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於1949年建國時，在美蘇兩大陣營之中，基於國家的利益與意識形態選擇「一邊倒」向蘇聯。隨後由於意識形態與蘇聯相左，對於國際戰略的基礎目標不同，中蘇關係惡化改為採取「兩條線」反美反蘇。然而同時反對當時世界上的兩大強權，使得中共在外交上飽受孤立之苦，甚至有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中共意識到不能同時兩面作戰，兩霸當中總要爭取一霸，因此在共同的利益之下，與美國聯合反蘇，並提出「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政策，試圖圍堵蘇聯以維護中共的國家安全。 過去既有的學術成果當中，多數學者均認為不能僅採單一研究方法解釋中共外交政策，但在具體的研究成果當中，大多數還是僅從「國際結構」或「決策者個人」來探究。本文同時納入「國內外結構」層次與「決策者個人」層次來解釋中共外交政策，探究中共從「一邊倒」、「兩條線」走向「一大片」的演變過程中，結構因素與個人決策兩者之間的交錯影響關係。 　　本文認為雖然毛澤東的個人決策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但國家結構發展更是外交政策改變的主因，這是因為毛澤東受限於整體結構。隨著國際緊張情勢趨緩與國內逐漸重視發展，不能再以浪漫的「革命主義」為傾向，當國家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意識形態的弱化將使國家利益放在意識形態之上。隨著國家結構的發展，外交決策轉型乃是必然，是以中共過去批評蘇聯與美國「和平共處」是修正主義，但當國家的發展到了成熟階段時，期望獲得和平的環境以發展國內經濟，也走向當年蘇聯的舊路與美國和平來往。因此本文認為當國家發展到了成熟階段，相對於意識形態下的「好鬥公雞」，實質利益與經濟發展才是首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