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計一冊，約八萬言，分五章十二節。 本文試圖以社會文化與政治權力結構轉變之觀點，來探討清乾隆朝回疆社會與伊斯蘭 教之關係，藉以提供吾人對當時回疆社會之了解。 第一章緒論，介紹回疆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回疆伊斯蘭化之經過，並探討回疆之名 稱起源。 第二章探討伊斯蘭教影響回疆社會文化之情形，並探討媒介人物－阿渾之地位與功能 。 第三章以其政治結構的宗教基礎為出發點，探討回疆政治權力結構轉變之情形。 第四章探討乾隆統治對伊斯蘭教政策擬定之原因、內容，及其實施結果。 第五章結論，歸納宗教與社會、政治之關係。

第一章 緒論。分三節。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和研究的範圍。 第二章 元代伊斯蘭教徒之東來。分三節。先敘述元以前伊斯蘭教徒之東來，再述 其與蒙古關係之濫觴。 第三章 元代伊斯蘭教徒在華的政治活動。分三節。首言一般伊斯蘭教徒入仕之途 徑。次言伊斯蘭教徒在中央與地方任官的實際情形，再言伊斯蘭教徒與漢 人政治勢力的消長。 第四章 元代伊斯蘭教徒在華的經濟活動。分三節。說明伊斯蘭教徒與元代財政的 關係，如何實行其對華的剝削及伊斯蘭教徒在元代的國際貿易上所扮演的 角色。 第五章 元代伊斯蘭教徒在華的軍事活動。分三節。敘述伊斯蘭教徒入直怯薛及為 軍事將領的情形，並言伊斯蘭教徒在軍事上的特殊貢獻。 第六章 結論。綜上所述，做一總結，並述其對整個元朝的影響。

台灣伊斯蘭教(臺灣仍慣稱回教)的發展自古至今分為兩個階段,即明清時 期與 1949 及以後,且皆由中國大陸遷移而來。隨著 1949 年國民黨退居臺灣以來, 數萬信奉伊斯蘭教的軍公教人員分多批次隨之來台,使伊斯蘭教(回教)在臺灣 的發展加入了新的蓬勃血脈,雖然來台原因多有悲情成分,但此卻可謂是伊斯蘭 教(回教)在近現代正式傳入臺灣之始。 作為台灣的極少數族群,僅佔台灣人口 0.23%的台灣華人穆斯林如今已有明 顯的地方化與生活化現象,隨著老一代教胞的逐漸消逝與新生代脫教問題在該群 族中日益顯現,臺灣華人穆斯林的傳承問題便尤為棘手。對於臺灣社會來講,甚 少有人留意這群在臺灣多元社會中來自他鄉的離散者,實踐著與臺灣宗教生活中 佔據主流地方的佛教、道教信仰截然不同之宗教。此番情勢與穆斯林議題在世界 範圍內的討論熱度天壤之別,但卻與台灣在世界版圖中咸少被人提及的情況不謀 而合,而這本身亦是一種「弔詭」的現象值得人們反思。 本創作是台灣首次以民族誌影像的方式,利用紀實攝影手法完成的專題圖片 深度報導,主要拍攝為北台灣華語穆斯林族群,選取台北清真寺及桃園龍岡清真 寺為田野調查點,通過在這兩座清真寺進行日常禮拜的穆斯林,尋找不同年齡 層、不同性別、不同家庭環境的拍攝對象,力圖盡可能全面的再現北台灣華語穆 斯林宗教活動及日常生活的點滴過程,并最終以展覽形式呈現於世人。 / Islam in Taiwan-usually still called Hui Religion-has developed as two stages, Ming & Qing Dynasties and after 1949, which both were origin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Since Kuomintang’s retreat in 1949, thousands of Islamic soldiers came to Taiwan, infusing new blood into Islam’s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 retreat is somewhat tragic, this could be called the formal initiation of modern Islam in Taiwan. Living as minorities in Taiwan with a population of only 0.23% in Taiwan, Asian Islam have been very much localized. Given that old Muslims are passing away and new generations are no longer believing in Islam, the problem of inheritance becomes more and more tough. In Taiwan, few people notice that these travelers have been living a different religious life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Buddhism or Taoism, which is totally the opposite compared with the world scale. However, both being ignored by the world, it coincides with Taiwan’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which is unusual and worth study. This investigative project is designed to show as realistic as possible Asian Islam’s life in Taiwan as a whole by documenting religious and daily lives of Muslims of different ages, genders and families through photography, who are mainly from Northern Taiwan. Field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in Taipei Mosque and Taoyuan City Mosque. The final product will be a photo exhibition the mass.

本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是撒拉族所經營的鄉鎮企業，研究主軸則是從撒拉族的鄉鎮企業發展情況，來探討社會文化變遷與民族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確定了經濟改革的方向，中國的經 濟發展從計畫經濟體制朝著市場經濟體制邁進，而市場經濟體制中的農村家庭承包制，使得鄉鎮企業在中國農村有了發展的契機。自八○年代以來，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經濟發展進步的最重要的推動力就是大力興辦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發展也是全縣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標誌，更是撒拉族提升本民族經濟的最佳方式。而影響循化撒拉族興辦鄉鎮企業的因素，除了整體大環境的變革使鄉鎮企業有發展機會之外，民族本身的社會文化對於鄉鎮企業的影響，更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撒拉族社會文化對於鄉鎮企業經營的正面影響為：伊斯蘭教的宗教信仰提供撒拉族積極發展鄉鎮企業的動力；多種經營的傳統符合市場經濟的供給需求；開放性與包容性使撒拉族能快速掌握機會；自尊心強使撒拉族人努力發展鄉鎮企業；傳統社會結構使撒拉族在經營鄉鎮企業也能團結互助。而其負面影響則是：自尊心強導致人人都想當老闆，鄉鎮企業規模小，不易進步；傳統社會結構使鄉鎮企業容易形成家族化現象；對學校教育接受度低導致教育水準低落，使鄉鎮企業缺乏人才。 而撒拉族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影響的。經濟因為社會與文化的因素而有發展的機會；社會與文化也因為經濟的發展而有所變遷。因此撒拉族在鄉鎮企業發展起來，經濟水準有所提升之後，撒拉族的社會與文化也因為鄉鎮企業發展的緣故，產生了獨特的變遷與適應：傳統經濟生活走向產業化，並提供剩餘勞力工作機會；對體制內的學校教育接受度提高；撒拉族婦女有了經濟獨立的機會。 撒拉族雖然因為興辦經營鄉鎮企業之後，對於學校教育的觀念有所改變，但是目前教育水準的低落仍是鄉鎮企業發展最大的問題，值得後續繼續觀察；而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撒拉族婦女很多的工作機會，使得撒拉族婦女的角色與地位開始與以往不同的變化，對於撒拉族社會可說是相當大的變遷，也是撒拉族面臨未來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

伊斯蘭教入華一千三百多年來，其顯著的適應性與適應能力在歷史進程中獲得彰明。其一為其對於他文化—中國文化的適應力，中國穆斯林成為中國儒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雙重載體，於此乃擴充了伊斯蘭於中國發展延續的可能時空。其二為其振聾發聵的適應動能，每當伊斯蘭勢衰受挫時，中國穆斯林總會發起文化復興運動以振衰起敝。中國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與伊斯蘭教的適應性實為一體兩面，欲深究中國伊斯蘭教或穆斯林史，此議題不能不探。 迄今為止，中國伊斯蘭教／穆斯林史上曾出現三波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的高潮—第一波為明末清初「學人寥落、經文匱乏」、「慨道不大著、教恐中湮」之際所起的回回「文藝復興」；第二波為清末民初國勢不振，民族自信低沈之時，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一環所起的「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第三波為一九七Ο與八○年代之際飽經反封建鬥爭與文革宗教壓抑後的宗教低迷氣氛中所起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筆者所稱）。值得留意的是，此三波文化復興運動均藉由改良式伊斯蘭教育為途徑與內涵以竟其功—第一波：經堂教育，第二波：新式回民教育，第三波：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筆者所稱）。其中第三波由當代回族主導、正方興未艾推進中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事關中國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少數民族未來發展前景，但學界卻尚未有人深入探究，因此筆者乃率先投入此十分重要且有幸躬逢其時的課題研究中，並以位居當代中國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核心且居領導地位的蘭州地區作為研究場域。 「文化復振／復興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乃指文化在不斷適應其境遇的變遷歷程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動理現象。最早提出「復振運動」一詞的安東尼．華萊士（Anthony Wallace）為其所下定義是「社會成員的一種蓄意的、有組織的、有意識的努力以建構更滿意的文化」； 並指出復振運動非罕見現象，而是人類歷史上反覆出現的特徵，同時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即符合上述定義與界說，並且屬於復興運動中的「本土運動」類型。在林頓（Ralph Linton）的定義中，本土運動乃指兩個文化接觸時，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員因外來文化的壓力，企圖保存或恢復其傳統文化的若干形相之有意的及有組織的行動。 易言之，本土運動即為文化接觸變遷衝擊下所產生的一種重整反應；此種反應則常因接觸的屬性、不同的文化結構與特殊的處境而有各種不同的表現，而這些不同的表現乃是藉以瞭解文化歷程最重要的材料。 以伊斯蘭文化為本的穆斯林社會可說是中國大社會中的小社會，以「本土運動」的視角，研究「社會中社會」及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重整反應，自具有重要而特殊的現實意義與學術意義。 本論文乃以蘭州市為經，以當代「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為緯，以回族伊斯蘭教育（即復振運動的主要路徑與內涵）—為觀察核心，自民族學視閾來探究回族伊斯蘭教育多元變遷與發展的特色和意義，並自其展變遞演中分析回族的社會文化適應問題，並以此為視窗進而分析西北都市回族「族」、「教」邊界消長、族群意識與認同之動態變遷與內在意涵—從中釐清與詮釋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與回族伊斯蘭教育之間的互動理路與意義及其前景；也再一次梳理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在中國社會中的適應機制、功能與角色。 伊斯蘭教育積極尋求適應不斷變遷的社會文化場景的主要目的，往往在於促進穆斯林文化的振興，進而促進族群意識的強化、鞏固族群內部的認同，並進而促進穆斯林族群的發展。回族主導的蘭州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跨越不同性別、年齡、職業、階層與地域，帶動了當地穆斯林文化復興的熱潮，而其若與歷史上的經堂教育、新式回民教育相較，則明顯掌握了新優勢—其型式、途徑、內涵與參與者均更為多元，也擁有新條件（回族的族、教雙重身分、意識與認同）與新資源（新科技與新媒體），但卻也存在威脅與隱憂—穆斯林群體內部的衝突、官方對宗教發展的疑慮以及復振運動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等。此外，從歷史視角進一步觀察蘭州回族伊斯蘭教育的變遷，可發現其呈現「與時遷移，應『境』變化」的適應意義；歷史上與當代的蘭州穆斯林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不同「身分」的轉換與變遷（回回／回民／回族）下所開展的伊斯蘭教育均為結合了「傳統內涵」與「當代特色」的文化適應的產物。 在今日蘭州回族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的各個場域—伊斯蘭教經學院、新式經堂教育、伊斯蘭精銳與基層女學、各類社區阿文教育班、民族幼兒園、穆斯林民辦刊物、穆斯林網站與穆斯林圖書館等均可見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再一次展現文化復興、振衰起敝的適應企圖與能力，而筆者試圖釐清的不僅是穆斯林文化復振前景的走向，更重要的是，從中歸納分析「本土運動」視角下回族等穆斯林族群的文化變遷與重整動能、機制、歷程與社會文化適應機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