產業發展上，民進黨政府和過去台灣發展的歷程不同，已漸漸脫離發展型國家理論之下對國家作為的設定，逐漸轉向國家與社會密切互動的模式，為治理式互賴理論所討論的情形。

由於現代行政國家應擔負起國家發展的引導角色，所以非具備應付行政需求的能力與責任不可，為了適應行政需求的急遽變化，也應該隨著時代的變遷與不同的需求，而不斷地改善行政組織、管理技術與公務人員執行公務時的態度作為等。 為因應此時代的需求，韓國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設置了「行政改革調查委員會」。而後，再設置「行政改革委員會」（一九七三年設立）、「行政調查研究室」（一九八一年設立）與「行政改革委員會」（一九八八年設立）。 然而上述四個行政改革機關在其活動期間的長短、隸屬關係的層次以及結構型態上各有不同，因此，它們所扮演的角色與表現上互有相同及相異之處。為何其在功能上會產生不同之處？為何會發生如此不同的表現呢？哪一種行政改革機關比較有效率？往後行政改革的推行，究竟哪一種行政改革機關最合適？最有成效？需求不需要分別建立「常設性」與「臨時性」的行政改革機關？這些問題都是非常值得探討，因此筆者欲對上述的行政改革機關之間作一比較研究。 由於時間、財力等限制，故本文所探討的範圍僅侷限於行政改革機關的結構面。即是，從機關的法定地位、機關結構的特性、與機關功能的分化等三方面來加以比較。但是與此三方面有關的部分像內部結構的過程面（包括機關的溝通體系與推動過程等方面）、資源方面、方案的產出方面、以及外在環境等方面的因素，將在相關部分中附帶的略加以說明。本研究的探討著重於文獻資料的研究法，藉助於有關的圖書資料，檔案等的蒐集、整理、分析與綜合，進而提出結果與建議以供實務者及研究者的參考。全文共計五章，約十萬餘言，本論文章節的編排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敘述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方法與限制、以及研究假設與設計，並闡釋行政改革之概念。 第二章為理論基礎。關述機關（制度）建立之模型，探討行政改革機關在結構方面比較變數，以及闡述行政改革機關的類型。 第三章為韓國行政改革活動之概觀。介紹韓國行政改革機關設置關之狀況、常設性行政改革機關之活動、以及臨時性行政改革機關之活動，並評估韓國行政改革活動。 第四章為機關結構面之分析比較。比較並探討各行政改革機關之法定地位、結構特性、以及功能分化等方面。 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摘要說明本研究的發現，並提出改進與建議。

中共於1949年建國時，在美蘇兩大陣營之中，基於國家的利益與意識形態選擇「一邊倒」向蘇聯。隨後由於意識形態與蘇聯相左，對於國際戰略的基礎目標不同，中蘇關係惡化改為採取「兩條線」反美反蘇。然而同時反對當時世界上的兩大強權，使得中共在外交上飽受孤立之苦，甚至有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中共意識到不能同時兩面作戰，兩霸當中總要爭取一霸，因此在共同的利益之下，與美國聯合反蘇，並提出「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政策，試圖圍堵蘇聯以維護中共的國家安全。 過去既有的學術成果當中，多數學者均認為不能僅採單一研究方法解釋中共外交政策，但在具體的研究成果當中，大多數還是僅從「國際結構」或「決策者個人」來探究。本文同時納入「國內外結構」層次與「決策者個人」層次來解釋中共外交政策，探究中共從「一邊倒」、「兩條線」走向「一大片」的演變過程中，結構因素與個人決策兩者之間的交錯影響關係。 　　本文認為雖然毛澤東的個人決策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但國家結構發展更是外交政策改變的主因，這是因為毛澤東受限於整體結構。隨著國際緊張情勢趨緩與國內逐漸重視發展，不能再以浪漫的「革命主義」為傾向，當國家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意識形態的弱化將使國家利益放在意識形態之上。隨著國家結構的發展，外交決策轉型乃是必然，是以中共過去批評蘇聯與美國「和平共處」是修正主義，但當國家的發展到了成熟階段時，期望獲得和平的環境以發展國內經濟，也走向當年蘇聯的舊路與美國和平來往。因此本文認為當國家發展到了成熟階段，相對於意識形態下的「好鬥公雞」，實質利益與經濟發展才是首要考量。

Using content analysis, and countries foreign aid to economic growth selective variables comparison, this study reassesses Taiwan (ROC) earliest economic achievement. The period considered is the early post World War II (1951 to 1965), the subject focus is the U.S. Aid investment to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its correlation to the country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Burkina Faso today. The research therefore evolves around this main objective and rais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from the US Aid were investing into Taiwa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How does it covariate with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What were intervening factors to this achievement? Which lessons are worth learning? How can, both the MDGs and Burkina Faso leadership, on the light of Taiwan’s experience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Burkina Faso? The data analysis l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ost of the USA funds for this early period went primary to fill the human capital gap, which in turn allowed the financial gap to be filling up. This finding comforts our proposed theory that filling the human capital gap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countries that still in the first stage of thei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theory, the study suggests in its conclusion, a couple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chievement in Burkina Faso. The suggested recommendations militate firstly, for a better process for financial funds disbursement and investment through a semi autonomou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secondl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uman capital bank through a national volunteer 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