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民宿之加盟與經營 / Situated in Southeast Asia, Malaysia is a popular tourist destination attracting travel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urrently in the tourism accommodation industry, traditional hotels are the main form of lodging available. Bed and Breakfast have been long established in Europe, America and most recently in Taiwan. Such lodging has its unique appeal as it offers a friendly and warm environment for tourists to interact and live with local families. In addition, bed and breakfast usually help local communities as it is a form of employment and source of income for families. Cozy Homes Bed and Breakfast aims to be the leading network of Bed and Breakfast in Malaysia offering high quality and comfortable accommodation to travelers. The business will consist of 2 units 1) Bed and Breakfast Model Home – this will be the first in Malaysia and 2) Marketing Services Unit – focused on brand build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franchise. The business model is scalable as recruitment of each new franchisee requires minimal investment from Cozy Home. Upon successful execution of the business plan, and if sales targets are achieved, the business will be profitable startin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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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共一冊，計七萬字，分六章。 本文企圖由協合式民主理論的角度來剖析馬來西亞聯盟與國陣政府聯合的性質。協合 式民主理論的精髓，是在分岐的社會中，藉著精英間彼此有意的聯合來達成社會穩定 的一種制度。而其維繫與否，最主要的則視精英間聯合的程度與能否有效處理群眾參 與所產生的政治壓力而定。基於此乃對章節作如下的安排：首先從事協合式民主理論 的介紹；再就當地多元社會的情形及形成原因作一探討；第三章則介紹聯盟與國陣的 歷史發展及其性質；第四、五兩章則進一步對限制性的政治參與及精英聯合的性質作 一剖析；最後則嘗試性的作一綜合評論。

本論文的主題是討論馬來西亞自獨立建國以來（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五年），在西馬 來西亞（馬來亞半島）地區兩大種族─華人與馬來人之間政治關係的演化情形。 我們選擇獨立建國（一九五七年）作研究的期限的起點，其理由是：一九五七年馬來 亞聯合邦制憲獨立由殖民地蛻變成主權國家，當地的居民由殖民政權下的屬民(subje cts)躍身為主權國家的公民(citizens)。因此，我們把一九五七年獨立憲法作為基準 點，來檢討十八年來西馬地區華巫兩族居民，如何以公民的身份來分享這個國家的政 治權力。 西馬地區除了人數相當的華巫兩族（華人約佔百分之三十七、馬來人約佔百分之四十 九）之外，尚有佔全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印度人，及少量的他種人，本論文為了突出 華人和馬來人的關係，在許多地方都忽略了印度人和他種人的表現和動態，這樣是會 影響到研究結果的。但是，這是由於資料來源的限制，使筆者不得不作這種抉擇。 馬來亞的多元社會有兩種與眾不同的特點，第一，這是一個以華人與馬來人為多數種 族兩極化的多元社會，這兩大種族各有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及社會制度，兩者之間極 端缺乏共同性，很難進行種族同化與融合。第二，這是一個自一九三○年之後逐漸穩 定成形的多元社會，土生的移民後代大量出現，據一九七四年統計所顯示的人口特徵 是馬來西亞（包括東馬西馬）社會全人口百分六十四是二十四歲以下的青少年，是非 常年輕的社會，也可說是精力充沛變化潛能鉅大的社會。 華人和馬來人的政治關係是本論文的主題。本論文中所指涉的政治關係是包括華巫兩 族在政治生活中所發生的各種交往、競爭和衝突。 本論文的章節安排是參考K. J. Ratnam一九六五年出版的「馬來亞的社群主義與政治 過程」(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的章節而確定。這本 書是早期研究馬來亞獨立後種族政治關係的重要書籍之一。這本書把華巫之間政治地 位的問題如憲制政府、公民權、馬來人特殊地位、華人合法權益列為專章討論，把政 治活動及選舉中華巫兩族的表現，作為觀察憲制內華巫合法競爭的依據，自一九六○ 年代末期起，西馬地區華巫之間產生一連串劇烈的政治爭端；如爭取華文官方語運動 ，李光耀提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號召，及一九六九年「五一三」華巫種族血 流大衝突，使得華巫政治關係由和緩平靜變成激烈沸勝。一九七○年之後馬來西亞政 府採行修改憲法、新經濟政策、徹底馬來化教育制度，以及文化同化政策來重新安排 華巫政治關係。筆者試以Ratnam氏所論述的華巫政治關係（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為基礎，比較觀察經過「五一三」事件之後，華巫政治關係產生怎樣的變化，進而 檢討自建國以來，十八年間，華巫關係演化的經過及原因。

本論文的主題是討論馬來西亞自獨立建國以來（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五年），在西馬 來西亞（馬來亞半島）地區兩大種族─華人與馬來人之間政治關係的演化情形。 我們選擇獨立建國（一九五七年）作研究的期限的起點，其理由是：一九五七年馬來 亞聯合邦制憲獨立由殖民地蛻變成主權國家，當地的居民由殖民政權下的屬民(subje cts)躍身為主權國家的公民(citizens)。因此，我們把一九五七年獨立憲法作為基準 點，來檢討十八年來西馬地區華巫兩族居民，如何以公民的身份來分享這個國家的政 治權力。 西馬地區除了人數相當的華巫兩族（華人約佔百分之三十七、馬來人約佔百分之四十 九）之外，尚有佔全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印度人，及少量的他種人，本論文為了突出 華人和馬來人的關係，在許多地方都忽略了印度人和他種人的表現和動態，這樣是會 影響到研究結果的。但是，這是由於資料來源的限制，使筆者不得不作這種抉擇。 馬來亞的多元社會有兩種與眾不同的特點，第一，這是一個以華人與馬來人為多數種 族兩極化的多元社會，這兩大種族各有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及社會制度，兩者之間極 端缺乏共同性，很難進行種族同化與融合。第二，這是一個自一九三○年之後逐漸穩 定成形的多元社會，土生的移民後代大量出現，據一九七四年統計所顯示的人口特徵 是馬來西亞（包括東馬西馬）社會全人口百分六十四是二十四歲以下的青少年，是非 常年輕的社會，也可說是精力充沛變化潛能鉅大的社會。 華人和馬來人的政治關係是本論文的主題。本論文中所指涉的政治關係是包括華巫兩 族在政治生活中所發生的各種交往、競爭和衝突。 本論文的章節安排是參考K. J. Ratnam一九六五年出版的「馬來亞的社群主義與政治 過程」(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的章節而確定。這本 書是早期研究馬來亞獨立後種族政治關係的重要書籍之一。這本書把華巫之間政治地 位的問題如憲制政府、公民權、馬來人特殊地位、華人合法權益列為專章討論，把政 治活動及選舉中華巫兩族的表現，作為觀察憲制內華巫合法競爭的依據，自一九六○ 年代末期起，西馬地區華巫之間產生一連串劇烈的政治爭端；如爭取華文官方語運動 ，李光耀提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號召，及一九六九年「五一三」華巫種族血 流大衝突，使得華巫政治關係由和緩平靜變成激烈沸勝。一九七○年之後馬來西亞政 府採行修改憲法、新經濟政策、徹底馬來化教育制度，以及文化同化政策來重新安排 華巫政治關係。筆者試以Ratnam氏所論述的華巫政治關係（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為基礎，比較觀察經過「五一三」事件之後，華巫政治關係產生怎樣的變化，進而 檢討自建國以來，十八年間，華巫關係演化的經過及原因。 /

離散者是全球化社會中越來越多的族群，這些離散族群以高科技的器具與家鄉聯繫，更快地獲知家鄉的消息。但是，在這資訊無障礙的時代裡，鄉愁是否就會消失了呢？本研究從自身的經驗衍生，想探討什麼原因造成「鄉愁」的發生與消減。 在全球人口以及資訊迅速流動的時代，當資訊鄉愁可以輕易被克服後，目前的鄉愁到底呈現怎樣的面貌，是本研究想深入了解的課題。另外，本研究也希望瞭解全球化時代下離散的馬來西亞華人用何種情懷來看原鄉中國和家鄉馬來西亞，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馬來西亞華人這個身分。有鑑於此，本研究以馬來西亞華人的鄉愁為主軸，藉由文本分析以及深度訪談法，來找出科技在馬來西亞華人生活變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本研究發現，地方型塑了一個人的生活經驗、記憶以及想像，受訪者的鄉愁，是曾經生活過的地方。而社會的變遷造成不同時代不同世代的馬來西亞華人有不同的鄉愁投射對象，第一代以及第二代的馬來西亞華人會對中國存有血緣鄉愁或者文化鄉愁，但是第三代開始開始把馬來西亞視為自己的家，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 時間與地理的距離不會影響馬來西亞華人的身分認同，但是會增加或改變他們的其他認同，例如文化認同。此外，本研究也發現，時間與地理距確實會改變離散者與家鄉的關係，短時間的缺席可以有效地改善了人與家鄉的關係，但是長期的缺席，卻無可避免會帶來真實的疏離。科技的便利雖然讓溝通變多，但是卻無法改變真實世界中時間與空間的距離。現代科技在虛擬的網路空間製造了大家同在的「親密感」，打破了「親密」必須在場的舊觀念，但是這樣的親密感在長時間分離的狀態下還是會被瓦解。科技、離散、鄉愁與認同是四個相互影響的因素，改變了現代社會的鄉愁面貌。與其要消除距離，不如正視距離的價值。因為有了距離，衝突得以減少、情感得以加溫、鄉愁得以發生。

語氣詞在華語母語者的對話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語言因為時間和空間的遷移，也會產生不同的變化。因此本文針對兩個華語使用區域─台灣和馬來西亞的華語語氣詞使用異同。 本文採用情境構擬的方式對30位受試者採集貼近真實的語料。情境構擬實驗以齊滬揚(2002)提出的六大語氣分類為本，加上感嘆、或然及提醒類的情境，設計出九種類型語氣的題目進行實驗。本文更依據情境構擬語料結果中找出台灣地區常用的六種語氣詞，與中央平衡語料庫的語料進行對比，進一步確認語氣詞功能是否一致。 台馬兩地常用的語氣詞，其中相同的語氣詞有：「啊、吧、嗎、了、誒」，台灣獨有的「哦」及馬來西亞常用的「咧」。其中，「了」雖然兩地皆用，但發音不同，台灣發為「lɤ2」，而馬來西亞發為「liau3」。本文找出的常用語氣詞和過去學者統整的有相同和相異之處，判斷原因有三個：一、資料來源不同；二、語言變化(時間和空間的影響)；三、區域性差異。 / Modal particles are very important in Mandarin Chinese. By just adding one modal particle to a sentence, speakers are able to express their various feelings, moods or attitude. Language always changes because of differences in time and spac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wo areas of Mandarin usage, Taiwan and Malaysia, to discover the differences in use of modal particles between them. In this study, we attained authentic materials by 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with 30 subjects. The situational conversation based on Qi (2002) mentions 6 kinds of traditional modals plus 3 types (sigh, contingent and reminder) which are used to design a modal particle experiment. This study not only focuses on authentic materials, but also uses Sinica Corpus to verify the functions of the modal particles. The common modal particles used in Taiwan and Malaysia are “a, ba, lɤ, e”. One that is only used in Taiwan is “O”, and in Malaysia is “le”. Although these two countries actually use “le”, the pronunciation is different.

台灣、泰國與馬來西亞這三個國家分別在1997年與1998年遭受到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這三個國家也都分別採取了相關的政策進行金融改革。但是在危機發生五、六年的時間之後，這三個國家的金融改革成效卻出現了差異。因此本論文最主要的問題即在於：這三個國家金融改革成效出現差異的最主要原因為何？為了有效分析與解答這一問題，本研究透過三研究層次的建立：制度(治理結構)、組織(監理架構)與市場(金融體系)，以及四個主要概念的釐清：自主性(autonomy)、職能(capacity)、透明化(transparency)與問責(accountability)，建構出所謂的「ACTA理論」(ACTA Theory)。 本研究主要論點為：台灣、泰國與馬來西亞這三個國家金融改革成效出現差異的原因在於，這三個國家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不同所導致。泰國在危機之後，有了一部新憲法，並啟動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大幅提昇了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使得泰國的金融改革成效為這三個國家中最好的。馬來西亞在危機發生之後，並未進行政治改革，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與危機發生之前相比，並未有明顯的改進，也因此其金融改革的成效為三個國家中最差的。至於台灣雖然在危機發生之後，出現了首次的政黨輪替，順利啟動了相關的改革工作，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也有些許的提升，但是改善的幅度不如泰國，也因此台灣的金融改革成效位居三個國家之中。因此，若要有效進行金融改革，相關的政治改革是必要的，只有當治理結構與監理架構的ACTA獲得提升，金融改革才得以發揮其效用。 / The thesis focuses on the domest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key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actors in Taiwan, Thailand, and Malaysia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s we know, Thailand and Malaysia were attacked seriously by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Meanwhile, also affected by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many Taiwanese enterprises have reported serious problems in their financial structures and suspended their payments of loans to the banks. What happened in Taiwan, Thailand and Malaysia after the crisis? Though these three countries were all attack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but with different hurts. Thailand seemed to be the worse, and Taiwan was better than Malaysia. In addition to, all these three countries adapted financial reform policies after the crisis, but still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recovery. Malaysia had a fast recovery, but short-term and unstable. Thailand recovered slowly but strong and stable. Taiwan speeded up the reform after the first party turnover in 2000. What are the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reform differences in Taiwan, Thailand, and Malaysia? Why did these three countries go in different ways on recovery?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 develop a theory, called “ACTA Theory”. I use these four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autonomy, capacity,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ACTA), and three analysis levels to analysis the financial reform in Taiwan, Thailand, and Malaysia. The first level is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cluding the bureaucracies, politicians, political parties, conglomerates, and local factions, etc. The second level is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agency, like Central Bank, Ministry of Finance, or other financial restructuring authority, like FRA, CDRAC, TAMC in Thailand, Danaharta, Danamodal, CDRC in Malaysia, and 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 in Taiwan. The third level is the financial system, including the banks, finance companies, and merchant banks, also the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plan. In conclusion, the ACTA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will influence the ACTA of regulatory framework from the top,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will influence the financial system jointly. Therefore the ACTA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are critical for financial reform.

李光耀於1954年成立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 PAP），1959年成為新加坡首任總理，在馬來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之鼓吹下，李光耀同意將新加坡併入馬來西亞聯邦。新加坡在1962年舉行公民投票之後，終於在1963年7月8日於倫敦簽署「馬來西亞協議」（Malaysia Agreement），馬來西亞聯邦正式於1963年9月16日成立。但由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在許多議題方面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在短短兩年之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協議分裂。 至今新馬分裂已有41年，雙方當初對於新馬分裂的許多爭議，仍舊延續至今，究竟誰是誰非，仍未有定論。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成為其中的一州，中央政府為馬來西亞，李光耀卻要求新馬雙方平起平坐，埋下彼此衝突的導火線。由於阿都拉曼在分裂當天對國會解釋新馬分裂的原因在於對新加坡領袖採取鎮壓措施，對付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領袖，因此更讓大家認為新加坡是被迫離開馬來西亞。新加坡在分裂的決策上的確是處於被動，但是在整個合併的過程中，李光耀是否採取許多讓阿都拉曼不滿的行動，讓阿都拉曼擔憂李光耀將會破壞馬來西亞的和諧，才促使阿都拉曼最後決定將新加坡逐出馬來西亞。因此，本論文將會探討新馬間從合併到分裂的歷史過程，分析李光耀在此歷史階段中的定位，希望為新馬分裂找出一個最適宜的解釋。

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構成馬來西亞的三大種族，馬來人占馬來西亞總人口半數以上，華人和印度人屬少數族群。馬來族群享有憲法上的特權，在政治、經濟、文化、語文、教育上，華人則一直遭受不平等待遇，受到歧視。馬來西亞的報界也反映了這個多種族的不平等特質，馬來文報和英文報具有政治和語言優勢，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而華文報的影響力只侷限在華人圈子。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便是：在這種大環境下，馬來西亞華文報記者角色的自我認知。 　　本論文以Cooley的「鏡中自我」和Mead的「概化他者」為理論基礎，再引用Strauss, Stone和Goffman強調的情境式identity，配合Hirsch提出的職業、組織、制度三個研究分析層次，來深入分析華文報記者在不同層次的工作場域，以及面對不同的概化他者，所型塑出的自我認知類型。 　　筆者以滾雪球的方式，訪問了18位在吉隆坡的華文報記者，每位做了一至二小時不等的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在職業層面，面對華文報同行，記者有糊口飯吃和受同行認同與賞識的自我認知，而這種自我認知則受記者在報館地位和新聞組別的影響。當面對外文報同行時，有的記者的自我認知是高人一等和承認自己弱點，而有的記者則頗負面，有不屑與卑微的自我認知。 　　在組織層面，本研究發現，記者面對報館這個概化他者時，出現三種情況：在主流與非主流報章的差異方面，非主流記者的自我認知受到報館地位的影響小，反而因為在報館享有較少的規範與約束而產生高自我認知；相反地，主流報章記者的自我認知，則因為報館地位和規範與約束的影響，產生正負兩種自我認知。此外，記者也會因報章風格而影響自我認知。在大報方面，記者的自我認知不會受報章銷售量滑落影響，反而因為報館的名聲、影響力、地位以及悠久的歷史而產生高自我認知。 　　在制度層面，本研究將記者與報業環境作連結，發現記者都將造成自我認知卑微的原因歸咎於外在的結構因素，包括華文報業結構和政治環境，卻沒有發現本身語言能力、專業素質和態度的不足，也是出現卑微的自我認知的因素之一。當記者面對政治力量和法令時，產生三種類型的自我認知，包括敢於挑戰、自我設限和反感。 　　本研究也發現，受到了馬來西亞各種族不平等的政、經、社、教情境的影響，華文報記者有既自大又自卑的自我認知。本研究係質性的「厚描」，將來如有人做量化的社會調查，當能使我們對馬來西亞的華文報與華文記者有更全、更深的認識。 / Three main races, Malays, Chinese and Indians, compose of Malaysia’s population with the majority Malays enjoying special constitutional privileges while the Chinese suffering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linguistic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Such state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Malaysia press. While the Malay and English language newspapers wave greater soci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s, tho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ess are limited within the ethnic Chinese. This thesis is aimed at finding out the self-identity of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reporters in this unequal multi-racial Malaysian context. Conceptually, this research is constructed on Cooley’s theory of “looking glass self” and Mead’s “generalized others”. The “situational identity” proposed by Strauss, Stone and Goffman also forms a basis on which the thesis examines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press reporters on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levels as theorized by Hirsch. By a snowballing method, this author interviewed 18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reporters in Kuala Lumpur. Each in-depth interview took from one to two hours. On the occupational level, the generalized others are found to be other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reporters, whose self-identity ranges from making a living to wanting to be recognized or appreciated by colleagues. The latter is influenced by the status of newspapers and different kinds of newsgroups. When compared with Malay or English language newspaper reporters, the Chinese language press reporters perceive themselves possessing a higher social statu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dmitting self’s weakn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reporters who show an identity of disdain and humbleness. On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three situations characterize the interviewed reporters. First, while non-mainstream newspaper reporters are less influenced by the status of newspaper, they have higher self-perception due to less restriction and higher autonomy in their work. Meanwhile, these reporters expres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lf-perceptions influenced by the status and restriction of their newspaper. Second, reporters show different self-perception when the style of newspaper acts as one of the prominent factors. Thirdly, reporters at quality newspapers are less influenced by sales of the newspaper. Their higher perception self-identity is found to derive from the reputation, influence, status and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On institutional level, 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interviewed reporters attribute their humble self-identity to such structural factors as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s internal structure problems and exter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while circumventing their own insufficiency in language command and professionalism. When faced with Malaysia’s unequal political and legal realities,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self-identity: daring to challenge, practicing self-censorship or showing resentment. This study adopts a qualitative method of “thick description” in its analysis. Future research shall reveal more by adopting a survey of statistically sampled repor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