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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研究戰後台灣金融體系從國家獨占到金融自由化的演變過程。 作為新興工業國家的台灣，金融業歷經戰後四十年來政府政策的管制，在1980年代後半開始朝向金融自由化發展，而1990年開放新民營銀行的設立，則是打破國家壟斷金融業的第一步，開啟了金融自由化的時代。 在金融體系發展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國家權力對金融體系的滲透與控制。總的來說，1990年以前，台灣有組織的金融體系，無論直接金融或間接金融，資本市場、貨幣市場、銀行體系均被國家政策緊密的控制著，構成了金融產業的主要內容。而民間資本僅能在處於邊陲位置的黑市地下金融中存在著。 進入1980年代後，原本經由金融部門扶植發展的經濟體系快速成長，使得既有的金融結構跟不上經濟體系發展的腳步。金融中介的阻塞造成經濟體系極大的壓力，超額儲蓄問題、地下金融規模的不斷擴大，透露出經濟體系與金融部門無法配合的現象，同時國外壓力也隨著貿易談判進入台灣市場，終於迫使金融業往開自由化的方向發展。然而政府並不直接開放新銀行進入市場，反而首先冀望於提高公營銀行經營自主性以解決金融中介的問題。然而公營銀行在重重法令束縛與保護政策下，反應遲緩而鈍重，使得金融自由化的方向不得不轉往開放民營銀行的方式進行。 綜觀金融業從國家獨占往自由化發展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其結構性的因素。過去，政府以投資關係及政策性融資，由上而下的控制著經濟結構的發展。然而金融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個工具，金融體系在無法配合經濟結構的變遷進行變革，無法滿足經濟體對金融的需求，終於造成金融自由化的發展。1990年新民營銀行的設立，台灣的金融體系進入了金融自由化時期的新里程碑。

公營行庫在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長期對金融穩定與經濟成長之促進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1991年後政府開放新銀行設立，國內銀行業由原本公股行庫占居多數之優勢，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由於公營行庫長期受政策的束縛，經營績效不彰且缺乏競爭力，常為人所詬病。 既有文獻研究，對公股行庫經營績效與民營銀行經營績效的比較，研究者為數不少，且有不同見解。在新銀行開放設立後，國內歷過亞洲金融風暴、美國次級房貸風暴等金融危機，與兩次金融改革，其經營績效是否會受到金融自由化與改革的衝擊影響，本研究試圖從此角度再探討公股銀行的經營績效。故本研究以7家公股行庫為對象（樣本期間自2002年第4季至2014年第3季），就國內金融自由化對其經營績效影響進行實證分析，而經營績效包含獲利能力與資產品質、成長能力等層面共9項指標。另衡量金融自由化的程度，本研究也建構4個層面5項指標來探討。 本研究建構縮減式的向量自我迴歸模型 (reduced-form VAR)，並採最直接的衝擊反應函數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幫助預測公股銀行經營績效在金融自由化趨勢下的未來表現。研究結果顯示，金融自由化對公股銀行的經營績效衝擊反應效果不明顯，推測原因可能是選定銀行家數少，或是國內金融自由化已實施多年，對銀行業經營績效影響並非主要因素。但值得一提，受貿易依存度指標變數衝擊影響，銀行獲利性層面受衝擊的幅度較其他指標變數大，顯示國內貿易總額變動對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是重要的，也符合實務預期結果，國內貿易總額變動與企業進出口金額息息相關，也牽動影響銀行業務成長。 / 論文摘要 …………………………………………………………………………… ⅰ 目錄 …………………………………………………………………………… ⅱ 圖目錄 …………………………………………………………………………… ⅲ 表目錄 …………………………………………………………………………… ⅳ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3 第二章 文獻回顧………………………………………………………………… 5 第一節 金融自由化………………………………………………… 5 第二節 銀行經營績效……………………………………………… 6 第三章 資料來源分析與實證模型建構………………………………………… 10 第一節 資料來源分析……………………………………………… 10 第二節 向量自我迴歸模型的建構………………………………… 16 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18 第一節 獲利能力對金融自由化衝擊反應………………………… 18 第二節 其他經營績效對金融自由化衝擊反應…………………… 25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32 參考文獻 …………………………………………………………………………… 34 圖目錄 圖1-1： 研究流程圖……………………………………………………………… 4 圖3-1： 台灣全體金融機構之國外資產/總資產百分比趨勢…………………… 11 圖3-2： 台灣全體金融機構之外幣存款占M2百分比趨勢…………………… 12 圖3-3： 台灣全體金融機構之貸款利率占存款利率比重趨勢………………… 13 圖3-4： 台灣全體金融機構之M2貨幣乘數趨勢……………………………… 13 圖3-5： 台灣貿易總額/GDP百分比趨勢……………………………………… 14 圖4-1： 公股銀行獲利能力對金融對外開放程度(1)衝擊反應……………… 20 圖4-2： 公股銀行獲利能力對金融對外開放程度(2)衝擊反應……………… 21 圖4-3： 公股銀行獲利能力對利率自由化衝擊反應…………………………… 22 圖4-4： 公股銀行獲利能力對金融深化衝擊反應……………………………… 23 圖4-5： 公股銀行獲利能力對貿易依存度衝擊反應…………………………… 24 圖4-6： 公股銀行資產品質及業務成長能力對金融對外開放程度(1)衝擊反應 27 圖4-7： 公股銀行資產品質及業務成長能力對金融對外開放程度(2)衝擊反應 28 圖4-8： 公股銀行資產品質及業務成長能力對利率自由化衝擊反應………… 29 圖4-9： 公股銀行資產品質及業務成長能力對金融深化衝擊反應…………… 30 圖4-10： 公股銀行資產品質及業務成長能力對貿易依存度衝擊反應………… 31 表目錄 表1-1： 台灣金融自由化措施…………………………………………………… 2 表3-1： 本國銀行經營績效指標定義…………………………………………… 15 表3-2： 本國公股銀行研究範圍………………………………………………… 16

台灣的金融體制從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建立之後，隨著政治與經濟的發展而開始逐漸自由化。雖然經過80年代末期的第一波金融自由化，一直到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的第二波自由化與兩次金改，但事實上過去由政府完全抓牢的金融體系一直未改變政府影響力持續介入的現狀。國民黨的改革與民進黨的金融改革，都是在金融體制在面對因為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的結果所產生的新問題極需改善的壓力之下，政府一邊改革、一邊換一種新的方式去想辦法抓住金融利益的結果而已。金融改革在表面上是為了要解決所浮現的金融問題，但實際上卻是政府換個掌控方式去攫取金融利益的表現，而民進黨政府一連串金融改革所引發的爭議也是由於民進黨政府太過於想要藉改革之名來接收過去國民黨所享有的金融利益而引發。雖然經濟發展確實帶給金融體系必須配合經濟環境演進的改革壓力，但是政治上的鬆動對金融資源的引用才是決定金融改革方向的關鍵因素。國民黨的金融改革與民進黨的金融改革，都是在金融體制因為經濟發展的局勢不得不進一步改革的壓力下，政府一邊改革、一邊換一種新的方式去想辦法抓住金融利益的結果而已。金融改革在表面上是順應經濟發展與金融問題之所需的結果，但實際上卻是政府換個掌控方式去攫取金融利益的表現。 在本研究的發現與結果中，我們可以預見到，將來的金融改革不論執政黨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改革的政策不論是偏向效率或是偏向公平，只要政府依然在金融改革的幕後扮演著掌握全局的角色，那麼台灣的金改永遠都將是持續引發爭議與弊端的。在這樣一個正式監督機制缺乏的情形下，唯有仰賴台灣的「民主政治」能夠進步成熟、茁壯發展，來對政府的改革作為提供強力的監督，讓政府在做出對的事情之後能夠得到肯定、做出錯的事情之後能夠得到懲罰，才是將未來台灣金改弊端減至最低的一個可行的方向。

本文旨在探討美國因應金融全球化的調適之道。由於美國首屈一指的金融大國地位，所以美國不只是被金融全球化所侷限，甚至能反過頭來型塑金融全球化的走向，本文藉助「比較歷史研究途徑」的指引展開研究，試圖勾勒出金融全球化與美國金融政治交互建構的完整過程。 美國應對金融全球化的調適主要有四項發展。在國內層面，美國推動了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反映在業務項目和地理區位兩方面。業務項目的去管制是要廢除要求銀行與證券分業的Glass-Steagall Act，地理區位去管制是要廢除限制銀行跨州經營的McFadden Act。在國際層面，為了穩定金融體系同時又要保障美國金融利益的海外運作，美國一方面推動訂定了Basle Accord，提升了資本適足標準，將美國自身的資本標準國際化。另方面，為了不讓金融機構的海外放款陷入危機，美國藉由IMF執行金援抒困的任務，將美國政府金援抒困的角色國際化了。 藉由區分國際與國內層次，以及權威管制與協調機制的不同調適方式，就可建構出四種不同調適樣態，這四種樣態在執行難度與調適速度上會有所不同，美國應對金融全球化的四項發展正好提供了此四種調適樣態的經驗支持。「國際層次－權威管制」的方式最快，「國際層次－協調機制」的方式次之，「國內層次－協調機制」的方式又次之，速度最慢的是「國內層次－權威管制」。這四種調適樣態結合起來，共同展現了美國對金融全球化的因應。

過去三、四十年來世界各地發生金融危機的頻率較從前高出許多，探究原因後可以發現，與各國陸續開放金融自由化以及國際金融市場快速成長有極大的關係。除此之外，在各國中，金融危機的發生通常具備一些共同特徵，諸如危機發生時會導致資金外流、匯率大幅貶值、股市重挫、產出減少、進出口減少…等影響。因此，面對這一波次級房貸風暴，本研究也即將檢視美國在總體經濟數據上各方面的表現，希望能利用1970年以來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歷年來所發生的貨幣、銀行危機下所代表的各種總體經濟數據，經過轉化整理後，透過Logistic迴歸模型建立一個迴歸方程式，以了解金融危機的發生與實質匯率、進出口…等其他解釋變數之間的關聯，並利用此模型探測現階段次級房貸風暴對美國可能引發金融危機的機率值，以探討其合理性。 / We find that the frequencies of the financial crises are higher for the past forty years in the world. It is due to th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which grow rapidly. Besides, financial crises usually company with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capital outflow, the deprecia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the shock of the stock market, the decreasing of the production and so 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is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this thesis surveys the economic data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1970s and figures out the performances of these countries under balance-of -payments crises or banking crisis. We use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d transform the data to construct a regression model. Afte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laining variables, we use this model to predict the probability of possible financial crisis in U.S. under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and then discuss the rationality of those predicted values.

本文採用制度途徑為分析工具，比較歐洲地區的後社會主義國家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國內外不同的政治力量如何運作。從政治背景和金融發展兩個層面來看，後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區分為三類：中東歐、波羅的海及獨立國協，因為資料和能力所及的緣故，本文選擇了波蘭、愛沙尼亞與烏克蘭作為比較的個案。 任何形式的改革皆會有阻力與助力，而在金融自由化之前需先做到經濟穩定化和國營部門私有化，這就要國內的既得利益階級犧牲部分利益，才能讓改革繼續下去，既得利益階級不甘利益受損，於是團結起來抵制改革，或對國會遊說、施壓，或藉由選舉進入國會、掌握國家機器，保持舊制度；此時，西方國際組織(歐盟、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歐洲復興與開發銀行等)扮演著改革助力角色，利用貸款、加入國際組織條件從外部制度協助後社會主義國家維繫改革動能和抗拒既得利益階級。 本文研究發現，朝野主要政黨能夠遵照新制度而行的國家，往往是經濟改革和金融自由化較為優異的國家，這些國家的既得利益階級和國內對立情況相當較弱者，又有加入歐盟的改革誘因，才能順利推動改革，如波蘭及愛沙尼亞；烏克蘭陷於東西對立，既得利益階級強盛，國會屢屢修改制度，造成金融自由化落後。結論是制度和行為者都很重要，行為者制訂制度，制度提供行為者遊戲規則，行為者要遵守制度而行。

近年來，隨著國內產業結構之轉變，以及金融自由化政策之推動，企業經營環境已隨著大幅改變。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於探討這些轉變對於國內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是否會造成重大的影響。 　　本研究資料乃取自教育部EPS資料庫與臺灣經濟新報社資料庫，樣本期間為民國78年到82年，共120家上市公司。研究方法主要採用變異成份模型(Variance Component Model)與誤差成份模型(Error Component Model)來研究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並作共線性檢定、自我相關檢定及異質性檢定，若有異質變異數之現象產生，則以White [1980]之方法加以修正。 　　變異成份模型實證結果發現在分析資本結構的時候，以個別公司為分析單位較以假設個別公司同質的整個產業為分析單位為適當。 　　誤差成份模型實證結果發現（一）在全部產業方面：獲利能力、股利支付率與負債比率呈顯著負相關；資產抵押價值、成長機會、規模大小、稅盾利益、金融開放程度與負債比率呈顯著正相關；而營運風險、研究發展費用率、廣告費用率與負債比率雖不顯著，但是為負值。（二）在製造業方面：獲利能力、股利支付率、研究發展費用率與負債比率呈顯著負相關；成長機會、稅盾利益、金融開放程度與負債比率呈顯著正相關；而營運風險、廣告費用率與負債比率皆不顯著，但為負值，而資產抵押價值、規模大小與負債比率亦不顯著，但為正值。（三）在非製造業方面：獲利能力、廣告費用率、股利支付率與負債比率呈顯著負相關；資產抵押價值、規模大小、研究發展費用率、金融開放程度與負債比率呈顯著正相關；而營運風險與負債比率呈不顯著，但為負值，而成長機會、稅盾利益與負債比率呈不顯著，但為正值。

本研究探討1970年代末以降，智利、南韓與巴西三個新興市場國家，為何在面臨國際經濟自由化的相同政策挑戰時，會產生不同的短期政策回應。這些政策回應的差異最後更造成三國長期金改路徑的分歧。為解釋此研究問題，本研究整合國際與國內分析層次，就國際政策環境與國內政策過程及其產出兩部份，觀察制度否決點與政策關鍵行動者的互動，在長時間下對三國金融自由化改革造成的影響。 首先，本文根據三國金改在「步伐、範圍與程度」上的差異，建構三種不同長期金改路徑，即：「震盪-全面型改革」（shock-comprehensive reform）、「漸進-部分型改革」（gradual-partial reform）與「延緩-有限型改革」（delayed-limited reform）。這三種長期金改路徑的分歧，主要來自三國短期金改類型（即大幅改革、緩慢改革、無改革與改革倒退）變遷的累積。 其次，經由對三國進行個案導向的比較與貫時研究後，本研究除釐清三國長期金改路徑的演變轉折，也發現三國短期金改類型的變動，主要受到不同時期（1）政策關鍵行動者裡反對勢力否決力量的強弱，與（2）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係屬國家干預或市場導向，兩項因素組合變化的影響。 智利的個案研究結果顯示，1970-2000年智利的「震盪-全面型」金改，主要奠基於Pinochet軍政府，在1975-1989年成功開啟的大幅改革。1990-2000年，民主協定政府接替執政後，這種務實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透過憲政制度對威權勢力的保護設計，使民主協定政府因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強大，只能選擇繼續延續「Pinochet式」的經濟政策。 南韓的個案研究反映出南韓的「漸進-部份型」金改，主要係源自1980-1997年，執政聯盟內代表大財閥利益的韓國工業聯盟，對全面金融自由化的反對。該因素不僅使執政聯盟長期在國家干預與市場導向立場上反覆拉鋸，更導致南韓短期金改類型持續在大幅改革與大幅倒退間擺盪。1997年，南韓經歷嚴重金融危機衝擊，為原本「進退拉鋸」式的長期金改路徑帶來關鍵轉折的契機。 由於舊執政聯盟的結構，因政黨輪替瓦解，並由金大中總統主導的市場改革派控制，同時反對勢力否決力量轉弱，金大中政府因此能順利推動1998-2000年南韓金融體系的結構改革，最終促成過去「漸進-部份型」的長期金改路徑，出現重大轉變。 巴西的個案研究凸顯巴西的「延緩-有限型」金改，係源於政策取向與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兩因素，長期未出現發生大幅改革的條件組合。1961-1979年，反對勢力的否決力量由強轉弱，為推動大幅改革提供良好契機，但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多數時期卻為國家干預。 1985年以後，市場導向的政策取向逐漸在執政聯盟裡取得主導地位，但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反而在恢復民主體制後轉強。巴西推動改革的兩項重要條件未能配合，使其長期金改路徑始終無法脫離改革緩慢與延宕的狀態。迄Cardoso民主政府執政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路線在執政聯盟裡取得主導地位，再加上反對勢力的否決力量相對轉弱，才促成巴西出現少見的大幅改革現象。 / The dissertation mainly explains why these three emerging markets, Chile, South Korea and Brazil, while facing the same challeng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have different short-term policy responses. These differences ultimately create the divergence among these three countries on the long-term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reform. This research integrate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of analysis by focusing on two parts,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environment and the domestic policy process and outcome, to obser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veto points and the key actors in policymaking and its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reforms among three countries over time. First,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three typologies of long-term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aths by their different reform “pace”, “scope” and “depth”. They are “shock-comprehensive reform”, “gradual-partial reform”, and “delayed-limited reform.” The divergence of these three long-term financial reforms is mainly accumulated by the change of three countries’ short-term type of reform (large reform, gradual reform, non reform and reform reversal) over time. Second, this research clarif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long-term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aths of three countries by conducting comparative and longitudinal case-studies. It argues that the change of short-term type of reform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wo causes, i.e. the veto power of opponents among key actors in policymaking (weak or strong) and policy orientations of the ruling coalition (market-oriented or state intervention). The case of Chile shows that the “shock-comprehensive reform paths” during 1970-2000 is mainly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large financial reform of Pinochet regime from 1975 to 1989. The pro-Pinochet authoritarians checked the change of pragmatic neoliberal reform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veto powers after the democratic Concertación government in office and kept Pinochet-style economic policies intact in the end. In South Korea case, the “gradual-partial reform paths” was from the big conglomerates’ (chaebols) opposition to the complet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during 1980-1997. It brought the tug of war of ruling coalition’s policy orientation between market-oriented and state intervention, hence contributed to the oscillation of short-term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reform types between large reform and reform reversal in South Korea. In 1997,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it the economy of South Korea severely, and brought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change of “gradual-partial reform path” in the past. The structure of old ruling coalition was collapsed due to the regime change and the takeover of President Kim Dae-jung, the market reform faction. While the veto power of opposition party was getting weaker, Kim Dae-jung administration was able to boost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financial system in South Korean during 1998-2000, and ultimately contributed to the major change of “gradual-partial reform path”. In Brazil, the abse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policy orientation and veto power of opponents among key actors in policymaking, which may cause the large reform, was the main reason of its “delayed-limited reform”. During 1961-1979, the weakening opponents’ veto power opened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the large reform, but failed due to the state-intervention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successive ruling coalitions most of time. After the advent of democratic era in 1985, the market-oriented policy was dominant in various democratic ruling coalitions. However, the strengthening veto power of opponents after the recovery of democratic regime became the obstacle of the actualization of reform policy. The mismatch of two causes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happening of large reform was not changed until Cardoso government in office. The neoliberal policy orientation of President Cardoso’s ruling coalition and the weakening veto power of opponents contributed to the rare large reform in the path of delayed and limite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Braz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