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假設，認為政府在指導投資、研發和貿易的決策，這種計畫性的指導經濟行為，對於扶植某種產業發展可能有影響力量。而政府的引導結果，又受到制度性安排以及創新政策效能的影響。在Wade針對台灣經濟發展經驗所做的研究中提出了「管制市場理論」，認為東亞新興國家經濟的亮眼表現，便是因為在政府引導下進行高度生產性投資、集中開發關鍵產業所致。經由回顧台灣、南韓資訊服務業的發展歷程，可得知於一九九○年代時兩國間的發展狀況差異仍不大（無論是政府提出的推動政策、措施、產業發展面對的困境，還是產業的發展狀況）。但到了近兩、三年來的資料顯示，台灣資訊服務業的規模至少已落後南韓達三倍以上。兩國的發展狀況真正開始出現大幅差異，始自於一九九九年後。在前文對台灣與南韓產業政策進行在政策評比時，已發現兩國政府都有將資訊服務業列入重點發展產業，同時兩國政府所採用的政策工具項目也多雷同。不過仔細深究後，卻發現南韓的產業扶植政策在選擇與跨產業整合性上較佳，也更重視並鼓勵廠商進行全球性的外銷活動。而台灣政府雖然在政策內容中有提到對外銷的重視，可是卻未對於國內廠商缺乏外銷意願的狀況提出實際的改善措施。另外，在環境面評比與產業界面評比部分，南韓也都優於台灣。這一方面除了證明直接相關的產業扶植政策對產業發展有所影響外，塑造有利於產業發展環境的政策，其對於產業扶植成功與否的影響力亦很大。資訊化與寬頻網路的佈建過程，需要受到由上而下、由政府主導推動才可能於短時間內擴大普及。另外，對照過去南韓政府扶植財團、近來扶植新創企業，與台灣政府任由業界自行發展、競爭，成為中、小型企業林立的狀況，也證明企業結構的確會受到政府相關政策影響。既然兩國政府同樣將資訊服務業列為重點發展產業、將資源集中投入扶植發展，為一種指導、計畫型態的經濟發展模式；也都有推動資訊化建設、鼓勵新興企業投入該產業。那麼，之所以會產生差距，就在於發展過程中政府在集中與引導的力量上有所差異。換言之，台灣、南韓雖然都採用集中式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但政府對該產業的態度與其扮演角色，會造成產業推動結果產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