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的變動主要是指一股全球化的浪潮而言。針對此一浪潮歷史特徵，當代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更稱之為主化過程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而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範圍上可謂涵蓋了世界各地，不但使國際體系的架構為之丕變，對於際間的互動關係亦產生一大衝擊。但本文的焦點並不在於做任何廣泛分析，而是希望以南美第一大國巴西的經驗為例，一方面了解民主化真實意涵，另方面亦藉此對巴西的政經發展做進一步的深入剖析。在我們必需明白，雖然以西方學界中習用的發展理論作為此一研究的基乃是極其便利的作法，但由於大多數人對低度開發國家均缺乏切身之認，導致許多學者往往直接假設它們的過去和現在都和已開發國家的狀況類似；事實上，此種假設嚴重扭曲了開發中國家的真實面貌。因，筆者嘗試以重新搜集史料、整理史料，並進一步以客觀態度解釋史的方式，期使能發掘及討論巴西民主化過程中的各個面向。至於本文究架構大致如下：首先界定民主政治之概念並區分各類民主政權；其，以一九六四年為第一個基點，比較「官僚威權政體時期」前後之統型態特色與其運作對巴西產生的影響；第三，分析一九七○至八○年間軍人政權和民主浪潮的消長之勢及其原因；最後，透過上述各層探整理，試圖對巴西未來發展趨勢作適當研判，期對國內民主改革能提一他山之石。

一國的政策產出常是受到該國政治、經濟、社會因素等的影響，而在巴西，由於其境內的「地球綠肺」亞馬遜雨林攸關人類之永續生存，故特別引起國際重視，也因此巴西的環境決策除了受到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因素影響以外，國際面的衝擊對之也深具撼動力。本文分別探討巴西軍政府時期與文人政府時期的國際情勢(外部環境)如何與其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因素(伊斯頓政治分析模型中的輸入項)相互作用，進而影響巴西軍政府與文人政府時期的環境政策，特別是亞馬遜政策。 巴西軍政府時期由於抱持「依賴」理論的世界觀，加以政治民族主義強烈，人民又乏管道表達反對意見﹔全國上下一味不惜犧牲亞馬遜以追求高經濟成長﹔社會上的環境運動發展雖始萌芽，但尚未成熟﹔國際間對於環境保護的共識亦尚處於模糊階段，故造就出一面倒向「大力開發亞馬遜」的政策決議。相較於政治與經濟因素的強烈開發動機，社會與國際因素的制衡力量根本不足以阻止亞馬遜流域的慘遭破壞與不永續發展。 文人政府時期的巴西受到全球化風潮的影響，受國際影響程度日漸增大，政治上亦開始走向民主，然而其政治特色一大部分係延續傳統的巴西政治文化，其政治現實上的限制一定程度地阻礙了巴西環境政策的落實；經濟方面，雖然巴西在卡爾多索的領導下擺脫了高通膨的惡夢，但對外部門脆弱的問題使得巴西政府的目標仍然是刺激經濟增長，故巴西經濟好轉對於亞馬遜政策是幸抑或是不幸，吾人仍持保留的態度。不過若以文人政府時期的社會面來看，則亞馬遜的前景便樂觀許多。雖然巴西目前有眾多非政府環境組織規模都不大，資源也不夠充裕，政府也不見得重視，但此時期中產階級與群眾運動開始結合運作，使得環境運動力量大增，即便目前其對政治的直接影響有限，但透過環保文化與價值的深耕，必可對未來的世代產生長遠的影響，政客們也會因選民的傾向而漸漸加強其環保的訴求，最後再輔以國際力量的支持，相信巴西人對於自己的環境會有越來越多的深思與關懷。

本文之研究目的，除了歸納、整理影響巴西外交政策形成之各項因素，分析其對南方共同市場會員國一阿根廷之外交關係外，並探討下列問題： 　　一、巴西在1985年文人政府時期起，所採取之外交政策取向為何？期望扮演之國家角色為何？所欲達成之外交目標為何？ 　　二、巴西之國家利益及外交政策走向。 　　三、巴西與阿根廷間軍事緩和之趨勢及在南方共同市場之架構下與阿根廷經貿關係與折衝點。 　　巴西在一九八○年代起，將一連串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列入外交政策議題並且在各項結盟裡獲得討論並取得共識。在經濟方面，巴西在里約集團(Rio Group)及南方共同市場(South Cone Common Market)取得主導優勢、與扯美各國達成設立拉丁美洲自曲貿易區(Latin America Free Trade Area)之共識、藉由南方共同市場與歐盟進行自由貿易之預備協商及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在政治領域裡，積極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Peace-Keeping Operations)並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九九五年加入飛彈科技控制體系(Miss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MTCR)、一九九八年完成批准反核武擴散條約(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NPT)、一九九九年促成扯丁美洲國家與歐盟元首之高峰會及二○○○年舉行拉丁美洲國家元首會議。在社會議題方面，巴西在人權、環保、打擊毒品及反恐怖主義等議題都積極涉入：如：一九九二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the NU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以上均顯示巴西擬在拉丁美洲國家擬扮演領導者之角色，如何與傳統鄰國、亦為拉美大國之阿根廷間之互動亦為研究之緣起。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說明論文的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範圍、研究限制、組織架構與文獻探討。 　　第二章探討國內環境層面、國際層面、決策者因素等三方面影響巴西外交政策的要素。國內環境因素方面，以地理環境、人口與社會結構者、經濟條件、政府因素與一九八八年的憲法作為分析單元。 　　第三章則以前述要素來解釋巴西在一九八五年年起文人政府時期的外交政策取向、國家角色及政策目標。巴西在區域與國際上之角色，以及巴西在南方共同市場外交政策的目標。第四及第五章則著重討論巴西與阿根廷軍事及經貿關係及討論巴西與南方共同市場會員國家之關係，在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以經貿為主軸，經濟考量在巴西外交政策制訂過程中日益吃重，故探討巴西積極參與經濟整合與成立南錐共同市場之外交政策及與阿根廷軍事緩和之趨勢。最後在第六章是為本篇論文之結論。

面對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經濟及社會的解構與重組，巴西對於國際事務的參與也日益積極。巴西是拉丁美洲的第一大國，幅員遼闊，自然資源與礦藏豐富，重工業發達。近年來，更伴隨著生質能源之研發與生產，以及大量石油礦藏被發現等優勢，備受全球注目。巴西正逐漸擺脫過去被視為邊陲國家的命運，在國內政治、經濟及社會改革初具成效之際，以豐富的天然資源為籌碼，藉憑著靈活的外交策略，追求成為區域強權國家和尋求合理的國際地位。 本論文係透過各類文獻的蒐集，藉由全球化、區域主義、多邊主義及外交政策分析等多元概念途徑，作為分析巴西在全球化時代、近二十年來之外交政策作為。在時間上，範圍集中在後冷戰時期迄今的全球化時代；在空間上，範圍包括巴西外交上的主要場域，如與美國及歐盟等主要北方國家之關係、與開發中國家的南南合作關係，以及巴西所積極參與的聯合國事務等。 巴西自1985年沙奈總統任內轉為民主政體，並以全球化為發展主軸；高羅總統時代簽署亞松森協定，以成立南方共同市場；卡多索總統時代開始自我認知為「中等國家」，尊重國際體系及加強主導區域合作並呼籲改革聯合國安理會，以便躋身其中；魯拉總統則總其成，積極尋求國際上的「大國地位」。具體而言，從全球化的面向觀察，巴西的外交戰略作為包括：與第一世界國家建立緊密的對話及合作機制；掌握能源短缺係為全球經濟的重要變數，善用其在生質能源發展上的優勢；成立南方共同市場，成為區域領袖；以及掌握全球跨區域競合之新趨勢，與印度、南非建立IBSA論壇，與俄羅斯、印度及中國建立「金磚四國」合作關係。巴西解構了傳統地理上的南方國家概念，而將開發中國家重新定義為南方國家，並積極進行串連合作，其中又以G-20開發中國家集團為代表；此集團的成立，對巴西而言，是一次重新詮釋其在「強國」和「弱國」之間作為「不可缺少的中間人」角色的機會。 在多邊主義方面，聯合國一直都是國際間多邊關係發展的重要場域，巴西運用其在拉美區域和新興國家中的領導者地位，積極串連多邊合作關係，藉以支持其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在運用多邊主義的外交戰略上，相當彈性靈活和深謀遠慮，尤其是以參與各類高峰會及聯合國維和任務，藉以提升其在聯合國的角色地位，以及在國際社會中扮演建構多邊平衡的重要角色。 正如Christopher Hill的論點，在全球化時代中，巴西採取權力追求導向的外交政策，且著重於國家能力與其相對權力的展現；亦即，藉由國家能力的有效提升，進一步尋求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擴充。持平而論，時至今日，巴西的外交努力有進展、亦有挫折和挑戰，但無論如何，巴西善用自身在特定領域上的優勢，發揮本身在區域的影響力，成為區域領袖國家，使國家自主性大幅獲得提升等成效，在理論層次上可印證理性選擇是國家發展外交的要素，在實務層次亦可作為新興國家在外交策略上的參考與反思。 關鍵詞：巴西、全球化、區域主義、多邊主義、外交政策分析、南南合作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Law

自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歐尼爾首次提出「金磚四國」這個概念，預計到2050年世界經濟格局將會經歷劇烈洗牌，全球新六大經濟體將變成中國、美國、印度、日本、巴西及俄羅斯，此後巴西就一直活躍在世界的重要經濟舞台上。其廣大的內需消費市場、充沛的勞動力及豐富的天然資源吸引眾多國外投資者前仆後繼進入，想佔有一席之地。 然而跨國企業經營巴西市場存在一定的障礙，如：政府行政單位的無效率、法規繁多且複雜、稅收種類多、生產成本高且運輸服務不完善、資金成本過高、國家風險指數高導致融資不易、非正規經濟無處不在、教育水平不高、基礎建設不健全、官僚腐敗情況時有發生、勞工法不盡合理導致勞資糾紛等，讓許多跨國企業乘興而來，鎩羽而歸。根據世界銀行發佈的營商環境友善度調查顯示，巴西在189個國家中排名第120位。 然而商機總是伴隨著風險，著名的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經說：「經營一個企業，若想要完全避免風險是不可能的。企業經營的最大目的，是設法有效的支配現有資源，以期能獲得最大的收益，而風險正是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事物」。在巴西這種外部經營環境不良的情況下，該如何降低經營風險？將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策略融合在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中，將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 本研究透過對個案公司在巴西市場的經營，利用商業模式圖的要素分析其商業模式與核心競爭能力，再與主要競爭者進行對照分析，找出各廠商在巴西市場的策略重點。之後，進一步分析個案公司所面臨的外部與內部風險，接著以企業風險管理框架為架構，分析其風險對抗策略，以及與商業模式的關連性，進而探討個案公司在巴西市場的策略風險管理佈局及其優劣勢。

歷經第二次伊拉克戰爭與經濟危機，冷戰後主導世界秩序的支配強權－美國國力遭受打擊，進而出現美國衰落的論述；同一時期，太平洋另一端新興大國—中國藉由快速的經濟發展在世界舞台展露頭角。因應此國際情勢而生的「權力轉移理論」便是探討既存支配強權與新興崛起挑戰者間權力轉移過程的理論。權力轉移論者認為，當新興挑戰國的能力增強至足以與既存支配強權匹配時，若同時其對現狀滿意度越來越低，便可能觸發戰爭。然而，國際政治受各區域國家所牽動，兩強間分庭抗禮且須考量區域中舉足輕重的領導國家。傳統上拉丁美洲被視為美國後院，而中國對該區域各國互動密切，更有論者提出中國直搗美國後院一說。綜觀拉美各國，其中擁有豐富天然資源、作為美洲第二大經濟體的巴西，是首屈一指的區域領導國家。是而本研究以巴西為舞台，從美國－巴西互動、中國－巴西互動，討論新興大國中國與既存支配強權美國間權力轉移的過程，從三方來往間探討權力轉移的跡象並驗證權力轉移論者的主張與假設，另外，本研究嘗試補充權力轉移論者中較少著墨的第三國－區域領導國家，在既存、新興兩強發生權力轉移時所扮演的角色與考量。 / After 2003 Iraq War and financial crisis, the power of dominator, United States is on the way fading. Meanwhi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cific comes an emerging challenger -China. U.S. decline and China rise complet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s to illustrate the process of dynamic power change between dominated country and potential challenger.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discusses that the war along with power shifting from dominanted state to potential challenger may explore while fulfilling two variables, power parity as the opportunity and negative evaluations of the status quo as the willingness. However, the world politics is well effected by regional countries even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wo major agents in power transition. Latin America is traditionally regarded as “backyard” of the U.S. but with increased cooperation from China, this claim has been slack. Among all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Brazil devotees in leading the region due to its rich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litical-economic influen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Brazil and imply competi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n the interactions with Brazil so to discuss the power transition phenomena and relevant hypothesis verifications. Furthermore, it tends to develop the autonomy and active position of third state while participating in power transition.

本研究探討1970年代末以降，智利、南韓與巴西三個新興市場國家，為何在面臨國際經濟自由化的相同政策挑戰時，會產生不同的短期政策回應。這些政策回應的差異最後更造成三國長期金改路徑的分歧。為解釋此研究問題，本研究整合國際與國內分析層次，就國際政策環境與國內政策過程及其產出兩部份，觀察制度否決點與政策關鍵行動者的互動，在長時間下對三國金融自由化改革造成的影響。 首先，本文根據三國金改在「步伐、範圍與程度」上的差異，建構三種不同長期金改路徑，即：「震盪-全面型改革」（shock-comprehensive reform）、「漸進-部分型改革」（gradual-partial reform）與「延緩-有限型改革」（delayed-limited reform）。這三種長期金改路徑的分歧，主要來自三國短期金改類型（即大幅改革、緩慢改革、無改革與改革倒退）變遷的累積。 其次，經由對三國進行個案導向的比較與貫時研究後，本研究除釐清三國長期金改路徑的演變轉折，也發現三國短期金改類型的變動，主要受到不同時期（1）政策關鍵行動者裡反對勢力否決力量的強弱，與（2）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係屬國家干預或市場導向，兩項因素組合變化的影響。 智利的個案研究結果顯示，1970-2000年智利的「震盪-全面型」金改，主要奠基於Pinochet軍政府，在1975-1989年成功開啟的大幅改革。1990-2000年，民主協定政府接替執政後，這種務實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透過憲政制度對威權勢力的保護設計，使民主協定政府因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強大，只能選擇繼續延續「Pinochet式」的經濟政策。 南韓的個案研究反映出南韓的「漸進-部份型」金改，主要係源自1980-1997年，執政聯盟內代表大財閥利益的韓國工業聯盟，對全面金融自由化的反對。該因素不僅使執政聯盟長期在國家干預與市場導向立場上反覆拉鋸，更導致南韓短期金改類型持續在大幅改革與大幅倒退間擺盪。1997年，南韓經歷嚴重金融危機衝擊，為原本「進退拉鋸」式的長期金改路徑帶來關鍵轉折的契機。 由於舊執政聯盟的結構，因政黨輪替瓦解，並由金大中總統主導的市場改革派控制，同時反對勢力否決力量轉弱，金大中政府因此能順利推動1998-2000年南韓金融體系的結構改革，最終促成過去「漸進-部份型」的長期金改路徑，出現重大轉變。 巴西的個案研究凸顯巴西的「延緩-有限型」金改，係源於政策取向與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兩因素，長期未出現發生大幅改革的條件組合。1961-1979年，反對勢力的否決力量由強轉弱，為推動大幅改革提供良好契機，但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多數時期卻為國家干預。 1985年以後，市場導向的政策取向逐漸在執政聯盟裡取得主導地位，但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反而在恢復民主體制後轉強。巴西推動改革的兩項重要條件未能配合，使其長期金改路徑始終無法脫離改革緩慢與延宕的狀態。迄Cardoso民主政府執政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路線在執政聯盟裡取得主導地位，再加上反對勢力的否決力量相對轉弱，才促成巴西出現少見的大幅改革現象。 / The dissertation mainly explains why these three emerging markets, Chile, South Korea and Brazil, while facing the same challeng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have different short-term policy responses. These differences ultimately create the divergence among these three countries on the long-term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reform. This research integrate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of analysis by focusing on two parts,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environment and the domestic policy process and outcome, to obser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veto points and the key actors in policymaking and its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reforms among three countries over time. First,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three typologies of long-term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aths by their different reform “pace”, “scope” and “depth”. They are “shock-comprehensive reform”, “gradual-partial reform”, and “delayed-limited reform.” The divergence of these three long-term financial reforms is mainly accumulated by the change of three countries’ short-term type of reform (large reform, gradual reform, non reform and reform reversal) over time. Second, this research clarif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long-term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aths of three countries by conducting comparative and longitudinal case-studies. It argues that the change of short-term type of reform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wo causes, i.e. the veto power of opponents among key actors in policymaking (weak or strong) and policy orientations of the ruling coalition (market-oriented or state intervention). The case of Chile shows that the “shock-comprehensive reform paths” during 1970-2000 is mainly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large financial reform of Pinochet regime from 1975 to 1989. The pro-Pinochet authoritarians checked the change of pragmatic neoliberal reform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veto powers after the democratic Concertación government in office and kept Pinochet-style economic policies intact in the end. In South Korea case, the “gradual-partial reform paths” was from the big conglomerates’ (chaebols) opposition to the complet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during 1980-1997. It brought the tug of war of ruling coalition’s policy orientation between market-oriented and state intervention, hence contributed to the oscillation of short-term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reform types between large reform and reform reversal in South Korea. In 1997,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it the economy of South Korea severely, and brought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change of “gradual-partial reform path” in the past. The structure of old ruling coalition was collapsed due to the regime change and the takeover of President Kim Dae-jung, the market reform faction. While the veto power of opposition party was getting weaker, Kim Dae-jung administration was able to boost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financial system in South Korean during 1998-2000, and ultimately contributed to the major change of “gradual-partial reform path”. In Brazil, the abse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policy orientation and veto power of opponents among key actors in policymaking, which may cause the large reform, was the main reason of its “delayed-limited reform”. During 1961-1979, the weakening opponents’ veto power opened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the large reform, but failed due to the state-intervention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successive ruling coalitions most of time. After the advent of democratic era in 1985, the market-oriented policy was dominant in various democratic ruling coalitions. However, the strengthening veto power of opponents after the recovery of democratic regime became the obstacle of the actualization of reform policy. The mismatch of two causes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happening of large reform was not changed until Cardoso government in office. The neoliberal policy orientation of President Cardoso’s ruling coalition and the weakening veto power of opponents contributed to the rare large reform in the path of delayed and limite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Brazil.

本文係由歷史結構之觀點，透過時空發展的進程探討華盛頓共識進入巴西後於卡多索與盧拉兩任總統任內(1995年至2011年) 政治經濟、財政金融、社會政策的一系列發展與變革。 隨著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的重擊，過去習以保護主義與進口替代作為玻璃帷幕的拉丁美洲終於破碎。因為凱因斯主義失靈重返舞台的新自由主義，挾著在東亞地區的成功經驗，讓拉美國家也服下「華盛頓共識」這枚靈丹妙藥，儘管有效的降低通貨膨脹、財政樽節、促成私有化、強化出口，惟過猛的力道及未妥善的因應措施終使拉丁美洲這個百年機器難以應荷，隨之帶來混亂與抗爭。這股亂流也衝擊南美的巴西，使該國深陷恐慌。1994年接任財政部長的卡多索企圖透過「黑奧計畫」改善巴西的政府人事、赤字、貨幣、通膨、私有化等問題，並於就任總統後持續強化計畫的執行。惟該計畫仍難完全解決巴西多年來的弱勢經濟，1997年後的區域性金融危機及國內債務問題將巴西推入深淵，儘管情勢好轉，但巴西必須更加依賴新自由主義。 繼任者盧拉歷經三次總統競選失利，選擇與華盛頓共識合作並繼承黑奧計畫，厲行樽節。迥於其他拉美國家，盧拉利用樽節、私有化後的盈餘支援社會福利政策，推行「零饑餓計畫」，有效改善國內的就業率、教育、貧寒等問題，並使巴西經濟快速增長，締造黃金十年，並成為全球的重要經濟體。 新自由主義學者向來排斥社會福利政策，盧拉的經驗則為新自由主義與社會福利相容相合提出可能性，這也是本文最重要的研究結果。卡多索和盧拉並未因為自身的左派色彩而採取反新自由主義政策，反而因勢利導，利用華盛頓共識打造更良善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引領巴西走上繁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