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青海湖本為青海蒙古人的活動，自清初中央控制青海地區以來，清朝便將其意義轉變成替中央政權服務的一項工具；祭海本為蒙古崇拜信仰的儀式之一，不定期、不定點，是蒙古內部的一種社會網絡機制，但自清廷訂下定制後，祭海成為控制蒙古人的一種手段。除此之外，清政府也利用祭海儀式來消除藏人的反抗力量，達到維持青海地區安定的目的；故祭海儀式對滿、蒙、藏等民族都有很重要的意義。祭海儀式的有效性在清代得到證實後，民國時期，不管是北洋政府或南京政府也都持續的舉行祭海，祭海因而成為有效的政治工具之一。本篇論文主要探討從清到民國的兩百多年間，祭青海湖是如何影響青海當地蒙藏等民族，及彼此的互動關係。

明清之際，各個類型的遊牧勢力團體逐步屹立於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形成了許多民族政權並存的時代，這些政權雖然彼此間的政治結構迥然有別，但在立國的基礎中，農業始終擔負著相當的比重；揆諸當時的局勢，吾人似乎不可將此僅僅視作一般人所謂的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的競賽，而應體認是各個政權存或滅的競奪時代。本論文除前言、結語外，分四章十四節，計八萬餘言。前言敘述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及相關的學術研究和資料介紹。第一章敘述青海和碩特政權形成及剖析其政權結構。第二章序述和碩特政權的擴張，討論其政權構成的基本要因。第三章從內外環境的變遷，略言和碩特由興盛而衰亡的契機。第四章探討和碩特滅亡的因素：政權結構的缺失、內外勢力的交衝，致使和碩特喪失其競爭的長處而淪亡。結語略述本研究的作者心得。本文的主要限制在於缺乏青海和碩特自身所撰述的記載，必須透過消化現存史料中的立場，爬梳出青海和碩特的角度與認識。未來的發展是運用本論文經探究而得的遊牧政權結構, 用以檢視其他遊牧社會的政權結構，釐清原始共主制與汗王制之間的蛻變關係。

位於中國西北的青海，從清末至1949年9月5日，省府西寧為中共攻陷為止，其軍、政大權一直為馬姓回教家族所控制。當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青海歸順於國民政府之下，至1945年為止，中央仍無法有效將勢力滲入青海地區。本文主要運用臺灣史政機構所開放的檔案，尤其是《蔣中正總統檔案》，探討當中央面對各地方實力派的挑戰、追剿中共，以及日本的進逼時，如何看待青海這樣一個多民族的邊疆省份，並從大背景中，探究中央在處理青海問題時的決策過程與考慮因素；而青海又是如何面對與阻擋中央勢力的滲入，以維持自身的自主性。

本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是撒拉族所經營的鄉鎮企業，研究主軸則是從撒拉族的鄉鎮企業發展情況，來探討社會文化變遷與民族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確定了經濟改革的方向，中國的經 濟發展從計畫經濟體制朝著市場經濟體制邁進，而市場經濟體制中的農村家庭承包制，使得鄉鎮企業在中國農村有了發展的契機。自八○年代以來，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經濟發展進步的最重要的推動力就是大力興辦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發展也是全縣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標誌，更是撒拉族提升本民族經濟的最佳方式。而影響循化撒拉族興辦鄉鎮企業的因素，除了整體大環境的變革使鄉鎮企業有發展機會之外，民族本身的社會文化對於鄉鎮企業的影響，更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撒拉族社會文化對於鄉鎮企業經營的正面影響為：伊斯蘭教的宗教信仰提供撒拉族積極發展鄉鎮企業的動力；多種經營的傳統符合市場經濟的供給需求；開放性與包容性使撒拉族能快速掌握機會；自尊心強使撒拉族人努力發展鄉鎮企業；傳統社會結構使撒拉族在經營鄉鎮企業也能團結互助。而其負面影響則是：自尊心強導致人人都想當老闆，鄉鎮企業規模小，不易進步；傳統社會結構使鄉鎮企業容易形成家族化現象；對學校教育接受度低導致教育水準低落，使鄉鎮企業缺乏人才。 而撒拉族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影響的。經濟因為社會與文化的因素而有發展的機會；社會與文化也因為經濟的發展而有所變遷。因此撒拉族在鄉鎮企業發展起來，經濟水準有所提升之後，撒拉族的社會與文化也因為鄉鎮企業發展的緣故，產生了獨特的變遷與適應：傳統經濟生活走向產業化，並提供剩餘勞力工作機會；對體制內的學校教育接受度提高；撒拉族婦女有了經濟獨立的機會。 撒拉族雖然因為興辦經營鄉鎮企業之後，對於學校教育的觀念有所改變，但是目前教育水準的低落仍是鄉鎮企業發展最大的問題，值得後續繼續觀察；而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撒拉族婦女很多的工作機會，使得撒拉族婦女的角色與地位開始與以往不同的變化，對於撒拉族社會可說是相當大的變遷，也是撒拉族面臨未來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