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RI1999與RI2003兩年資料，以多元羅吉特模型 (Multinomial Logit Model)，探討27歲至46歲的年輕家庭對於住宅權屬 (自有房屋、租屋、父母所有房屋) 的決策。 文中主要針對不同世代之重大生命歷程事件 (結婚生子) 對住宅權屬選擇的影響差異進行比較分析。研究結果發現，生命歷程事件 (結婚生子) 對自有房屋的影響力隨世代不同已逐漸減弱，但住在父母所有房屋的傾向卻愈來愈強烈。然而，小孩個數愈多，住在父母所有房屋機率增加、自有機率下降，婚後住宅權屬發生改變的機率也會增加。此外，研究亦發現，對新生代家庭來說，都會區家庭自有房屋的機率比非都會區家庭高，更凸顯出原生家庭的資源與支持對新生代家庭的重要性。

華人藝術市場的主要區塊是台灣、香港、及中國大陸，然而三者的發展背景、時間和模式都不同。其中，台灣因為保留了最完整的中華文化與人文素養，使得台灣成為最早發展華人西畫藝術的地方，也是發展最成熟的地方，幾乎主導了「二十世紀華人藝術」項目的市場走向。 八零年代開始台灣經濟起飛，各項商業活動蓬勃發展，藝術市場也欣欣向榮。國際知名拍賣公司—蘇富比（Sotheby’s）洞見先機，1981年便來台設立辦事處，1992年台灣正式成為拍賣中心，於3月22日舉辦台灣首拍。競爭對手佳士得（Christie’s）則於1991年成立台灣辦事處（太古佳士得台灣分公司），1993年10月10日在台舉辦首場拍賣。這兩家在當時獨佔全球藝術拍賣市場的國際公司來台舉行拍賣會，帶動了台灣拍賣產業與國際接軌，更發展台灣成為華人西畫藝術最重要的成熟市場。 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較九零年代兩大國際拍賣公司進入台灣市場的營運策略，梳理其策略觀點與資源基礎之分析，探討哪些異質性資源決定了企業競爭力的差異、影響持久競爭優勢之形成，及如何充分運用差異性機會追求成長。由於大多數台灣本土拍賣公司的規模與優勢較小，面對亞洲市場的成長和外國拍賣公司的潛在競爭，期望本研究結果有助於台灣本土拍賣公司在經營華人藝術項目的拍賣策略與經營方向的擬定。 本研究發現，蘇富比與佳士得在台獲致成功的營運策略核心是調適策略—因地制宜且熟悉地主國文化之地主國導向調適；而有關進入對台灣拍賣產業帶來之影響，本研究發現，兩大國際拍賣公司不僅幫助台灣藝術拍賣產業奠定各項規範，使台灣正式與國際接軌，也帶動畫廊、藝術博覽會等相關藝文產業升級，成功的拍賣會更擴大帶動周圍其他產業（如旅館業、餐飲業、會展業、精品業等）的發展商機。 ※ 關鍵字：資源基礎，佳士得，蘇富比，二十世紀華人藝術。 / The main areas of Chinese art market are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however, the developing background, time and model in each area are quite different. Among the three, Taiwan is the earliest and the most developed market for Chinese oil paintings because of its full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umanities. Taiwan almost dominates the market trend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Art”. In 1980s, the economy in Taiwan was booming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were very active which lead to thriving art market. Sotheby’s foresaw the opportunity to carry out auction business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Taiwan branch office in 1981 and upgraded the branch to auction center in 1992, holding the first auction in Taiwan on March 22nd in the same year. Its competitor, Christie’s, established Taiwan branch in 1991. Unlike Sotheby’s, Christie’s formed a joint venture to enter Taiwan. It established “Christie’s Swire” Taiwan in 1991 and started its first auction in October 10th, 1993. The two global auction companies coming to Taiwan to hold auctions drove Taiwan’s art auction industry to be geared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urthermore, Sotheby’s and Christie’s coming has transformed Taiwan to become the most mature art market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Ar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compare the operational strategies of Sotheby’s and Christie’s in Taiwan in the 90s. By analyzing their strategies and resource bases, we can understand how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affect their competitiveness,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pursuing of growth opportunities. Because most Taiwanese local auction houses are small and have less competitive advantage, facing the strong growth of Asian art market and potential competition of foreign auction houses, I hope that my research findings can help their strategic thinking and strategy formation to capture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20th Century Chinese Art.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ore strategy to make Sotheby’s and Christie’s successful in Taiwan art market is “adaption”, which is a poly-centric adaption in which the companies are pretty familiar with local conditions and culture of the host country. As for the impact these two companies have on Taiwan art auction industry,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Sotheby’s and Christie’s coming not only help Taiwan settle the norms of auction and make Taiwan to be geared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ut also drive galleries, art fairs and other related art industries upgrading. The successful auctions in Taiwan have also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industries, such as hotels, restaurants, conventions, exhibitions, and luxury industry. ※ Keywords: Resource-based view, Sotheby’s, Christie’s, 20th Century Chinese Art.

本論文的主題是討論馬來西亞自獨立建國以來（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五年），在西馬 來西亞（馬來亞半島）地區兩大種族─華人與馬來人之間政治關係的演化情形。 我們選擇獨立建國（一九五七年）作研究的期限的起點，其理由是：一九五七年馬來 亞聯合邦制憲獨立由殖民地蛻變成主權國家，當地的居民由殖民政權下的屬民(subje cts)躍身為主權國家的公民(citizens)。因此，我們把一九五七年獨立憲法作為基準 點，來檢討十八年來西馬地區華巫兩族居民，如何以公民的身份來分享這個國家的政 治權力。 西馬地區除了人數相當的華巫兩族（華人約佔百分之三十七、馬來人約佔百分之四十 九）之外，尚有佔全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印度人，及少量的他種人，本論文為了突出 華人和馬來人的關係，在許多地方都忽略了印度人和他種人的表現和動態，這樣是會 影響到研究結果的。但是，這是由於資料來源的限制，使筆者不得不作這種抉擇。 馬來亞的多元社會有兩種與眾不同的特點，第一，這是一個以華人與馬來人為多數種 族兩極化的多元社會，這兩大種族各有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及社會制度，兩者之間極 端缺乏共同性，很難進行種族同化與融合。第二，這是一個自一九三○年之後逐漸穩 定成形的多元社會，土生的移民後代大量出現，據一九七四年統計所顯示的人口特徵 是馬來西亞（包括東馬西馬）社會全人口百分六十四是二十四歲以下的青少年，是非 常年輕的社會，也可說是精力充沛變化潛能鉅大的社會。 華人和馬來人的政治關係是本論文的主題。本論文中所指涉的政治關係是包括華巫兩 族在政治生活中所發生的各種交往、競爭和衝突。 本論文的章節安排是參考K. J. Ratnam一九六五年出版的「馬來亞的社群主義與政治 過程」(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的章節而確定。這本 書是早期研究馬來亞獨立後種族政治關係的重要書籍之一。這本書把華巫之間政治地 位的問題如憲制政府、公民權、馬來人特殊地位、華人合法權益列為專章討論，把政 治活動及選舉中華巫兩族的表現，作為觀察憲制內華巫合法競爭的依據，自一九六○ 年代末期起，西馬地區華巫之間產生一連串劇烈的政治爭端；如爭取華文官方語運動 ，李光耀提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號召，及一九六九年「五一三」華巫種族血 流大衝突，使得華巫政治關係由和緩平靜變成激烈沸勝。一九七○年之後馬來西亞政 府採行修改憲法、新經濟政策、徹底馬來化教育制度，以及文化同化政策來重新安排 華巫政治關係。筆者試以Ratnam氏所論述的華巫政治關係（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為基礎，比較觀察經過「五一三」事件之後，華巫政治關係產生怎樣的變化，進而 檢討自建國以來，十八年間，華巫關係演化的經過及原因。

本論文的主題是討論馬來西亞自獨立建國以來（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五年），在西馬 來西亞（馬來亞半島）地區兩大種族─華人與馬來人之間政治關係的演化情形。 我們選擇獨立建國（一九五七年）作研究的期限的起點，其理由是：一九五七年馬來 亞聯合邦制憲獨立由殖民地蛻變成主權國家，當地的居民由殖民政權下的屬民(subje cts)躍身為主權國家的公民(citizens)。因此，我們把一九五七年獨立憲法作為基準 點，來檢討十八年來西馬地區華巫兩族居民，如何以公民的身份來分享這個國家的政 治權力。 西馬地區除了人數相當的華巫兩族（華人約佔百分之三十七、馬來人約佔百分之四十 九）之外，尚有佔全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印度人，及少量的他種人，本論文為了突出 華人和馬來人的關係，在許多地方都忽略了印度人和他種人的表現和動態，這樣是會 影響到研究結果的。但是，這是由於資料來源的限制，使筆者不得不作這種抉擇。 馬來亞的多元社會有兩種與眾不同的特點，第一，這是一個以華人與馬來人為多數種 族兩極化的多元社會，這兩大種族各有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及社會制度，兩者之間極 端缺乏共同性，很難進行種族同化與融合。第二，這是一個自一九三○年之後逐漸穩 定成形的多元社會，土生的移民後代大量出現，據一九七四年統計所顯示的人口特徵 是馬來西亞（包括東馬西馬）社會全人口百分六十四是二十四歲以下的青少年，是非 常年輕的社會，也可說是精力充沛變化潛能鉅大的社會。 華人和馬來人的政治關係是本論文的主題。本論文中所指涉的政治關係是包括華巫兩 族在政治生活中所發生的各種交往、競爭和衝突。 本論文的章節安排是參考K. J. Ratnam一九六五年出版的「馬來亞的社群主義與政治 過程」(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的章節而確定。這本 書是早期研究馬來亞獨立後種族政治關係的重要書籍之一。這本書把華巫之間政治地 位的問題如憲制政府、公民權、馬來人特殊地位、華人合法權益列為專章討論，把政 治活動及選舉中華巫兩族的表現，作為觀察憲制內華巫合法競爭的依據，自一九六○ 年代末期起，西馬地區華巫之間產生一連串劇烈的政治爭端；如爭取華文官方語運動 ，李光耀提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號召，及一九六九年「五一三」華巫種族血 流大衝突，使得華巫政治關係由和緩平靜變成激烈沸勝。一九七○年之後馬來西亞政 府採行修改憲法、新經濟政策、徹底馬來化教育制度，以及文化同化政策來重新安排 華巫政治關係。筆者試以Ratnam氏所論述的華巫政治關係（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為基礎，比較觀察經過「五一三」事件之後，華巫政治關係產生怎樣的變化，進而 檢討自建國以來，十八年間，華巫關係演化的經過及原因。 /

本研究從媒體、政黨與族群三個角度切入，引用量化内容分析法與質化文本分析方法，去了解不同語言媒體建構不同政黨與族群女性候選人形象特質爲何？研究結果顯示，在媒體的比較上，《馬來西亞前鋒報》由於是馬來語文報紙較偏好馬來女性候選人新聞，至於中文報《星洲日報》則恰恰相反的偏向華人女性候選人新聞，充分反映族群報的特色，即認同與自己相同語言的女性候選人；在政黨立場上，《馬來西亞前鋒報》由於受控於巫統，較偏好報導國陣女性候選人新聞，反觀《星洲日報》雖掌握在與國陣擁有良好關係的朋黨手中，但是在報導上卻偏好民聯女性候選人新聞，反映媒體擁有權並非必然影響媒體的黨派立場。 至於政黨聯盟的對照上，可以發現國陣與民聯女性候選人形象上的差異，主要來自聯盟内的族群，是為族群性別分野的再現，其中兩大聯盟都傾向將華人女性候選人建立起「積極角色」，至於馬來女性候選人，在國陣比較是「消極角色」，反觀民聯則是「中立角色」的建立，雖然兩者主題上有所不同，但所強調的是一種「中立又偏消極」的參政姿態，這與華人女性候選人積極參政姿態很不相同。 最後再深入探究馬來人與華人女性候選人形象比較上，並從三方面著手，即參政途徑的比較、政治角色的比較以及私領域的比較，歸納出三點：（一）被黨主導的馬來女性候選人與主動出擊的華人女性候選人；（二）依賴男性的馬來女性候選人與自主型的華人女性候選人；（三）重視母職的馬來女性候選人與雙重角色負擔的華人女性候選人。

本研究利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SFD）分別於1999、2000及2003年針對台灣家庭所執行之第一波調查資料，探討台灣地區成年人家庭背景與手足結構對其教育、起薪及多年後工作收入的影響。由於過去台灣文獻探討有關家庭背景與手足結構對個人的影響時，大部分僅探討其對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或是藉由家庭背景對個人教育成就的影響，探討教育報酬之高低，而非探討家庭背景對個人收入的影響。與過去文獻不同的是，本文除了探討家庭背景與手足結構對個人教育成就之影響力外，我們另外加入個人起薪及多年後的工作收入為研究對象，藉由將個人生命週期時間拉長，觀察家庭背景與手足結構變數隨著時間經過，對個人的影響是否有所不同。 對個人教育成就而言，我們發現家庭資源多寡主要受家庭背景變數所決定，手足人數越多，雖然會彼此競爭資源，不利個人取得較高的教育成就，但當手足互助激勵效果大於資源競爭效果，手足的存在可能反而對其教育成就的取得存在正向幫助。對個人起薪而言，家庭資源多寡仍為重要影響因素，但家庭背景變數的影響力已逐漸減弱，手足結構變數則決定個人在家庭資源的競爭上是否存在優勢，競爭失利者將提早離開學校進入職場，起薪相對較低。由於擁有支撐家庭經濟的能力及相同性別的威脅，我們發現女性擁有年齡差距大的妹妹對其起薪存在顯著負影響；男性則基於資源競爭效果，有年齡相近的姊姊對其起薪存在正向影響，有年齡相近的弟弟則對其起薪存在負向影響。 但隨著時間經過，個人工作收入不再受家庭資源多寡影響，家庭背景變數對個人收入的影響力幾乎皆不顯著，原本因手足人數眾多，而需互相競爭家庭資源的情況也不復存在，反而是在成長過程中透過手足互動所形成的個人特質，可能是在多年後手足結構變數仍對其工作收入存在影響性之原因。擁有年齡相近弟妹的兄姊，除了手足情感及互動關係較密切外，在成長過程中由於常被父母要求作弟妹榜樣及擔任弟妹的照顧者，可能因此形成習慣照顧別人，自我要求較高的個人特質，本文發現女性擁有年齡相近的弟妹對其收入存在正向影響，男性擁有年齡相近的妹妹對其存在正向影響；另外，由於哥哥一旦進入職場工作後，自然便成為家庭資源提供者，身為弟妹者可能因此較不需為家庭經濟狀況擔心，本文發現女性擁有年齡差距大的哥哥對其工作收入存在負向影響，男性則因有年齡相近哥哥對其存在負向影響。 雖然教育年數、起薪與多年後的工作收入皆可當作個人成就衡量標的，但從模型的結果來看，可發現其成因與影響方式並不盡相同，若僅用個人教育年數來衡量其未來成就，可能因而忽略家庭背景及手足結構對個人未來更長遠的影響。 再者，擁有高學歷並不代表能在職場上有好的表現，故納入不同時期的工作收入為衡量個人成就的另一指標，應可彌補單以教育程度來衡量的不足。 /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impa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sibling structure on the future achievement of individuals by the first wave of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 survey conducted in 1999, 2000, and 2003. We find that family resources determined by par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children’s future achievement measured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itial earnings, and current earnings. However,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background decreases gradually. For example, family background has relatively few effects on individual’s current earnings. On the other hand, sibling structure has persistent impacts on individuals because family resources each child gets decrease with the number of siblings and sibling structures determine how children compete for family resources. We also find that the impacts of sibling structure on current earnings may be due to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built by sibling interactions. Though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initial earnings, and current earnings can be measurements of future achievements, most studies in Taiwan only investigate how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are affected by family background and sibling structures. The thesis can shed some new light on the impa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sibling structures on initial earnings and current earnings.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1868号 / 人博第897号 / 新制||人||214(附属図書館) / 2018||人博||897(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文明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江田 憲治, 教授 西山 教行, 教授 太田 出, 教授 辻 正博, 教授 小倉 紀蔵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論文是以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簡稱新馬）為範圍的「土生華人」文學研究，主要對象是被稱為「峇峇」的土生華人從19世紀至今所產生的文學，亦兼及印尼地區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的比較研究。 本論文架構除「緒論」與「結論」外，內文共分為五章。緒論除介紹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主體架構外，主要為研究對象的釐清與相關名詞的界定，並回顧峇峇的語言及文學的研究概況。 進入「本論」第一章「峇峇的語言使用」，筆者分別從峇峇的母語——峇峇馬來語和峇峇福建話，進而是「父語」福建話、再到外來語的英語和華語著手，透過這四種語言在新馬地區尤其峇峇社會中個別的使用狀況與相互消長的分析，以對峇峇社會的語言與文字使用的歷史有更深入的瞭解。可以說，峇峇的語言使用是與近現代華人移民海外及西方殖民東南亞的歷史是發展息息相關的。 第二章「峇峇的馬來語翻譯文學」。首先是介紹峇峇馬來文報刊雜誌的出版概況，此為羅馬化峇峇馬來語書寫之始。其次從所得的文獻資料並配合第一章的研究心得，從外部的出版概況，條析出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從興起、繁盛到沒落三個階段的發展情形；接著從作品內部進行剖析，發覺翻譯作品從作品的展演形式看，又可分為前、後兩期不同的階段。最後第四小節，筆者嘗試透過田調期間所得的一本「峇峇馬來語籤詩翻譯本」的研究，談談中國通俗文學及民間信仰對峇峇文化的影響，以及峇峇人在以峇峇馬來語翻譯中國籤詩文時所透露出來的多元文化意象。 接著進入第三章，著重探討「峇峇馬來語創作文學」，從所得資料彙整的結果看來，峇峇馬來語的書面創作量不及翻譯文學，尤其散文體的作品寥寥可數。然而，缺乏書面的創作文本並不代表峇峇沒有創作文學，「峇峇文學即是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這樣的想法也只是長久以來因書面創作的匱乏而對外界造成的假象。事實上，因文化的接觸和語言的掌握，早期的峇峇社會非常熱衷於馬來語詩歌的吟誦或創作，惟傳統上多屬於民間的即興創作，詩文的流傳也多以口耳相傳，較少以書面語呈現及保存。峇峇馬來語的詩歌體裁源自馬來古典文學的班頓（Pantun）及莎雅爾（Syair）體，因此相較於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這類文學形式更具馬來色彩，也更能凸顯峇峇被馬來文化涵化的事實。從早期（峇峇）馬來語詩歌在峇峇社會的流行程度看，若當初這些詩歌能被紀錄下來，其作品數量的豐盛絕不亞於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作品。因此第三章主要是針對筆者這些年來所收集到的峇峇馬來語詩歌作品進行統整分析，以反駁峇峇文學只有「翻譯作品」而沒有「創作文學」的質疑。 第四章分別介紹峇峇的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無可否認，以峇峇馬來語作為峇峇母語（或「族語」）的地位，峇峇馬來語文學之於峇峇文學的「核心性」是不容撼動的，但若從「人」（民族）的角度檢視，在肯定其作為民族文學的重要表徵的同時，以峇峇文化發展上語言使用的多元現象看，我們也不應忽略峇峇人當中有用其他語言書寫文學的事實。在峇峇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各語言之間一直是相互影響的，呈現在文學上的情況也與此相去不遠。因此，第四章主要是承前三章語言使用多元的文路，對峇峇的文學書寫歷程中較隱性的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進行概觀介紹，以作為峇峇馬來語文學發展的一個補充瞭解。我們發現，峇峇馬來語的興起與峇峇漢語能力（文學）的衰退脫不了關係，而峇峇馬來語（文學）的沒落則或多或少歸因於峇峇英語文學的興盛。 在前四章的基礎上，第五章筆者嘗試把峇峇文學擺在民族文學的位階上，與其他相關文學：（第一節）印尼土生華人文學、（第二節）馬來文學和（第三節）馬（新）華文學進行比較分析。尤其針對學界在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印尼語發展、以及印尼新文學發展上的研究成果所導致的聯想：「(新馬)峇峇文學、馬來語以及馬來新文學之間的關係」，峇峇文學將如何自處？本章最後筆者將峇峇文學擺在「國家文學」的氛圍中去瞭解，在新、馬多元民族的社會中，各民族文學之間的認定是如何？而峇峇文學又是否可以在強勢的政治取向及意識型態包圍下，在眾主流（民族）文學之中找到自我的定位？ 最後是本論文之結論。筆者承前文的研究脈絡，輔以民族文學界定的三條件（族屬、創作語言、內容題材）檢視峇峇文學作為「民族文學」的契合或可行性（非單指文本存在的必要性和文學性問題），並在各系語言文學的比較分析中，檢討峇峇文學對於峇峇社會文化發展的回應及影響。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乃試圖透過對西馬華人政黨的政治活動的觀察，以了解西馬華人 政治發展的情況。本論文的寫作係採取綜合和歸納的方法，將全篇分為七章，約十萬 言。各章大要如下： 第一章：導論。主要分為研究動機與目的和研究範圍。 第二章：本章在於說明西馬的多元社會的特性和協和政制，對西馬華人政黨政治活動 所產生的影響。 第三章：古馬華人政黨的起源與發展。本章將對西馬華人政黨成立歷史背景、成立經 過與發展過程作概括性的論述。 第四章：本章旨在透過對馬華、民政和民行的黨章的分析，以瞭解它們的組織結構和 運作程序。 第五章：本章首先討論西馬的「普選制度」的特性。接著，分別從「聯盟時代」和「 國陳時代」的各四次大選情況，來管窺華人三大政黨在西馬政壇上勢力的消長。 第六章：本章的重點在於探討西馬由於種族政治成為當前的主導政治思潮。而西馬華 人三大政黨為了維護華人的權益，或爭取華族所具有的利益，因此，在政治路線上， 它們應是從事改革政治體制的鬥爭，或是在現有政治體制內為民族奮斗。 第七章：結論。

Granovetter proposed that weak ties connect different sections of social networks, thus function as the channel for individuals to gain access to useful information unavailable at existing social circles. The first motiva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o what extent strength of ties theory explains information exchange behaviour of Taiwanese Facebook users. According to past research, Chinese rely on those with close guanxi, such as family members and close friends to satisfy individual’s needs. This leads us to ask if guanxi would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atisfying individual’s needs for information. Thus the second mo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guanxi for Chinese Facebook users in selecting the counterpart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investigation will contribute to social networks, guanxi, inform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social network sites users’ study, especially in Taiwan. Based the data collected via online survey, this study found that respondents tend to rely on strong ties as their primary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f their strong ties were not able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respondents would rely on the connections of these strong ties, rather than the weak ties in their network, to find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ed. Thus strong ties are the key to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a social net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