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成立，並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綱領中提出：「黨的奮鬥目標是領導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實行澈底的社會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並明確宣告：「中共是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克斯列寧主義（以下簡稱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戰鬥司令部…」， 足見中共成立之始，是為了消滅資本主義、反對資本家，堅持馬列主義的政黨。 二00一年七月一日在慶祝中共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中共「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將私營企業主、民營企業創業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及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與工、農、知識分子、幹部與解放軍同列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並將前述社會階層吸收到共產黨。 以「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提高黨對社會影響。」， 而在二００二年十一月中共十六大中，通過修改中共黨章決議將「三個代表」納入中共黨章，並表明中共除了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外，「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十六大後將有步驟地接納符合黨章規定的私營企業主加入中共。 並於二００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共第十屆人大會二次議中通過憲法修正案，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並列，對大陸政治具有指導性地位，保障公民合法之私有財產、保障人權。 中共總理溫家寶更表示：「將認真地付之實行」。 中共－這個在創建時期，標榜著強烈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資本家的無產階級政黨，竟然在其建黨八十年後，明確地敞開雙臂擁抱過去一直視為其鬥爭標靶的資本家！此次開放資本家入黨，對這個強調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型態的政黨而言，在中共的意識型態上的轉變實具關鍵性。 舒爾曼（Franz Schurmann）在「共產中國的意識型態與組織」書中，認為除了個人與階級外，還有組織層面的意識型態，指的是「以行動結果為導向的思想體系，其目的在於成立或者運用組織」。意即舒氏將意識型態分為：純意識型態，與實際意識型態，前者給予一整體而明晰的世界觀，後者提供個人行動以合理的工具性價值。 意識型態的變化，不僅影響人民的行為，也影響黨政幹部的行為。 此係因意識型態的結構可分為兩部分，其一為所謂核心（Core）部分，二為環繞核心外圍實踐性（Practical）部分。核心部分內容主要包含一套世界觀、歷史觀，以及用來支撐前述觀點的方法論，或由此世界觀、歷史觀延伸出來的價值觀。實踐性的部分主要提供一套引導人們去認知、判斷週遭世界的認知圖和評估圖，以及由此所延伸出來引導人實踐行動的戰略和策略設計。簡言之，核心部分主要為影響人之價值理性運作，實踐部分則影響人的策略理性的運作，指導人的實際行動。 故一個政黨或國家之意識型態的轉變將影響其在實際執行面上的政治、經濟體制等的變化。而中共的轉變與否更影響著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兩岸人民的福祉。因此，有關「中共對資產階級地位之研究」這議題，筆著以為實有詳加瞭解與探討之必要與其研究價值，進而探討中共開放資階入黨背景,目的,影響等,進而頗析中共是否變遷與變化,及對兩岸之影響。

觀察台灣近代的發展過程，學者主要將焦點放在國家（State） 對經濟場 域的干預或控制，尤其多著重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的策略操導，至於維繫 生產活動的兩大族群：資本家和勞工，則明顯地沒有在「經濟發展」議題 上被同時納入來進行討論；換言之，在發展過程中‘國家與資本家’及‘ 國家與勞工’的關係為何？國家透過何種方式來掌握資本家和勞工？國家 對‘個別資本家’和‘資本家聯盟’的態度是否一致？這些問題當在解讀 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時，顯然地並沒有被同時放在分析網絡中進行思考， 因此本文在解釋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時，除了探討國家的角色扮演外，還 嘗試分析國家與資本家、國家與勞工的關係，期能週延地解讀台灣經濟的 「發展經驗」。本論文以國家統合主義檢視台灣的經濟發展，藉由‘攏絡 性統合主義’和‘排斥性統合主義’兩組概念可發現，國家在追求經濟成 長的前提下，和資本家維持著‘利益的合夥關係’：此不僅體現在生產過 程中國家以財政和金融政策來施惠於資本家，國家更配合資本家來提供生 產要素（土地、資本）以利生產活動的持續進行，而在特定時空下國家亦 扮演生產者（如委託商、上游獨占廠商）的角色，和資本家構築彼此合作 的生產型態。對國家而言，施惠於資本家的目的在求國內的經濟成長。另 一方面，國家對勞工階級的排斥則體現在其長期未調整勞工的基本工資基 數，藉以避免因工資上揚而抵消了資本家的投資意願，影響經濟成長；而 工資基數的長期凍結，除了使資本家能盡量壓低勞動所得外，亦使勞工所 得遠落後物價波動，導致勞工消費能力薄弱和偏低的生活水準；此外，國 家還透過法令編織強力禁制罷工活動，在此情況下造成勞工無法藉集體行 動來改善勞動條件。 儘管如此，國家與資本家的合作關係，似乎僅止 於在生產活動的個別授受，本文從「意識型態」、「組織設計」、及「組 織控制」等三個面向可發現，國家不管是對資本家聯盟抑或勞工聯盟，事 實上都有著強烈的干預現象－－即國家企圖將二者‘轉化’為整合及動員 機制。由於聯盟本質上蘊含龐大的動員力量，基於對聯盟的疑懼和防堵， 國家並不允許有組織的聯盟擁有真正的實力，進而藉此實力來挑戰或分享 國家在政╱經資源的分配權。於是種種干預措施使得聯盟力量被真正地化 整為零，無法壯大來抗衡國家。此不僅反應在資本家聯盟身上，在勞工聯 盟方面，亦同樣可見；在國家的強控制下，資本家聯盟和勞工聯盟僅具有 象徵意義而已。

管理學的新趨勢是系統觀念，而今日的經濟學則偏於實證面，而不重規範面。蓋氏則 將經濟納入政治、社會合於一爐而治之，此種歷史相對觀認為：環境一變遷，所有的 學說因係基於從前的事實而發展，皆需重新修正，才能適用於今日。 蓋氏認為技術的衝擊，使得大公司興起，而且技術專家取代了以往資本家的地位，並 以廣告來操縱消費者的欲望。大公司權力的興起和生產者主權的存在，使得完全競爭 和消費者主權的假設，完全崩潰。而大公司和政府機構之間，交易的頻繁，人才的交 流，使得兩者界限模糊，這種官商聯合陣線使得軍事支出增加，並引起資源分配的失 衡。解決之道，在以教育喚起消費者的自覺，發展對抗大公司的力量，並投票予能代 表公益的政治家，冀其能追求社會福利的最大。本論文將敘述上述觀點，並予以評估 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