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中共官方全面宣佈以"一國兩制"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總政策以 來,"一國兩制"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統一用語,中共黨,政,軍各級領導人及 宣傳媒體,莫不口徑一致地對海內外宣揚"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成為中共 對台政策的代名詞. "一國兩制"既然如此重要,那麼,"一國兩制"究係受何 因素影響形成;其具體內涵為何;在"一國兩制"總政策指導下,中共對台政 治,軍事,經濟,貿易,社會,文化等政策為何;台灣地區對中共政策的反應 ,在中共對台政策制定上的影響程度如何,這些問題都是本論文企圖進行瞭 解和分析的內容.本論文共計六章十九節,約十一萬餘字.首章為導論,旨在 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和目的,以闡述本文寫作之旨趣;並說明本論文的研 究方法及研究途徑,以陳述本文研究之架構;最後,再提出本文利用系統理 論作為全文寫作架構後,本論文的基本架構.第二章為"一國兩制"--新時期 中共對台總政策,首先將中共對台政策分為兩大時期,對"一國兩制"提出前 之中共對台政策作歷史性的回顧;其次並將自國際,國家及個人等三個層次 來分析"一國兩制"的形成背景;最後將說明"一國兩制"的形成過程,理論根 據,具體內涵及其規劃下的統一架構,期望對這個新時期中共對台總政策, 作一個全盤的分析與全面的瞭解.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為本論文的研究 重點,分別由政治軍事,經濟貿易和社會文化等三方面來探究中共對台政 策,由中共各級領導人講話與官方發表的文件來研析中共對台的政策面;其 次再由實踐面來探究中共對台政治宣傳,外交封鎖,軍事恫嚇,經貿利誘,吸 引台資,社會統戰,文化交流等面向的實際作法;最後並提出台灣地區官方 與民間對中共對台政策與作法之反應,藉以論証台灣地區的反應與中共對 台政策之間的互動影響關係.第六章為結論,首先把中共對台政策的原則不 變與策略靈活運用的情勢作一總結分析;然後據此分析來推論在台灣地區 官方可能反應下,中共對台政策的幾種可能演變,以及在雙方彼此政策推行 下兩岸關係的可能發展;最後,作者將對中共及台灣地區官方與民間在面對 兩岸未來發展時的對策和作法,提出建議.

在文化上，由於中國與臺灣有共同的歷史淵源，文化背景也極為相似，故中共企圖以文化認同對臺灣實施軟實力，透過文化交流，激發中華文化的感召力，進而提高對台政策的影響力，以達其和平統一之目的。自1980年代初期中共告臺灣同胞書出現後，對台政策之中文化政策也隨之油然而生。本文不使用多數研究文化交流所採納的軟實力概念，而採用新功能主義的觀點來探討。新功能主義認為，在低層次的交流可以帶動到高層次的交流合作之中，從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其開展了與台灣的對話與交流，台灣與中國的依賴越來越深，然而中共各項的惠台政策都沒有把台灣更帶向與中國統一。因此中共近年來著重在兩岸文化及教育交流，希望透過文化交流可以讓台灣在認知與認同更靠往中國，並且大力的倡議簽署兩岸文化交流協議。 本研究即是由以上面歸納出欲探討之問題，了解中共對台文化交流以及能否簽署兩岸文化協議？以此，本研究的內容主要分成四個部分，首先，探討文化在對台政策所扮演的腳色；其次，說明目前兩岸文化交流的類型；再次，探討兩岸文化交流協議所可能之內容以及如何看待兩岸文化交流協議；最後統合以上。本研究企圖經由上述四個部份的論述鋪陳，進一步增評估兩岸文化交流以及兩岸文化交協議簽署之困難點以及對台灣未來可能之影響。

兩岸五十多年來的隔海對峙，歷經了中共「武力解放台灣」、「和平解放台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三個對台政策演變時期，中共始終依循創黨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線，作為對台政策的理論依據。本論文是以統一戰線為主軸，採取國際政治的和戰兩手策略觀點，來研究中共在對台統一戰線上的具體作為與策略目標。文章以歷史序列為系絡，說明中共對台的實際統戰作為，並根據目標管理概念將中共統戰策略目標分為三個層次，透過民調數據的分析，評估中共對台統戰的實行成效：反獨不彰、促統有成。本文認為，北京當局若能確實理解台灣人民對自由民主和平的重視，重新檢討「一國兩制」的對台統戰政策，從實際出發，求同存異，兩岸關係將可展現穩定發展的和平前景。 / For the last fifty year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both sid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as witnessed the three stages of Beijing’s Taiwan policy. They are the Stage of “Armed Liberation of Taiwan”(1949－1954), the Stage of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aiwan”(1955－1978), and the Stage of “Peaceful Unification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wever, there is a common thread that is the concept of “united front” running through these three different stages. The concept of “united front” is normally regarded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Beijing’s Taiwan policy. By taking the approach of the “carrot-and-stick” strategy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 an analytical tool, this study aims to describe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set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toward Taiwan and what actions were taken accordingly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of “united front.” This study made use of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literature to analyze how the concept of “united front” was realiz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in the specific actions to Taiwan. The concept of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was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 an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united front” strategic objectives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levels. Finally the outcomes of the several surveys done before were utiliz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united front” strategy toward Taiw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rategy did not succeed in preventing the Taiwan’s independent movement, but it seemed to work relatively well to promote the idea of unification. The study concluded by suggesting that the peaceful futur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ould come in a stable way, should the regime in Beijing seriously consider the craving of people on Taiwan for freedom, democracy and peace, and revisit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s its measure of “united front” strategy toward Taiwan. It was urged that the differences across the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commonality must be found, and the realistic actions should be made possible.

兩岸關係研究除了在方法論、理論概念層面中出現「宏觀結構」與「微觀理性」的衝突外，針對兩岸的交流互動的發展模式、政策動力、具體影響又衍生出「國家中心」與「社會中心」的爭議。這使得學術社群在解釋胡錦濤對台政策的內內容，出現了「蕭規曹隨」與「制度創新」以及「政治主宰」與「經濟誘導」等兩組對立的問題群組。 為了從方法論上建構研究分析的新框架，處理「理性與結構」的衝突，本研究採取「歷史制度主義」的認知觀點，假設「胡錦濤的理性抉擇及其政策行動，是鑲嵌於歷史情境與結構轉型的系絡內容中」。這意味胡錦濤的對台政策並非是在憑空與任意的環境條件下進行，其理性抉擇是歷史情境與結構轉型下的產物，具有「情境理性」的屬性。更重要的是，結構轉型的過程與內容，不僅提供對台政策作為的「初始條件」，也產生了「路徑依賴」的變遷與發展軌跡。 此外，中共對台政策固然有其合法性的政治邏輯與前提，但是不能忽略經濟社會因素對於政策產出的輔助性、補充性的思維；經濟社會的誘因功能雖然促成兩岸關係的互賴整合，卻難以取代國家權力的主導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對台政策的分析，不可能孤立或外在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脈絡中，應當與改革開放以來的整體規劃互為接軌。因此，「國家統合主義」的思維提供了本研究理論的切入點換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