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社會運動研究有三大途徑，「政治過程理論」探討運動所鑲嵌的政治機會和限制，「資源動員理論」強調正式與非正式組織匯集、轉化資源的能力，「新社會運動理論」關注行動者的理念與文化因素對運動的形塑過程。二○○二年十一月廿三日，超過十二萬名農漁民走上台北街頭，抗議政府企圖消滅農漁會，使民進黨政府面臨執政後最大的統治危機。本文企圖結合政治過程理論與資源動員理論，探討農民抗爭背後的政治機會結構，農漁會與「農漁會自救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對農金政策的影響。 從政治機會結構觀察，以農會及以在野黨為主的政治聯盟利用政府不同部門的利益矛盾，迫使行政院放棄原有的政策；由財政部主導的金融改革小組一開始便未考量農會代表的意見，在正常溝通管道被封閉的情況下，農會自然只能透過體制外的抗爭企圖影響政策。從動員結構來看，農漁會既有的組織網絡降低了抗爭的組織成本，但其獨特的人脈化特質，很難成為其他集體行動仿效的對象。面對來自農會體系的反彈，民進黨政府迅速以農業金融法的制定釋出善意，但在相關制度未改變的基礎上，將設置的全國農業金庫與農會體系間其實存有嚴重的制度衝突。而「一一二三與農共生」運動的事過境遷，也代表重新檢討農村福利體系機會的再次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