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大陸農 村經濟發生顯著變化。首先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其次是鄉鎮企 業的「異軍突起」。鄉鎮企業的前身為社隊企業。是公社時期「人民公社 」和生產大隊所辦企業發展而來。一九八四年社隊企業更名為鄉鎮企業。 包括：鄉、村集體、各種聯合經營、股份企業及私人企業．．．等農村企 業的總稱。一九九二年末企業數目達1909個。一九九一年，鄉鎮企業總產 值達1.16萬餘億元，佔農村社會總產值59.20%，佔社會總產值26.60%。一 九九三年上半年，在大陸國營企業一片虧損聲中，鄉鎮企業與去年同期相 比，生產總值增長76％，利稅總額增加75％，出口交易總值增長78％，這 不但使鄉鎮企業更加確立其主導大陸農村經濟的地位，進而成為大陸整體 經濟中，最富潛力的經濟體。鄉鎮企業發展模式中，溫州模是以家庭工業 為基礎，股份企業為主體的企業形式及市場經濟發達的經驗，特別引人注 意。揭開溫州的神祕面紗，可以發現溫州是發達市場經濟的代表。與中共 傳統的計劃經濟，大異其趣。中共的「十四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的道路。這給鄉鎮企業更寬廣的活動空間。預期未來的發展方向有二 ：第一，發展「外向型」企業，兼具吸引外資、技術和出口創匯的目標。 第二，鄉鎮企業的西進政策。中共的路線鬥爭隨時影響鄉鎮企業的發展， 但農村鄉鎮企業發展將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其對大陸政經結構變遷上 將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另外，鄉鎮企業的私人經濟、推行股份制和合資 制、及市場經營型態。加上，國營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及股份化，在在都顯 示，與社會主義傳統的計劃經濟，大相逕庭。可見社會主義逐漸走向退卻 的道路。更體現馬克斯主義的不合時宜。鄉鎮企業的發展為中國大陸邁向 「和平演變」提供契機。

開始於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改革有效地重整了中國大陸農村經濟。農村工業部門成為80年代中國大陸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門之一，而中國大陸農村工業的發展是以鄉鎮集體所有的企業為先導的。然而，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鄉鎮企業的外部環境開始變得日益嚴峻起來。並且，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快速發展，鄉鎮企業原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低效率問題日益顯現出來，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不斷提高的競爭力，以及中國大陸宏觀經濟的週期性問題，而顯著地降低了鄉鎮企業的效益。由於鄉鎮企業所面臨的問題的增多，一些地方政府開始意識到如果鄉鎮企業要繼續成為農村發展的強大動力，產權改革是必要的。當中央政府於1996年採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後，產權改革試點的政治基礎大大擴展了，中國大陸的鄉鎮企業也開始出現明顯的組織和所有制的改革。到2001年，以產權制度為主要內容的鄉鎮集體企業改革進一步擴大，其中涉及產權制度的改革已達90%。本論文將描述並分析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以及改制後的影響。 / In Shandong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China, rural industrial growth was led by enterprises that were collectively owned by townships and villages (TVEs).However, during the late 1980s and the early 1990s, increased competition from private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the cyclical nature of the Chinese macro-economy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profitability of TVEs. As the problems facing TVEs multiplied, some local governments began to realize that property rights reform might be necessary and desirable if TVEs are to continue to be a strong engine of rural growth. W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dopted its “Zhua-da-fang-xiao” policy in 1996, the political space for experimentation in property rights reform expanded significantly, and China’s TVEs began to undergo significant organizational and ownership changes. By the end of 2001, about 90 percent of TVEs in Shandong had undergone property rights reform. The purpose of this and its companion volumes is to describe and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property rights reform among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 in Shandong and to study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reform.

本論文分析在不同產權制度下的政府與企業關係，以蘇南鄉鎮集體企業為例，試圖回答下列問題：蘇南地區鄉鎮政府對於企業的干預一向不遺餘力，而且堅守集體所有制的精神，當它們放棄所有權時，它們要如何從私有的企業汲取充分的財政收入？而鄉鎮政府願意放棄所有權的原因又是什麼？讓出所有權的鄉鎮政府又如何維繫和私有化企業、新興私有制企業的關係？改革後的政府與企業關係和過去有何差異？ 鄉鎮幹部基於經濟表現、財政收入、意識型態的考量選擇了集體所有制。在短缺經濟、勞動力過剩的條件下，鄉鎮集體企業創造一番榮景。集體所有制下政府與企業是「依賴的侍從關係」（dependent clientelism），政府壟斷創辦集體企業所需的資源，壓制私營企業發展，維持集體企業的獨大局面。集體企業經營者必須依賴政府提供的土地、資金、勞力以及其他的行政優惠或保護。政府雖然扶植企業，但是並非建立客觀中立的投資環境，政府作為所有者，政治考量通常大於經濟理性，因此盲目負債擴大產值、企業規模。因為缺少競爭性、監督成本與訊息成本太高，政府無法有效監督、激勵企業，無法抑制企業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經濟效益低落並未讓鄉鎮政府進行改革，直到意識型態桎梏解除，鄉鎮政府才逐漸摸索改革之道，其主要的考量原因為財政收入，因為缺少現代化的稅收體系，鄉鎮政府首先改革的是小型或是虧損企業，這些企業對財政的影響不大，直到替代財政方案確定，能夠從私營企業汲取收入後，鄉鎮政府才逐漸退出企業經營活動、大幅改革所有權。因為有能力購買集體企業者有限，缺少競爭性與公開、透明的改革程序，主要是原經營者購買，在改革過程中幹部和原經營者有很大的議價空間，導致集體資產流失，而且未能切斷政府與企業間密切的關係。所有權改革後，因為稅收體系不健全，所以政府還是提供特殊利益給予個別企業，以拉攏彼此關係，所有權改革後，政府與企業關係轉換為「共生的侍從關係」（symbiotic clientelism），企業的自主性提高，政府對企業的依賴增加，但是，兩者還是建立非正式的關係，政府並非客觀中立地創立投資環境。因此所有權改革只是改變侍從關係的性質，政府並未轉型為客觀中立的發展型國家。

本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是撒拉族所經營的鄉鎮企業，研究主軸則是從撒拉族的鄉鎮企業發展情況，來探討社會文化變遷與民族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確定了經濟改革的方向，中國的經 濟發展從計畫經濟體制朝著市場經濟體制邁進，而市場經濟體制中的農村家庭承包制，使得鄉鎮企業在中國農村有了發展的契機。自八○年代以來，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經濟發展進步的最重要的推動力就是大力興辦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發展也是全縣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標誌，更是撒拉族提升本民族經濟的最佳方式。而影響循化撒拉族興辦鄉鎮企業的因素，除了整體大環境的變革使鄉鎮企業有發展機會之外，民族本身的社會文化對於鄉鎮企業的影響，更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撒拉族社會文化對於鄉鎮企業經營的正面影響為：伊斯蘭教的宗教信仰提供撒拉族積極發展鄉鎮企業的動力；多種經營的傳統符合市場經濟的供給需求；開放性與包容性使撒拉族能快速掌握機會；自尊心強使撒拉族人努力發展鄉鎮企業；傳統社會結構使撒拉族在經營鄉鎮企業也能團結互助。而其負面影響則是：自尊心強導致人人都想當老闆，鄉鎮企業規模小，不易進步；傳統社會結構使鄉鎮企業容易形成家族化現象；對學校教育接受度低導致教育水準低落，使鄉鎮企業缺乏人才。 而撒拉族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影響的。經濟因為社會與文化的因素而有發展的機會；社會與文化也因為經濟的發展而有所變遷。因此撒拉族在鄉鎮企業發展起來，經濟水準有所提升之後，撒拉族的社會與文化也因為鄉鎮企業發展的緣故，產生了獨特的變遷與適應：傳統經濟生活走向產業化，並提供剩餘勞力工作機會；對體制內的學校教育接受度提高；撒拉族婦女有了經濟獨立的機會。 撒拉族雖然因為興辦經營鄉鎮企業之後，對於學校教育的觀念有所改變，但是目前教育水準的低落仍是鄉鎮企業發展最大的問題，值得後續繼續觀察；而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撒拉族婦女很多的工作機會，使得撒拉族婦女的角色與地位開始與以往不同的變化，對於撒拉族社會可說是相當大的變遷，也是撒拉族面臨未來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

本文主要是利用中國統計年鑑、中國鄉鎮企業年鑑、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鑑及1995年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資料匯編各年版所提供的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期間大陸工業三十三個產業別之追蹤資料，研究大陸鄉鎮企業對國有企業經營績效之影響。本文所定義的國有企業經營績效，主要分為兩部分：一為大陸國有企業的獲利能力，一為大陸國有企業的生產技術效率。在大陸國有企業的獲利能力部分，本研究論文是採用固定效果模型（fixed-effect model）之迴歸模型來探討大陸鄉鎮企業的產業發展對國有企業獲利能力的影響。接著在大陸國有企業的生產技術效率部分，本研究論文則採用Battese and Coelli（1995）提出的具有轉移對數形式及可採用時序加截面數據的隨機邊界生產函數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來探討大陸鄉鎮企業的產業發展對國有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 　　本文主要的研究發現為，大陸鄉鎮企業確實對國有企業之經營績效產生不利影響。從區分的產業類別來看，大陸鄉鎮企業對國有輕工業部門經營績效之影響，已由損害獲利階段進入不利技術效率之階段，而國有重工業部門則停留在受鄉鎮企業負面影響獲利的階段，此乃由於鄉鎮企業發展階段的不同，所造成的影響結果亦有所差異。在本文之研究期間，鄉鎮企業在輕工業的發展已趨成熟，並開始積極發展重工業部門，所以國有之重工業部門依循其輕工業受影響模式，已出現獲利受到鄉鎮企業影響而下降之情形。 　　其次，本文之實證結果顯示，國有企業規模對其經營績效有顯著的助益效果。規模較大之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之重工業，確實存在顯著的規模經濟效益。亦顯現出大陸政府自一九九０年開始，希望透過國有企業資源之整合，促進其發揮規模經濟效益之政策，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期間可能已在國有企業及其重工業部門初見成效。 此外，本文之實證結果顯示，資金密集度對國有重工業部門產生不利技術效率的影響，對其獲利能力並無顯著影響。 　　雖然，本文之研究結果顯示，大陸鄉鎮企業確實對國有企業之經營績效產生不利影響，但這僅是短期之現象，本論文認為鄉鎮企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是市場競爭者外，其更應積極的被視為篩選國有企業之機制，經由鄉鎮企業的競爭壓力及短期內之不利影響，可迫使國有企業為保護其獲利不被損害及在市場上繼續生存，必須採取反應措施，而逐漸走向符合市場經濟的制度，例如讓營運不佳的企業在競爭下自市場退出、選擇適當的技術路線、發展具生產利益的產業及企業必須加強產品的創新，以獲取較高的創新利潤等回應措施。若國有企業在長期下真能依循上述模型進行調整，則國有企業之技術效率將有所提昇，並能改善其獲利低下的情況，進而達到經營績效改善。依此看來，本論文認為鄉鎮企業所發揮的是更為積極、穩定的改革力量，促使國有企業長期且持續的進行經營績效改善。 　　因此，在解決大陸國有企業經營績效的問題時，國有企業制度的改革固然重要，但若大陸政府在推行改革時，能加以考量鄉鎮企業發展此一重要因素，將大陸鄉鎮企業之發展視為篩選國有企業之機制，淘汰不適於市場機制、競爭力不足、虧損之國有企業，則長期下將可使國有企業達到經營績效改善之效果。 /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TV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Industrial-based panel data from 1995~1997 provided by various published years of the China Statistical Year Book , China Industry Economy Statistical Year Book, The data of The Third National Industiral Census of The People’s Repiblic of China in 1995, and China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Year Book　are adopted to estimate the fixed-effect model of SOEs’ profit rate function, and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of SOEs’ technical efficiency function. The primary finding is that the profit rate in the heavy industry and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light industry of China’ SOEs are both influenced negatively by the output share of TVEs, the above proves the influence of TV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SOEs has changed from profit loses to technical inefficiency, but this condition won’t exist for long because of the policie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adopted by SOEs , like relocation factors, adjustment size or any useful acts will take effect. Secondly, larger scale of SOEs, especially in heavy industry, gets higher profit rate and higher technical efficiency, the conclusion indicate that size of SOEs brings improvement of performance to SOEs. Besides, improvement of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SOEs is crossed in capital intensive, but has no effect on profitability. The above proves that SOEs will against the competition by reactions in policy, as long as longtime performance,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SOEs will make great advances. Therefor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about the performance of SOEs, besides the innovation in economic system, China should concern abou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VEs. In conclusion, China should regard TVEs not only as a competitor but also as a mechanism to sift out uncompetitive SOEs from China’s market so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SOEs can be improved to reach the crucial position in China.

人民公社制度解體後，村民自治組織成為基層管理的替代組織。村民自治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產生了積極而又深遠的影響，但是村民自治組織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鄉鎮政府的管理和基層黨支部的直接領導機制依然在發揮重要作用，甚至在有些方面居於主導地位，不可避免引起權力間的衝突，影響基層選舉的品質。本文探討九○年代以來鄉鎮企業產權改革與九○年代末逐漸成熟的農村基層民主之間的互動關係，提出對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之間的看法。 / Villagers'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substitutes for the people's communes that were disintegrated,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means for governing rural areas in contemporary China. But in the operation of villagers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s, the administration of village and town government and direct leadership mechanism of party branch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re still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or even a leading role in some aspects, which causes unavoidable power conflict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anges in the property rights of village enterprises in the late 1990’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democracy-villager self government and elections.

本論文主要目的在引用華勒斯坦世界體系理論，來探討中共改革開放後珠江三角洲與世界體系資本主義國家接觸融合所引發之社會發展效應。 　　本文係採用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進行研究。內容共計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探討改革開放的緣起與戰略設計，藉以了解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內外環境之客觀態勢與改革開放戰略設計，作為關照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而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後社會發展之依據。第三章探討珠江三角洲與改革開放戰略的關係，使與前一章形成有機聯繫關係，內容包括珠江三角洲在改革開放戰略中所扮演角色及珠江三角洲捲入體系之過程。第四章引用華勒斯坦世界體系理論歸結出之農業商業化、工業化、無產階級化，及週期性循環等具體步驟來探討改革開放後珠江三角洲的社會發展。第五章結論，檢討引用該理論探討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社會發展之合理性與適當性。 　　筆者發現在引用過程中兩者並非完全契合，需做修正，謹將不適用處羅列如次： 　　一、中共現階段仍是有一定效力的政府體系，與華勒斯坦所謂無效率、無效能甚至無力應付資本主義國家滲透之一般落後地區或國家有極大差別。 　　二、中國大陸歷經杜會主義洗禮，已對資本主義形成一定作用之反省機制後再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接觸、融合之情形，與華勒斯坦所謂一般落後地區捲入之情況不同。 　　三、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是在中共一定程度刻意設計下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故世界體系之叩關方式與途徑和華勒斯坦所謂一般落後國家被捲入之方式不同。 　　四、中國大陸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後，工業化未必發生在農業商業化過程之後，且無產階級社會出現逆向發展趨勢，故中國大陸進入世界體系未必完全依照世界體系理論歸結之步驟與過程進行。

中國共產黨建政8年後，就宣布完成全行業社會主義改造（1949-1956），實現了公有制與計畫經濟體制，取消了中國既有的混合經濟體制與私有財產制度。然而，自70年代末期開始，一連串試圖搞活經濟的措施開啟了中國經濟制度變化的序幕，30年來，中國已經由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轉變到今日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形態。 那些力量驅動了這場變化？那些變數與其交互作用影響，變化了經濟改革的方向？通過經濟制度變化的過程，那些成果帶來經濟制度走上不歸路的效用呢？這是筆者試圖解釋的課題。 事實上，中國經濟制度的變化，是一連串政權行動者「始料未及」的變化的結果，這場制度變遷─中國由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重新回到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體制，一開始並未有指引變革行動的藍圖，變革的方向亦是在變化的過程上才漸次浮現的，它受到制度的限制，也受到偶發事件的影響，當然也就不意味是整體領導層的共識結果，它是在特定歷史結構與制度交錯相互影響下的產物。換句話說，是歷史（時間序列上的事件與變化）、制度與行動者組構了這場變遷。同時，這也是一場動態的變遷過程，變遷的路徑有來自制度遺產的影響，它也存在著路徑依賴的現象。 不過，路徑因行動者與制度安排的激勵而強化，從而實現變遷，但也在行動者基於觀念（意識形態）或利益下予以限制，從而轉折到不同的方向上。筆者認為，在中國獨特的政經體制下，路徑自我強化的現象不是內部自我激勵造成的結果，而是來自外部的因素；在路徑依賴的背後，制度結構與行動者的作用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筆者認為，改變中國經濟制度最重要的取徑，就是「雙軌制」。「雙軌制」是一項行動者非意圖的創造，它始自陳雲倡議「摸著石頭過河」，獲得鄧小平的贊同，從而形成「試點」模式，並作為該模式的指導原則。 此外，觀念的引進與衝突是這場變化過程的重要部份，像是在推動「經濟特區試點政策過程中尤為明顯；當政權領導人受外部引入的觀念的影響，產生經濟特區政策，而領導人內部也因觀念的分歧，形成足以阻滯特區試點政策的衝突；他們之間的衝突（正統派vs改革派）貫穿整個變遷過程，這也正好說明了觀念因素在中國改變經濟制度過程上的重要影響。 / 8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laimed that socialist reform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nducted. Public ownership and planned economy replaced mixed economy as well as private ownership. In the end of 1970s, however, a series of economic reform challenged public ownership with planned economy, which leads China enter into a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forces and consequences that drive economic reform. Through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ystem, which leads China’s economy into a no return road. In fact,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is an unexpected result by political regulators. Originally, it did not have a blueprint to lead the way. The direction from public ownership to mixed economy emerged throughout the reform, which is not a common consensus from the political leaders. Instead, it is dominated by history, political system as well as regulator in a dynamic way. This path dependency with institutional heritage character is the spot light of economic reform. The author claims the importance and direction of this reform is dominated by external factor. The most importance factor that change China’s economic is the launch of dual system. This system, with the slogan of “crossing the river by groping the stones along the way,” is proposed by CHEN Yun and approved by Deng Xiao-Ping. The introduction of concep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rough the reform, which can be seemed from the process during the promotion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When political regulators received outer concept and launched SEZs, internal diversity emerged that blocking the reform. Conflicts between orthodoxy and reformist can be seemed throughout reform period, influencing the fo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