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隨著世界潮流的趨勢，資訊科技的快速進步以及金融國際化、自由化，造成金融改革的合併不斷，世界主要國家的金融業者已掀起整合的風潮，冀望能藉由龐大的資金以及提供多樣化的金融商品服務來提高其經營績效。我國銀行體系代表性銀行之市場佔有率偏低。另外保險業、證券及期貨之規模亦均太小，以致於難達成規模經濟。著眼於此，亞太地區已有多國著手進行金融整合，本文就以馬來西亞、 新加坡、日本 、南韓、香港五國之金融整合，來探討我國政府未來金融改革之方向。 本研究目的在於從亞洲其他各國，在金融產業的改善方向及扮演的角色，來探討我國政府應站在何種地位幫助我國金融產業持續發展，在世界金融產業國際化、資本龐大化的趨勢下，如何與其他各國競爭。

當台灣開始邁向民主化期間，社會上普遍認為政府的管制是不正確的，整個社會瀰漫著自由化的思維，在金融體系方面也逐步解除金融壓抑轉向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但是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由於突然之間缺乏有效的監理，整個台灣金融體制開始發生一連串的金融問題，如彰化四信、國票案、地下金融、非法吸金等事件。再加上隨後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影響，造成了「本土型金融風暴」。這些事件造成了台灣國內一堆企業受到傷害而倒地不起，而這些倒地的企業，很多都是透過特殊的「政商關係」從銀行中獲得了高額貸款，然後再將這些錢拿去操作財務槓桿。但在發生如上述的金融事件後，這些企業或私人財務操作失靈導致破產，而這樣的操作失敗連帶的也就衝擊到銀行，致使銀行產生了一大筆的呆帳，使得整個金融體系產生了很大問題。 而金管會正是為了改革金融體系弊端所成立的國家機關，金管會被賦予「獨立機關」的職能，但是卻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喪失了其獨立自主性及能力。本文藉由探討金管會成立以來的諸多政策制訂與執行的面向，透過Breton的七種政府模式以及Najam的策略互動觀點來分析金管會的自主性與能力為何呈現一種低落的狀態。

本文研究問題是，為何2002年溫州金融改革方案中，僅有利率市場化政策失敗？在中國大陸威權體制下，由中央政府主導的改革為何會在地方失敗？金融體制改革被視為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重心之一，利率市場化更是討論的焦點。而溫州早於1980年代，即自行於農村信用合作社（農信社）推動利率市場化，2002年更被中央列為全國唯一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其中一項改革內容即為農信社利率浮動改革，但改革最終於2004年被中央宣佈停止。本文以斷裂式威權體制的框架，分析中央、省、市三個層次中，不同行動者面對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邏輯，探究支持與反對改革的行動者邏輯交織下，如何影響改革結果。本文認為，由於中央考量其他行動者利益，未能貫徹改革，地方亦缺乏足夠誘因提出相關政策配合，兩者邏輯互動下使改革成效有限，未達目標，迫使中央停止改革。

台灣、泰國與馬來西亞這三個國家分別在1997年與1998年遭受到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這三個國家也都分別採取了相關的政策進行金融改革。但是在危機發生五、六年的時間之後，這三個國家的金融改革成效卻出現了差異。因此本論文最主要的問題即在於：這三個國家金融改革成效出現差異的最主要原因為何？為了有效分析與解答這一問題，本研究透過三研究層次的建立：制度(治理結構)、組織(監理架構)與市場(金融體系)，以及四個主要概念的釐清：自主性(autonomy)、職能(capacity)、透明化(transparency)與問責(accountability)，建構出所謂的「ACTA理論」(ACTA Theory)。 本研究主要論點為：台灣、泰國與馬來西亞這三個國家金融改革成效出現差異的原因在於，這三個國家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不同所導致。泰國在危機之後，有了一部新憲法，並啟動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大幅提昇了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使得泰國的金融改革成效為這三個國家中最好的。馬來西亞在危機發生之後，並未進行政治改革，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與危機發生之前相比，並未有明顯的改進，也因此其金融改革的成效為三個國家中最差的。至於台灣雖然在危機發生之後，出現了首次的政黨輪替，順利啟動了相關的改革工作，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也有些許的提升，但是改善的幅度不如泰國，也因此台灣的金融改革成效位居三個國家之中。因此，若要有效進行金融改革，相關的政治改革是必要的，只有當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獲得提升，金融改革才得以發揮其效用。 / The thesis focuses on the domest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key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actors in Taiwan, Thailand, and Malaysia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s we know, Thailand and Malaysia were attacked seriously by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Meanwhile, also affected by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many Taiwanese enterprises have reported serious problems in their financial structures and suspended their payments of loans to the banks. What happened in Taiwan, Thailand and Malaysia after the crisis? Though these three countries were all attack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but with different hurts. Thailand seemed to be the worse, and Taiwan was better than Malaysia. In addition to, all these three countries adapted financial reform policies after the crisis, but still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recovery. Malaysia had a fast recovery, but short-term and unstable. Thailand recovered slowly but strong and stable. Taiwan speeded up the reform after the first party turnover in 2000. What are the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reform differences in Taiwan, Thailand, and Malaysia? Why did these three countries go in different ways on recovery?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 develop a theory, called “ACTA Theory”. I use these four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autonomy, capacity,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ACTA), and three analysis levels to analysis the financial reform in Taiwan, Thailand, and Malaysia. The first level is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cluding the bureaucracies, politicians, political parties, conglomerates, and local factions, etc. The second level is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agency, like Central Bank, Ministry of Finance, or other financial restructuring authority, like FRA, CDRAC, TAMC in Thailand, Danaharta, Danamodal, CDRC in Malaysia, and 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 in Taiwan. The third level is the financial system, including the banks, finance companies, and merchant banks, also the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plan. In conclusion, the ACTA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will influence the ACTA of regulatory framework from the top,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will influence the financial system jointly. Therefore the ACTA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are critical for financial reform.

論文提要 　　本論文第一章首先說明，筆者之所以選擇行政院金融改革專案之資本市場改革措施，作為4C策略行銷理論檢驗對象之研究動機。就研究範圍而言，則明示係以資本市場中之國際投資人—外資為切入點，作為論文之研究主軸。此外，就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之說明，將有助於讀者明暸本研究之主、客觀情境及其限制。 　　論文的第二章則針對本論文探討的核心課題—以外資投資我國資本市場角度，研究資本市場行銷現況及發現進行國際行銷之必要性。 　　第三章彙整介紹論文之基礎理論架構—4C策略行銷理論，分析探討理論形成之文獻資料，俾憑為本論文後續研究之基礎。本章除了分別介紹「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及「行銷內隱交換成本」，並說明如何處理「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機成本」及「專屬陷入成本」之常用方法。 　　第四章介述本論文以4C策略行銷理論所檢驗對象—行政院金融改革專案之資本市場改革措施，作為進一步運用4C策略行銷理論，管理四種交換成本之角度加以分析，發現各該改革措施所具有的行銷功用。 　　第五章則是以4C策略行銷理論的管理四種交換成本為分析主軸，彙整十五項改革措施中那些是「可降低外資投資搜尋成本之改革措施」、「可減少外資投資道德危機成本之改革措施」、「可創造外資與我國資本市場間專屬資產之改革措施」及「整體降低我國資本市場之於外資投資之外顯單位效益成本之改革措施」。 　　在第六章結論與建議中，分別以「表6-1資本市場十五項改革措施是否具有管理交換成本功用」、「圖6-1資本市場4C策略行銷重要影響因素」及「圖6-2執行資本市場4C策略行銷循環」，呈現本論文之研究成果—發現金融改革專案之資本市場改革措施，就提昇外資投資我國資本市場而言，所具有之行銷功用，並提出資本市場4C策略行銷重要影響因素，繼之構想如何執行資本市場4C策略行銷循環，供資本市場主管機關或各類型業者從事行銷活動之參考。

為解決台灣銀行家數過多所造成的惡性競爭及提昇銀行競爭優勢，我國政府積極致力金融改革，二○○一年的第一波金融改革，提出金融體制改革七大方向，其中「金融控股公司法」在二○○一年十一月一日生效，對台灣金融市場生態影響至深；超過四十家以上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陸續加入金融控股公司，至二○○二年共計十四家金控公司先後成立。 然金控公司成立以來，尚未見到明顯合併綜效，對於金融機構家數過多所造成經濟規模無法作大、競爭優勢無法提昇的局面，亦未獲改善，有鑑於此，政府在二○○四年十月提出第二波金融改革政策，揭示四大方向，包括（一）金控公司家數減半（二）公股銀行數目減半（三）三家大型金融機構的資產市佔率逾一成（四）一家公股銀行由外資經營或海外掛牌，顯示金融整合的勢在必行。因應經營環境變遷，台灣金融機構紛紛借鏡外商金融機構的經營模式，或者重金禮聘外商團隊，抑或委聘外商管理顧問公司進行組織改造，冀圖得以提昇競爭力，於整合潮流中勝出。 全球企業組織改造源於九○年代，改造案例層出不窮，但改造失敗的案例亦高達五成到七成，而真正改造成功的案例也僅佔十五﹪左右。根據研究分析，組織改造成功的關鍵因素主要是”人”的因素，包括領導者的以身是則，組織成員的參予與投入，唯有如此，改造的步伐才可快速竟功。至於組織改造的架構，根據萬以寧先生提出的看法，可以歸納為（一）願景與策略的規劃（二）配合新策略，進行組織重整（三）運用資訊進行系統及流程的重建（四）透過人才開發達成思維模式轉變及組織活性化；因此改造的重點包括資訊科技的提昇，及人力資源管理的提昇。日本新生銀行浴火重生的成功案例，都可以印證以上的論述。 近年來台灣金融機構進行組織改造工程案例中，個案銀行－彰化銀行委請ING集團進行三年期的營運改造工程，較為引人側目，主要是該行早期與一銀、華銀並列，為台灣三大商業銀行，在眾家業者搶搭金控列車，該行選擇改造一途，另外改造工程屬全面性，影響也較大。綜合文獻與案例，對於台灣金融業的應變圖強，提出以下的結論與建議： 一、 聚焦核心資源及核心業務，創造競爭優勢 二、 強化行銷策略，落實顧客導向、差異化的行銷策略 三、 強調風險管理、公司治理 四、 重視人力資源管理 五、 強化資訊系統的功能 六、 建立學習型的組織文化、養成快速應變的組織力。

自一九八○年代以來，金融國際化與自由化已成為時代趨勢，然而市場過度競爭的結果，卻是各國金融危機頻傳，我國亦難以倖免。一九八五年，存款保險條例公布施行，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亦隨之成立，是為我國存款保險制度之始。但因我國金融市場開放過速，相關法規又未臻健全，政府依舊仰賴概括承受之模式以弭平金融風波，致存款保險所能發揮之功能十分有限。所幸自彰化四信事件後，各界均已體認到存款保險之重要性，政府亦試圖建構完整之問題金融機構處理機制，包括一九九九年存款保險條例修正、二○○○年銀行法修正，以及二○○一年之「金融重建三法」等，以回歸市場經濟之正軌。 我國之存款保險制度乃師法自美國，金融重建基金之設置亦以美國之「清理信託公司」（RTC）為藍本，故本文除就存款保險之沿革及基本概念、問題金融機構之定義及認定等作一介紹外，主要係藉由檢視與對照美國及我國之問題金融機構處理機制，以及分析彰化四信、中興銀行、卅六家基層金融機構（二○○一年）等案例之事件經過與處理爭議，來探究我國現行制度不足之處及主管機關在實務運作上所面臨之困境與挑戰。最後，針對金融重建基金退場，存款保險制度回歸限額保障之原始功能後所面對之金融改革賡續問題，爰就金融監理、金融機構內部管理、存保機制以及其他法制之配合等層面提出建議，以作為本文之結論。

台灣的金融體制從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建立之後，隨著政治與經濟的發展而開始逐漸自由化。雖然經過80年代末期的第一波金融自由化，一直到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的第二波自由化與兩次金改，但事實上過去由政府完全抓牢的金融體系一直未改變政府影響力持續介入的現狀。國民黨的改革與民進黨的金融改革，都是在金融體制在面對因為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的結果所產生的新問題極需改善的壓力之下，政府一邊改革、一邊換一種新的方式去想辦法抓住金融利益的結果而已。金融改革在表面上是為了要解決所浮現的金融問題，但實際上卻是政府換個掌控方式去攫取金融利益的表現，而民進黨政府一連串金融改革所引發的爭議也是由於民進黨政府太過於想要藉改革之名來接收過去國民黨所享有的金融利益而引發。雖然經濟發展確實帶給金融體系必須配合經濟環境演進的改革壓力，但是政治上的鬆動對金融資源的引用才是決定金融改革方向的關鍵因素。國民黨的金融改革與民進黨的金融改革，都是在金融體制因為經濟發展的局勢不得不進一步改革的壓力下，政府一邊改革、一邊換一種新的方式去想辦法抓住金融利益的結果而已。金融改革在表面上是順應經濟發展與金融問題之所需的結果，但實際上卻是政府換個掌控方式去攫取金融利益的表現。 在本研究的發現與結果中，我們可以預見到，將來的金融改革不論執政黨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改革的政策不論是偏向效率或是偏向公平，只要政府依然在金融改革的幕後扮演著掌握全局的角色，那麼台灣的金改永遠都將是持續引發爭議與弊端的。在這樣一個正式監督機制缺乏的情形下，唯有仰賴台灣的「民主政治」能夠進步成熟、茁壯發展，來對政府的改革作為提供強力的監督，讓政府在做出對的事情之後能夠得到肯定、做出錯的事情之後能夠得到懲罰，才是將未來台灣金改弊端減至最低的一個可行的方向。

本文的研究問題為「同樣在國家介入引導的經濟發展過程下，是什麼原因使台灣與韓國在1998-2008之間金融改革的政策制定過程出現差異？」。藉由Oliver Williamson的四層次研究法，本文將台灣與韓國的金融改革分為社會鑲嵌、制度環境、治理機制、資源分配四層次，並藉此了解制度環境設計對行為者的能力給與或限制，也通過檢視政策制定過程中行為者的互動來了解金融改革的推動與資源分配。本文分開檢視四個層次的內容，再綜觀探討層次間的相互影響。政策的制定雖然是行為者之間的角力，但是同時也必須看環境賦予行為者的能力與限制，這是在分析任何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時都必須注意到的。在台灣與韓國，因為制度的設計，使得總統可以主導政策的立法與執行。但是因為非正式制度的環境因素影響，使陳水扁與金大中兩位總統在政策的推動上有很大的差異。同時，因為台灣與韓國的政黨體系、財團結構不一樣，加上金融改革推行時的環境也不同，因此最後兩國改革的成果呈現很大的差異。此外，針對金融改革是否解決了原本的問題，本文也藉由國家主權債信評等以及金融機構的逾放比等指標來做出評比。藉由分析比較文獻，本文討論出主要是由於兩國的制度環境給與兩國的行為者不同的能力與限制，致使行為者在政策制定的治理機制層次擁有不同的考量，進而影響了政策執行的結果。 / This thesis ponders ov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 under the same process of state le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at caus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for financial reforms between Taiwan and Korea in the decade 1998 – 2008? Applying Oliver Williamson’s “four-levels of social analysis,” this thesis divides the financial reforms in Taiwan and Korea into embeddednes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mployment. Through level analysis, we will come to understand how design of the institution setting gives or restricts the capability of political actors. Even though policy making is a competition of force among actors, contextual restrictions and endowments on actor capability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t the same time, as it is a notable factor in policy formation and execution. Due to institution design, the president dominates policy making and execution in both Taiwan and Korea. However, due to influence from informal institutional setting, Chen Shui-Bien and Kim Dae-Jung demonstrated great differences on the movement of policy. Moreover, because of differences in party system, conglomerates and the setting for financial reform, the outcome of reform shows a wide difference in the two countries. Regarding the issue of whether financial reform resolved the basic problem, this thesis grounds its evaluation based on indices such as sovereign rating and percentage of non-performing loans of financial units. Through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existent literature, this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at the difference in institution setting provides actors in the two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capabilities and restrictions, which generates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in actors on the governing level and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policy execution.

當代社會運動研究有三大途徑，「政治過程理論」探討運動所鑲嵌的政治機會和限制，「資源動員理論」強調正式與非正式組織匯集、轉化資源的能力，「新社會運動理論」關注行動者的理念與文化因素對運動的形塑過程。二○○二年十一月廿三日，超過十二萬名農漁民走上台北街頭，抗議政府企圖消滅農漁會，使民進黨政府面臨執政後最大的統治危機。本文企圖結合政治過程理論與資源動員理論，探討農民抗爭背後的政治機會結構，農漁會與「農漁會自救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對農金政策的影響。 從政治機會結構觀察，以農會及以在野黨為主的政治聯盟利用政府不同部門的利益矛盾，迫使行政院放棄原有的政策；由財政部主導的金融改革小組一開始便未考量農會代表的意見，在正常溝通管道被封閉的情況下，農會自然只能透過體制外的抗爭企圖影響政策。從動員結構來看，農漁會既有的組織網絡降低了抗爭的組織成本，但其獨特的人脈化特質，很難成為其他集體行動仿效的對象。面對來自農會體系的反彈，民進黨政府迅速以農業金融法的制定釋出善意，但在相關制度未改變的基礎上，將設置的全國農業金庫與農會體系間其實存有嚴重的制度衝突。而「一一二三與農共生」運動的事過境遷，也代表重新檢討農村福利體系機會的再次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