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台灣近代的發展過程，學者主要將焦點放在國家（State） 對經濟場 域的干預或控制，尤其多著重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的策略操導，至於維繫 生產活動的兩大族群：資本家和勞工，則明顯地沒有在「經濟發展」議題 上被同時納入來進行討論；換言之，在發展過程中‘國家與資本家’及‘ 國家與勞工’的關係為何？國家透過何種方式來掌握資本家和勞工？國家 對‘個別資本家’和‘資本家聯盟’的態度是否一致？這些問題當在解讀 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時，顯然地並沒有被同時放在分析網絡中進行思考， 因此本文在解釋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時，除了探討國家的角色扮演外，還 嘗試分析國家與資本家、國家與勞工的關係，期能週延地解讀台灣經濟的 「發展經驗」。本論文以國家統合主義檢視台灣的經濟發展，藉由‘攏絡 性統合主義’和‘排斥性統合主義’兩組概念可發現，國家在追求經濟成 長的前提下，和資本家維持著‘利益的合夥關係’：此不僅體現在生產過 程中國家以財政和金融政策來施惠於資本家，國家更配合資本家來提供生 產要素（土地、資本）以利生產活動的持續進行，而在特定時空下國家亦 扮演生產者（如委託商、上游獨占廠商）的角色，和資本家構築彼此合作 的生產型態。對國家而言，施惠於資本家的目的在求國內的經濟成長。另 一方面，國家對勞工階級的排斥則體現在其長期未調整勞工的基本工資基 數，藉以避免因工資上揚而抵消了資本家的投資意願，影響經濟成長；而 工資基數的長期凍結，除了使資本家能盡量壓低勞動所得外，亦使勞工所 得遠落後物價波動，導致勞工消費能力薄弱和偏低的生活水準；此外，國 家還透過法令編織強力禁制罷工活動，在此情況下造成勞工無法藉集體行 動來改善勞動條件。 儘管如此，國家與資本家的合作關係，似乎僅止 於在生產活動的個別授受，本文從「意識型態」、「組織設計」、及「組 織控制」等三個面向可發現，國家不管是對資本家聯盟抑或勞工聯盟，事 實上都有著強烈的干預現象－－即國家企圖將二者‘轉化’為整合及動員 機制。由於聯盟本質上蘊含龐大的動員力量，基於對聯盟的疑懼和防堵， 國家並不允許有組織的聯盟擁有真正的實力，進而藉此實力來挑戰或分享 國家在政╱經資源的分配權。於是種種干預措施使得聯盟力量被真正地化 整為零，無法壯大來抗衡國家。此不僅反應在資本家聯盟身上，在勞工聯 盟方面，亦同樣可見；在國家的強控制下，資本家聯盟和勞工聯盟僅具有 象徵意義而已。

兩岸關係研究除了在方法論、理論概念層面中出現「宏觀結構」與「微觀理性」的衝突外，針對兩岸的交流互動的發展模式、政策動力、具體影響又衍生出「國家中心」與「社會中心」的爭議。這使得學術社群在解釋胡錦濤對台政策的內內容，出現了「蕭規曹隨」與「制度創新」以及「政治主宰」與「經濟誘導」等兩組對立的問題群組。 為了從方法論上建構研究分析的新框架，處理「理性與結構」的衝突，本研究採取「歷史制度主義」的認知觀點，假設「胡錦濤的理性抉擇及其政策行動，是鑲嵌於歷史情境與結構轉型的系絡內容中」。這意味胡錦濤的對台政策並非是在憑空與任意的環境條件下進行，其理性抉擇是歷史情境與結構轉型下的產物，具有「情境理性」的屬性。更重要的是，結構轉型的過程與內容，不僅提供對台政策作為的「初始條件」，也產生了「路徑依賴」的變遷與發展軌跡。 此外，中共對台政策固然有其合法性的政治邏輯與前提，但是不能忽略經濟社會因素對於政策產出的輔助性、補充性的思維；經濟社會的誘因功能雖然促成兩岸關係的互賴整合，卻難以取代國家權力的主導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對台政策的分析，不可能孤立或外在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脈絡中，應當與改革開放以來的整體規劃互為接軌。因此，「國家統合主義」的思維提供了本研究理論的切入點換言之。

本論文強調以國家中心論的觀點 並從新國家主義的研究途徑 分析臺灣地區國家與勞工之間關係 運用該新國家主義的兩個概念 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 以之比較臺灣地區不同勞工政策在自主性及能力之高低演變本論文參考諾丁傑的國家自主性類型觀點 並約化為兩個重點 一國家偏好如何強化進而取代社會導向 導向公共政策 二當前述兩者偏好不一致時 國家如何轉化社會偏好?透過國家與勞工團體對事業單位關場歇業政策及引進外勞政策兩項勞工政策偏好做論證以取得國家自主性程度評估 並進而與國家能力做關連性比較 是否國家自主性高低與國家能力強弱有必然關係 而最主要不同於以往研究論點 在不能忽略國家中心論者的論點亦即必須觀察國家在政策上的自主性 以及其執行政策的能力 避免僅以社會中心論的單面向研究途徑 而獲致對研究議題更正確及深刻的了解

本文旨在討論地方黨政機構對當地社會組織的治理動機及治理行為，以「統合主義」結合「國家能力」作為理論工具，觀察中國現階段地方黨政機構與社會組織互動的實質情況。本文認為，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目前處於國家統合主義的大架構下，地方黨政機構及官員在對經濟性中介組織進行治理時，其主要理性來自於「幹部責任制」 ，官員為確保自身政治前途，而會極力設法達到上級政府訂定的經濟指標──如「經濟增長」及「財政收入」──因而會產生「增強治理能力」和「延伸治理邊界」兩種動機，對合乎其要求的社會組織進行選擇性的治理行動，即「組織改造」或「組織創造」。文本同時提出，在地方層級，「黨」與「政府」的角色有所分化，地方政府會基於「增強治理能力」的動機，選擇是否創造一個社會組織；而地方黨組織則會基於「延伸治理邊界」的動機，決定是否將已存在的社會組織納入管制範圍，其前者是經濟性的動機，而後者則是政治性的動機，二者分別決定了政府部門與黨組織的行動方式。至於受到選擇的社會組織，因處於國家統合主義的制度環境下，通常會與政府合作作為交換利益的方式，而雙方互動的方式則是以社會資本為媒介進行的組織資源移轉。

國民黨執政期間國家社會關係為上對下威權統治關係，而後威權時期台灣國家社會關係最突出的現象為社會自主性的提昇，國家社會關係轉變為平行合作伙伴關係，經濟自由化促進政治民主化，表面上「民意」成為台灣政經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但支持台灣後威權時期民主政治發展之多元制度卻仍付之闕如，促使台灣發生類似民主民粹化現象。高漲的民意反噬民主政治賴以建立的根基—多元化民主，政治一元化論述撕裂了民主社會應有的基本共識與互信，並造成國家認同問題，筆者認為，民主民粹化現象使後威權時期台灣國家社會關係反而回到國家社會衝突對抗關係，多元與互補性認同是撫癒此種社會裂痕的主要關鍵。而缺乏制度性安排是造成此種緊張關係的主要原因，國家社會鑲嵌性不足，聯帶影響台灣整體國家能力。 後威權時期台灣所臨的困境主要在於如何以制度性安排重建國家社會鑲嵌性，社會需求、想法能循正常制度管道完全供輸至公部門，而公部門在制定重大政策時能同時整合私部門的需求與想法，但切忌以國家基礎建設能力為祭品，讓行政官僚體系無法發揮應有的效能，不僅社會鑲嵌性出現問題，也使貧富差距加大，造成社會不穩定。 台灣正處於政經轉型階段，如何以正面適切的回應解決來自全球化的挑戰，是政府和民間社會必需共同面對的問題，制度若無法成為民主政治的主要屏障，則民主化不必然保證多元社會的出現。

中國共產黨建政8年後，就宣布完成全行業社會主義改造（1949-1956），實現了公有制與計畫經濟體制，取消了中國既有的混合經濟體制與私有財產制度。然而，自70年代末期開始，一連串試圖搞活經濟的措施開啟了中國經濟制度變化的序幕，30年來，中國已經由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轉變到今日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形態。 那些力量驅動了這場變化？那些變數與其交互作用影響，變化了經濟改革的方向？通過經濟制度變化的過程，那些成果帶來經濟制度走上不歸路的效用呢？這是筆者試圖解釋的課題。 事實上，中國經濟制度的變化，是一連串政權行動者「始料未及」的變化的結果，這場制度變遷─中國由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重新回到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體制，一開始並未有指引變革行動的藍圖，變革的方向亦是在變化的過程上才漸次浮現的，它受到制度的限制，也受到偶發事件的影響，當然也就不意味是整體領導層的共識結果，它是在特定歷史結構與制度交錯相互影響下的產物。換句話說，是歷史（時間序列上的事件與變化）、制度與行動者組構了這場變遷。同時，這也是一場動態的變遷過程，變遷的路徑有來自制度遺產的影響，它也存在著路徑依賴的現象。 不過，路徑因行動者與制度安排的激勵而強化，從而實現變遷，但也在行動者基於觀念（意識形態）或利益下予以限制，從而轉折到不同的方向上。筆者認為，在中國獨特的政經體制下，路徑自我強化的現象不是內部自我激勵造成的結果，而是來自外部的因素；在路徑依賴的背後，制度結構與行動者的作用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筆者認為，改變中國經濟制度最重要的取徑，就是「雙軌制」。「雙軌制」是一項行動者非意圖的創造，它始自陳雲倡議「摸著石頭過河」，獲得鄧小平的贊同，從而形成「試點」模式，並作為該模式的指導原則。 此外，觀念的引進與衝突是這場變化過程的重要部份，像是在推動「經濟特區試點政策過程中尤為明顯；當政權領導人受外部引入的觀念的影響，產生經濟特區政策，而領導人內部也因觀念的分歧，形成足以阻滯特區試點政策的衝突；他們之間的衝突（正統派vs改革派）貫穿整個變遷過程，這也正好說明了觀念因素在中國改變經濟制度過程上的重要影響。 / 8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laimed that socialist reform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nducted. Public ownership and planned economy replaced mixed economy as well as private ownership. In the end of 1970s, however, a series of economic reform challenged public ownership with planned economy, which leads China enter into a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forces and consequences that drive economic reform. Through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ystem, which leads China’s economy into a no return road. In fact,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is an unexpected result by political regulators. Originally, it did not have a blueprint to lead the way. The direction from public ownership to mixed economy emerged throughout the reform, which is not a common consensus from the political leaders. Instead, it is dominated by history, political system as well as regulator in a dynamic way. This path dependency with institutional heritage character is the spot light of economic reform. The author claims the importance and direction of this reform is dominated by external factor. The most importance factor that change China’s economic is the launch of dual system. This system, with the slogan of “crossing the river by groping the stones along the way,” is proposed by CHEN Yun and approved by Deng Xiao-Ping. The introduction of concep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rough the reform, which can be seemed from the process during the promotion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When political regulators received outer concept and launched SEZs, internal diversity emerged that blocking the reform. Conflicts between orthodoxy and reformist can be seemed throughout reform period, influencing the fo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