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進入研究所以來，筆者無時不在想，究竟應該研究甚麼問題來結束這三年的學業。因為自己對新理論特別感到興趣，在選修課業時乃特意先修「政治發展」，旁聽新興「國家建立問題」，繼而選修「東南亞各國政府」。蒙江師炳倫張師文蔚刻意教誨，遂決定探索新興國家面對的困窘而與我國有關者：華僑問題。華僑問題以東南亞地區最為嚴重，而東南亞各國中，又以印尼政情最為複雜，因此筆者決定以印尼華人作畢業論文。經營年餘，共得約十萬言有餘。下筆之先，曾經先參看艾里斯。柏格（Elins Berg）著民主政治與多數決（Democracy and the Majority Principle）及江師炳倫著政治變遷與下級商人（Political Change and Pariah Entrepreurship）二文，獲取一些理論方面的指引。全文分緒論、敘述、分析、解釋、結論等五章。 第一章：緒論，又分為四節，分別解釋論文的性質、範圍、取材，與處理材料的方法。 第二章：印尼華人的遭遇。分十節。敘述問題產生的背景及十九年來華人所遭受的各種慘況、拘禁、迫遷、禁營、苛捐、殘殺、驅逐等。 第三章：印尼華人遭遇的分析。分五節。從國籍問題、印尼政爭、經濟難局、社會背景、意識形態五個方面，探究為甚麼印尼華人會有這種遭遇。寫這一章時，費時最多。 第四章：理論解釋與政策估測。分三節。試從許多理論架構推斷印尼華人的遭遇，是否理所必然。是全文的重心。前一章的分析，正可作此推斷的驗徵。 第五章：結論。分二節。第一節就第三章的分析與第四章的解釋，推論華人如何繼續在印尼生存下去，其決定性的因素是什麼？第二節論述筆者研究海外華人問題的一點綜合的心得。 本文雖然是筆者選讀政治發展與東南亞政府二課程的直接結果，但在觀念上則企圖運用多學科訓練，借問題處理方式探求問題的真象。全文以歸納法為主，以演繹法為輔，層層推論。在橫的方面，本文涉及一、華人與印尼政府之間的關係，二、華人與印尼人之間的關係，三、華人與其祖國之間的關係三個大問題。在縱的方面，又舉出三個核心問題：一、華人是否會同化為印尼人？二、華人是否有助於印尼的現代化？三、中國如何維護華人的利益？逐步加以分析辯難。唯作者才疏識淺，初次習作，疏漏之處自難避免，尚祈諸位師長繼續教誨。 在寫作期間，每有疑難，或向師長請益，或就專家教正，或學長問難，或與同學駁辯，皆有斷於筆者澄清觀念，獲益匪淺。而江師炳倫幾度審視章節，披閱初稿，張師文蔚予筆者二年往復辯難的機會，高委員長信容許筆者往東亞研究所□□□所講授華僑問題課程，易師君博、馬主任樹禮、區先生鉅龍、鐘先生廣興，熱心提供資料，羅師孟浩、朱師堅章釋疑解惑，楊師日青、李師偉成、張師煥卿勗勉關切，特此申誌感謝之忱。三年間，呂師春沂時時鼓勵關懷，更使筆者銘感肺腑。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在重視人際和諧及倫理規範的華人文化中，（一）包含「主動—被動」軸向以及「利他—損他」軸向的雙軸向因應模式，是否比西方文化較偏重個體內、只涉及「主動—被動」此行動導向軸向的單軸因應模式，可對身心健康提供更高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二）在包含「主動利他」、「主動損他」、「被動利他」、「被動損他」的雙軸向因應模式之外，增加「主動—無社交」與「被動—無社交」等因應策略，是否可以提高對於身心健康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三）雙軸向因應模式中的各類因應策略對於身心健康解釋力及預測力大小之比較。（四）雙軸向因應模式中的各類因應策略之使用是否有性別差異。 本研究以252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以自編的雙軸因應策略量表測量受試者在雙軸因應策略上的使用頻率，單軸因應模式之測量工具則選擇Carver、Scheier與Weintraub（1989）所編製的COPE量表。並以貝克焦慮量表、貝克憂鬱量表、情境生氣量表、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相融和諧量表，分別測量受試者的焦慮情緒、憂鬱情緒、生氣情緒、主觀幸福感、人際和諧度等身心健康指標。在研究資料的分析上，以SAS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多元迴歸分析、階層迴歸分析、逐步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一）在因應概念模式中，於西方主流的「主動—被動」軸向之外，增加「利他—損他」的社會性軸向可以顯著地提高對身心健康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二）在包含「主動利他」、「主動損他」、「被動利他」、「被動損他」的雙軸向因應模式之外，增加「主動—無社交」與「被動—無社交」等因應策略，並無法顯著提高對於身心健康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三）整體而言，「主動利他」因應最具適應性，對身心健康有最高的解釋力及預測力，「被動利他」因應也對身心健康有顯著的解釋力與預測力，「被動損他」因應的使用則可預測有較差的身心健康，「主動—無社交」因應的使用只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解釋力與預測力，而「主動損他」與「被動—無社交」因應對所有的身心健康指標皆不具顯著的解釋力或預測力。（四）男性比女性使用較多的「主動損他」因應策略，而男性與女性在「主動利他」、「被動利他」、「被動損他」、「主動—無社交」、「被動—無社交」因應策略的使用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本論文來自一位80歲印尼華人幼兒園園長的啟發，思考「為何在她年長的時候還願意為幼兒園服務？」、「為何在沒有很好的薪資待遇，他/她們還是選擇成為幼師？」具體而言，研究目的是為了解印尼華人幼師職業選擇的歷程，探討她們為何擔任幼師，以及在進入幼兒園後的角色認同問題。 本研究立基於生命傳記研究取向，以即興（生命）情節訪談法採集棉蘭衛理二校幼兒園園長及三位工作年資滿10年以上的幼師生命故事。文本解析參照Andreas Böhm等學者所提出的「總體分析」及Fritz Schütze的文本解讀結構，完成四位個案成為幼師的故事書寫，再以Amia Lieblich, Rivka Tuval-Mashiach及Tamar Zilber所發展的敘事分析模式的「整體內容」及「整體形式」進行個案故事的解析，並運用倪鳴香在2000年提出的幼師職業認同發展三階段論 －「想像性職業認同」、「胚胎性職業認同」、「確定性職業認同」解析四位個案的職業認同的發展樣貌。最後則從「印尼的社會文化」及「基督教宗教信仰」兩個層面闡述華人社會脫離文盲以及看見幼教對人成長的重要性之認同意涵；認定幼師是服事上帝及受上帝揀選的恩寵。雖然印尼華人幼師沒有所謂的專業，但因為認同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們選擇繼續留在幼兒園理服務至今。

本文嘗試從社會地位的角度出發來分析比較泰國與印尼兩國之華人，時間則著重在二次大戰後之變化。文中之比較指標主要參酌Turner有關社會階層之三個面向的模式，再以華人為研究對象加以修改後，採取歷史文化、社會經濟與政治等三大指標進行比較研究。 透過各指標比較分析中可知，各指標之間的關係確實有著極大的相關。如歷史文化因素中，兩國原住民對待華人的態度，亦時常深深影響著戰後至今的兩國社會，在對待華人的相關政策中，更見印尼華人所處社會地位之不平等。而社會經濟因素中，華人們在經濟上所佔有的實力，時常被過度的誇大來強調，此亦由於華人在經濟活動中多數以商業為主的原因。由於華人資本的累積，使戰後在兩國中均能夠見到少數崛起的華人富商，這些華人富商的出現，在人口比例相對少於當地國總人口數的情況下，更讓人感到驚奇，以致於放大來看待整體華人在當地國的表現。其結果一方面反映出海外華人在泰國與印尼兩國所獲得的傲人成就外，一方面卻也讓人誤以為所有的海外華人均十分富有。這種誤解，對於一向寬厚看待華人的泰國而言，雖然沒有造成排華的情況，在印尼則反而被當地原住民做為排華的藉口，使多數僅是小資本經營的華人商店受到嚴重的傷害。 此排華暴動的擴大（如一九九八年之排華事件）雖然與印尼政府消極的作法有關，從上述諸因素之分析中亦可知，其仍與歷史文化及社會經濟因素有關。 由此可見，泰國華人相對於印尼華人而言，在當地各方面均持有較高之社會地位，更顯現印尼華人社會地位之不平等。若從政治、經濟及文化應享有之權利與義務觀之，雖然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印尼華人較泰國華人社會地位之差異，但是卻無法完全說明其真正的原因。在交互比較其歷史文化及社會經濟因素後，則可以進一步了解兩國華人社會地位差異的深層原因。此點可供如何提升兩國華人社會地位發展之參考，若比較泰國華人社會地位之發展，則更能充分表現出兩者之異同，並可供印尼借鏡。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的就是從文化及心理動力的多元角度理解諮商中抗拒的出現。具體來說，就是從文化差異及心理動力的觀點，分析諮商員與個案在婚姻、家庭問題的因應方式及抗拒現象，對個案抗拒或抗拒持續的原因有多元的解釋觀點。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一位美國白人男性諮商員及台灣中年男性個案，共取得諮商歷程的逐字稿27份，特別擷取諮商中的夫妻關係及原生家庭議題為主要分析的主題。閱讀逐字稿後，研究者分析出27個抗拒現象，並經由專家檢核及分類主題選取後，確定8個抗拒段落為本研究的研究資料。藉由分析其諮商歷程，詮釋個案問題的文化脈絡、諮商員處理的觀點及抗拒發生的原因。研究結果與結論如下： 一、在多元文化諮商中，僅用單一心理分析理論架構理解個案的抗拒現象，是將個案與其文化脈絡切割，不但對於理解個案會有所缺陷，對諮商的進展也可能造成阻礙。因此，諮商員亦須有文化意識，覺察自己本身的文化信念與價值，並採取文化的觀點理解個案的文化信念系統，體會雙方在文化信念上的差異，進一步多元解釋在諮商中的抗拒現象。 二、受華人文化影響的個案，在諮商中所表現出來的抗拒行為，皆於間接、婉轉方式，例如：沈默、表面順從、「是，但是…」、描述外在事件以迂迴回應等，符合華人在人際衝突中，面對權威的因應方式。因此，諮商員在面對個案的口語及非口語行為時，要更了解對方文化中抗拒行為的展現，並小心解讀個案的因應方式。 三、研究中可以發現華人文化的特徵，包括：男性角色的傳統期待、圓滿婚姻形象的維繫、關係取向的自我價值感、文化對權威的表面順從、家庭中的階級地位、家庭中對和諧的要求、孝道文化影響對父母負向情緒的表達等，這些特徵在在使諮商員在進行諮商中一些重要目標時，例如：獨立自主、直接溝通、自我覺察等，需要更仔細地思考文化脈絡的影響。 四、諮商中「自我肯定」、「自我覺察」、「直接溝通」等重要價值與目標，在華人文化的個案中應用需要更仔細地考量，包括允許更多的時間、注意口語及非口語的迂迴表達出自我肯定與自我覺察、發展除了溝通之外更符合文化脈絡的建議等。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與討論，研究者進一步提出對諮商專業人員、諮商訓練機構及未來研究的建議。

離散者是全球化社會中越來越多的族群，這些離散族群以高科技的器具與家鄉聯繫，更快地獲知家鄉的消息。但是，在這資訊無障礙的時代裡，鄉愁是否就會消失了呢？本研究從自身的經驗衍生，想探討什麼原因造成「鄉愁」的發生與消減。 在全球人口以及資訊迅速流動的時代，當資訊鄉愁可以輕易被克服後，目前的鄉愁到底呈現怎樣的面貌，是本研究想深入了解的課題。另外，本研究也希望瞭解全球化時代下離散的馬來西亞華人用何種情懷來看原鄉中國和家鄉馬來西亞，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馬來西亞華人這個身分。有鑑於此，本研究以馬來西亞華人的鄉愁為主軸，藉由文本分析以及深度訪談法，來找出科技在馬來西亞華人生活變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本研究發現，地方型塑了一個人的生活經驗、記憶以及想像，受訪者的鄉愁，是曾經生活過的地方。而社會的變遷造成不同時代不同世代的馬來西亞華人有不同的鄉愁投射對象，第一代以及第二代的馬來西亞華人會對中國存有血緣鄉愁或者文化鄉愁，但是第三代開始開始把馬來西亞視為自己的家，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 時間與地理的距離不會影響馬來西亞華人的身分認同，但是會增加或改變他們的其他認同，例如文化認同。此外，本研究也發現，時間與地理距確實會改變離散者與家鄉的關係，短時間的缺席可以有效地改善了人與家鄉的關係，但是長期的缺席，卻無可避免會帶來真實的疏離。科技的便利雖然讓溝通變多，但是卻無法改變真實世界中時間與空間的距離。現代科技在虛擬的網路空間製造了大家同在的「親密感」，打破了「親密」必須在場的舊觀念，但是這樣的親密感在長時間分離的狀態下還是會被瓦解。科技、離散、鄉愁與認同是四個相互影響的因素，改變了現代社會的鄉愁面貌。與其要消除距離，不如正視距離的價值。因為有了距離，衝突得以減少、情感得以加溫、鄉愁得以發生。

本文是以亞齊省為範圍的華族研究，主要對象是以政治因素被聚集在班達亞齊的以客家人為主的華族及其與亞齊族等當地民族的互動關係做相關研究。本文架構除「緒論」與「結論」外，內文共分為四章。緒論主要介紹本論文的研究緣起、研究設計與相關文獻回顧，以及研究對象的範圍介紹與相關名詞的界定。 第一章「亞齊的背景」，分別從亞齊的歷史地理背景、宗教狀況和民族分佈來介紹亞齊。在歷史地理背景中說明亞齊戰事頻仍的因素，並介紹伊斯蘭教傳入亞齊和其對亞齊的影響，並從語種分析其民族概況。 第二章「亞齊的客家人」，首先從中國的古籍中試圖整理與亞齊的關係，之後便是亞齊的移民史，分別從不同的遷徙路線構築出亞齊華族移民的來源情形。再由宗教、結社、語言、婚姻、經濟活動等項目進行移民史訪談，呈現出亞齊華族社會的現今面貌。並比較與印尼其他地區的排華衝突，解釋造成民族衝突的核心為何。 進入到第三章，開始探討「亞齊地區亞齊族與華族—客家民族關係的兩個脈絡其一：語言」，從所得資料彙整的結果看來，亞齊客家話與台灣多種客家話比較起來，有其單一性與特殊性。單一性在於亞齊華族社會的小規模，不同於台灣地區客家話的多元與紛雜；特殊性在於亞齊客家話較台灣地區客家話離廣府話近，閩南話遠。事實上，除了華語範圍內的廣府話與閩南話外，他們分別也受到官方語言印尼話或普通話的影響，因文化的接觸，勢必造成語言改變，而客家話也是造成亞齊客家人對自我認同的重要指標，惟亞齊客家話的特點在於幾乎沒有以書面語保存，於是記錄其變異可供日後研究者參考。除此之外也討論語言和文化間的關係。 第四章繼續探討「亞齊地區亞齊族與華族—客家民族關係的兩個脈絡其二：通婚與宗教」。事實上，伊斯蘭教在亞齊造成民族間的某種隔離，首先由日常生活中檢視，在審視民族間互動狀況的同時，觀察出其間有「我群」與「他群」的事實。並觀察在兩群之間處於邊界鬆動的改宗或通婚的人群，其對分屬的群體有何影響？認同在亞齊客家人身上又有什麼樣的改變？ 最後是結論。將前述的各章節綜合，本文從文化角度切入從而理解當地的華人，尤其針對民族關係的互動情形，以語言和通婚兩個角度來對亞齊華族進行分析和紀錄。

本研究主題為「華人企業文化中差序格局的關係網絡特質成功帶領企業通過現代化的考驗，幫助企業減少經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然當關係網絡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全球資本主義的力量是否重塑華人企業文化特質？」研究過程中，筆者透過「文獻回顧」與「田野調查」方式，得出「全球化程度越高的企業在正式制度上越擺脫華人企業差序格局的特徵」，以及「全球化程度越高的企業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上越偏向一視同仁」，但具體效果受「產業類別」而有不同變遷程度的結論。 華人組織研究認為華人文化中的關係網絡特質不僅發揮社會資本的優勢，降低組織經營過程中不必要的融資、管理與監督成本，更有效帶領組織邁向現代化道路，然持全球化觀點的文獻認為，關係網絡不僅在組織中形成差別待遇的陋習，更將成為組織發展過程中絆腳石，就此筆者透過具有「移地特質」與「華人文化特色」的台資企業作為觀察焦點，分析全球化的效應對台資企業制度結構究竟影響為何？ 最後，透過理論與實際的對話，筆者認為：全球化程度越高的組織體，於組織管理上力求雇用標準、升遷管道與薪資福利的一視同仁；但在非正式制度上，全球化程度越高的組織體，雖力求制度上的平等，但組織成員互動上卻深受「產業類別」與「雙方思維價值」的影響而有不同程度的改變，因此，未來組織內部關係網絡的變遷是否順利的「由正式制度外溢至非正式制度」抑或是「形成發展過程中的隱憂」？將值得往後研究者的關注。

人際關係或個人之間的互動過程，長期以來是國際關係裡較少關注的面向或被預設為相同的假設而忽略的部分，但在受到中華文化影響並以華人為人口主體的兩岸三地乃至新加坡，關係與人際情誼有重要的影響力。本研究認為「人際關係與情誼」在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為了進一步分析人際關係與情誼在雙邊關係的作用與效果，本研究擬將人際關係與國際關係進行連結化分析，並且試圖建立「人際關係與國際邦誼路徑圖」以作為研究途徑，討論人際關係如何建立、強化，乃至深化國際邦誼，又當人際關係產生分歧、惡化時如何讓雙邊關係倒退，並結合華人的背景與文化，進行案例的研究與討論。 本研究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在建立人際關係與國際邦誼路徑圖，旨在完整地描繪人際發展的起承轉合，以作為第二部分案例研究時的架構及依據；第二部份以第一部份所建立的人際關係與國際邦誼路徑圖為基礎，將臺星關係的發展依時序按照臺灣領導人的更迭分為四組進行案例研究；最後一部分在比較四組案例人際關係的互動差異，並為臺灣未來在對外政策提供建議。 過去因為臺灣與新加坡的特殊關係，不僅讓臺灣在對外關係上有所突破，新加坡更在促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從1993年的辜汪會談到2015年的馬習會均選擇在新加坡，從李光耀到李顯龍，這對父子成為緊張兩岸關係裡唯一受雙方信任的第三國。 人際情誼是臺灣在對外關係，尤其在對東南亞關係上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對於外交處境艱難的臺灣而言，找到自身在區域中，尤其是受到華人文化影響的次區域裡無可取代的角色，尤其關鍵。 /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its process have been greatly overlooked and oversimplified i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sides its impacts on daily international life. I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re essential regarding social process. Besid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re playing crucial rule in those states, including R.O.C. (Taiwan), P.R.C. and Singapore have strongly affect by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y thesis is trying to establish a roadmap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t can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how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ffec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thesis will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building of roadmap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econd part use the roadmap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analyze the following chapter of case studies that examining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between state leaders of Taiwan and Singapore.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e thesis and the suggestions for policy makers in Taiwan.

本論文的第一章為緒論部分，第二章開始進入正文，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首先論述泰國華文學校的出現，接著探討泰國政府對華人的總體政策，即同化政策。在同化政策下，泰國政府衍伸制訂所多法令規範華人，以期能加深、加速對華人的同化。本章的討論重點在同化政策的施行細項，從其內容來看，可以發現同化政策影響到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的態度與策略。對泰國政府而言，施行同化政策的目的，一方面是冀望泰國華人能融入當地；另一方面，也希望將華人的經濟力量留在泰國。同化政策深深牽引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因此本章也將探討施行同化政策的另一個面向，即泰國華人的入籍問題與泰國國籍法的實施，以便更完整的討論同化政策對華人的影響，以及促成泰國華文教育演變的過程。 第三章論述戰後泰國華文教育的短暫復甦與再次受限。戰後初期泰國華教曾發展到極盛，但隨後遭到當權者的限制。1990年代以前，絕大多數時間，歷屆的泰國政府基於政局與“同化”華人的考量，對境內的華文教育採壓制手段。本章試著呈現泰國政府採用的政策與華文教育的發展情形，並且探討戰後泰國的華文教育，除了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亦受到其他內、外在因素的影響，因此逐漸走向衰微。 第四章則討論1990年代後，泰國華教發展的新局面。1980年代末期，華人的經濟地位逐漸崛起，臺灣、香港、新加坡等華人地區對泰國的投資及貿易額增加，華語成為熱門的商業用語，本章欲探討的是全球“華語熱”對泰國華文教育帶來的影響，以及華教再次復興所帶來的諸多問題，並且討論臺海兩岸對海外華文教育推展的經營與努力，特別是中華民國政府，對泰國華文教育提供的幫助，以解決目前泰國華文教育面臨的諸多問題。第五章為結論，綜合論述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與泰國政府歷次的華教政策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