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際經濟趨向區域化，基於地緣關係，各種區域性組織也相繼出現，其中尤以歐洲共同市場的建立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定型為經濟區域化樹立楷模。但亞洲各國因政治立場互異，經濟發展程度有顯著差別，再加以作為集團中堅的日本未能取得各國信賴，類似西歐與北美的區域化組織不易實現。然過去幾年來，由於兩岸關係的實質改善，二個以兩岸三地為主體的中華經濟圈正加速發展中，且不同於西歐及北美，並非完全由政府主導策劃，而主要基於國際經濟情勢發展與兩岸的經濟互動需求自然形成，其所蘊藏的潛力及燦爛遠景已引起全世界政經領袖及學者專家注視，令人驚訝的是，這才是兩岸合作的開始，如果兩岸真能拋開政治考量，作為效的經濟整合，未來所能展現的實力，顯然還將遠大於此。本文之目的，即作者樂觀地期盼，兩岸經貿能在全球經貿整合的趨勢下，朝良性的互動發展，一來此即兩岸華人利益之所在，二則能自經濟整合（低度整合）出發，為政治整合(高度整合)奠下厚實其礎。兩能依合作共榮的遠大目標發展，不但全球華人所依記，更是世界安定的基石。

1980年代，全球化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驅動下，風起雲湧的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不到幾年的光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成為世界各國主要的經濟發展模式，就連一向為保護主義大本營的拉丁美洲，也改弦易轍的擁抱新自由主義，希望這樣的琵琶別抱，可以獲得一個美好的未來。 全球化由經濟力量帶領，對人類舊有的世界秩序產生衝擊，衝擊的層面不只侷限在經濟面向，社會是一個整體，經濟面向進一步影響了政治、社會、文化、安全等，帶來了一個廣泛而全面的鉅變。然而，經濟全球化的速度發展過快，人類社會還來不及產生一個相應社會來配合發展，於是，一股來自社會的政治力量反撲，也從世界每個角落，吹起出征的號角。政治反撲的形式之一，就是1980年代中期開使興起的新區域主義，南錐地區便由巴西、阿根廷帶頭，成立了南錐共同市場，以區域整合來迎接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 舊有的世界秩序，在全球化與區域化兩股力量的衝擊下，正在改變，新的世界秩序，在這兩股力量的激盪下，正在形成。處在一個舊世界秩序正在改變，新世界秩序尚未形成的年代，必須有一套理論來解釋這樣的現象，舊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理論無法給人類一個滿意的答案，於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Bj□rn Hetten等人為主的「新區域主義方法」興起，強調區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從區域性來看區域整合，將其分為區域空間、區域複合體、區域社會、區域共同體、區域國家等五個階段，此外，新區域主義方法認為區域化動力來自於多面向，必須從文化、安全、經濟政策、政治體制等多面向來觀察，而在層次上，則可從世界體系、區域間、區域、次國家等多層次來分析。對於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新區域主義方法也提出新世界秩序必須包含和平、發展和環境永續的價值，而這些便可透過安全區域主義、發展區域主義和環境永續來達成。 南錐地區的區域整合，在1979年之前，由於安全上處於衝突形成狀態，經濟往來程度亦不高，屬於新區域主義方法下的區域複合體階段。1979到1991年之間，南錐站在區域複合體的基礎上，加速了區域整合的進程，南錐地區的實質區域形成，區域性增加，進入新區域主義方法的區域社會階段。1991年之後，南錐共同市場成立，南錐地區的整合成為一個具有正式組織的法理區域，整合的速度、廣度、深度都不斷的成長，成為一個具有認同的區域主體，尤其在對外談判上，更是展現南錐共同市場作為一個活躍區域主體的實力，經過這些區域整合的努力，南錐地區已經達到新區域主義方法中，區域共同體的階段。 全球化對於舊有的世界秩序帶來衝擊，人類社會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未來的世界新秩序到底要往哪裡走，仍舊是目前爭辦的課題之一。當今浮上台面的世界新秩序選項，主要為以區域為主體的後西發利亞秩序，以及以國家為主體的新西發利亞秩序，這兩個選項的背後，隱藏著全球化與區域化兩股力量的相互激盪，而其中南錐共同市場的整合，也深受這兩股力量的影響。當我們對未來混沌不知時，掌握這兩股力量的脈動，將有助於我們走向下一個路口。

現階段國內對於澳洲與南太島國關係之研究較少，澳洲研究多著重在與美日及東南亞等國之關係，本論文目的即在透過新區域主義之觀點，探討澳洲的南太政策及其對該區域整合之影響。 在論述過程中，本論文廣泛從澳洲與南太島國在各領域之互動，如高層互訪、經貿交流、援外政策、國防合作以及在區域組織之互動來觀察南太地區共享價值與區域認同的形成，以分析並預測南太地區形成新區域主義的前景。 透過本論文之分析與論述，筆者認為，以澳洲積極參與南太區域組織及全力協助解決島國所遭遇之不同難題觀之（太平洋島國論壇、索羅門群島危機…等），澳洲對南太地區事務之介入日深，這當然也是基於澳洲自身的國家利益，然而在積極參與南太事務的同時，澳洲必需妥甚處理其與南太島國的關係，避免被貼上區域霸權或過度干預的標籤。 / Currently, most Australian studies in Taiwan are focused on Australian relations with the US, Japan and ASEAN instead of South Pacific count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analyze Australia’s South Pacific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viewpoint of neo-regionalism. This thesis looks at Australia’s relations with the Pacific countries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high-level official visits, trade and business, foreign aid, defense cooperation and activities in the Pacific regional regimes to observe the formation of share values and region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region in order to analyze and predict the prospects of neo-regionalism in the South Pacific. This thesis finds that Australia i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South Pacific affairs by participating regional activities and helping to solve different problems in those island countries (PIF, Solomon Island Crisis…). Of course, national interest is Australia’s main concern. However, Australia has to deal with its relations with island countries very carefully while it’s involving in different regional affairs in order not to be considered as regional hegemon or over intervention.

成立於1989年的亞太經合會是亞太區域唯一的官方區域整合機制，其「開放性區域主義」的特質，是過去區域整合機制所未曾提出與採用。惟亞太經合會特殊的組織架構與運作程序是否能夠提供會員國進一步合作的機制與意願，經常受到挑戰與考驗。今年適逢亞太經合會成立廿週年，正可用以作為研究亞太區域整合的典型案例，以對亞太地區整合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可能之發展有一綜合性的探究。 本論文在結構上設定基本前提為：亞太區域面臨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區域整合所帶來的壓力，使得各國致力內部調整及經濟發展，藉由經貿相互往來的活動增進彼此間之依存度，而衍生希望藉由亞太經合會這一亞太區域最大的區域組織，來尋求區域整合，以形成競爭優勢；並冀藉國際關係區域整合相關理論與經驗，探討以下兩個問題： 一、以亞太經合會為例，析論亞太區域現有整合機制，面臨之問題及解決之途徑為何？ 二、從亞太經合會未來定位發展，預測亞太區域整合可能途徑與方式？ 本論文研究發現亞太區域未來仍舊繼續朝向多邊整合機制發展，仍難以出現一個類似北美、或歐盟的整合機制。而亞太區域整合未來發展趨勢為：（一）在區域經濟整合的建構過程中呈現多頭馬車角逐競爭的現象；（二）亞洲化與次區域間雙邊化的發展趨勢；（三）多組區域貿易安排同時發展、相互交錯的趨勢；（四）從認同的角度觀之，當今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亦呈現亞洲主義與亞太主義競合的趨勢；（五）美國的立場對亞太區域整合發展扮演關鍵性角色；（六）市場驅動為主導結合政府區域合作政策亦將決定亞太區域整合發展的路徑。上述的發展趨勢亦成為亞太經合會在未來進行亞太區域整合、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將面臨的整合問題，如何在諸整合機制的競合關係中，繼續推動整合進程，考驗亞太經合會各經濟體的智慧。

面對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經濟及社會的解構與重組，巴西對於國際事務的參與也日益積極。巴西是拉丁美洲的第一大國，幅員遼闊，自然資源與礦藏豐富，重工業發達。近年來，更伴隨著生質能源之研發與生產，以及大量石油礦藏被發現等優勢，備受全球注目。巴西正逐漸擺脫過去被視為邊陲國家的命運，在國內政治、經濟及社會改革初具成效之際，以豐富的天然資源為籌碼，藉憑著靈活的外交策略，追求成為區域強權國家和尋求合理的國際地位。 本論文係透過各類文獻的蒐集，藉由全球化、區域主義、多邊主義及外交政策分析等多元概念途徑，作為分析巴西在全球化時代、近二十年來之外交政策作為。在時間上，範圍集中在後冷戰時期迄今的全球化時代；在空間上，範圍包括巴西外交上的主要場域，如與美國及歐盟等主要北方國家之關係、與開發中國家的南南合作關係，以及巴西所積極參與的聯合國事務等。 巴西自1985年沙奈總統任內轉為民主政體，並以全球化為發展主軸；高羅總統時代簽署亞松森協定，以成立南方共同市場；卡多索總統時代開始自我認知為「中等國家」，尊重國際體系及加強主導區域合作並呼籲改革聯合國安理會，以便躋身其中；魯拉總統則總其成，積極尋求國際上的「大國地位」。具體而言，從全球化的面向觀察，巴西的外交戰略作為包括：與第一世界國家建立緊密的對話及合作機制；掌握能源短缺係為全球經濟的重要變數，善用其在生質能源發展上的優勢；成立南方共同市場，成為區域領袖；以及掌握全球跨區域競合之新趨勢，與印度、南非建立IBSA論壇，與俄羅斯、印度及中國建立「金磚四國」合作關係。巴西解構了傳統地理上的南方國家概念，而將開發中國家重新定義為南方國家，並積極進行串連合作，其中又以G-20開發中國家集團為代表；此集團的成立，對巴西而言，是一次重新詮釋其在「強國」和「弱國」之間作為「不可缺少的中間人」角色的機會。 在多邊主義方面，聯合國一直都是國際間多邊關係發展的重要場域，巴西運用其在拉美區域和新興國家中的領導者地位，積極串連多邊合作關係，藉以支持其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在運用多邊主義的外交戰略上，相當彈性靈活和深謀遠慮，尤其是以參與各類高峰會及聯合國維和任務，藉以提升其在聯合國的角色地位，以及在國際社會中扮演建構多邊平衡的重要角色。 正如Christopher Hill的論點，在全球化時代中，巴西採取權力追求導向的外交政策，且著重於國家能力與其相對權力的展現；亦即，藉由國家能力的有效提升，進一步尋求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擴充。持平而論，時至今日，巴西的外交努力有進展、亦有挫折和挑戰，但無論如何，巴西善用自身在特定領域上的優勢，發揮本身在區域的影響力，成為區域領袖國家，使國家自主性大幅獲得提升等成效，在理論層次上可印證理性選擇是國家發展外交的要素，在實務層次亦可作為新興國家在外交策略上的參考與反思。 關鍵詞：巴西、全球化、區域主義、多邊主義、外交政策分析、南南合作

近代日本將「亞細亞」想像為一個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y)，在政治、經濟、文化、知識等面向加以呈現，寄託日本自我定位的國族敘事，型塑國家的外交政策與戰略目標。「亞細亞」一度是象徵停滯、落後的符碼，但在1980年代後，隨著日本經濟崛起與區域主義 (regionalism) 勃興，帶有文化意涵的「東亞」轉而成為日本烘托自身優越感的地標，本文即試圖透過對近代日本亞洲論述的梳理和考察，揭示此類話語所反映的認同政治。本文假定，日本對「東亞」的想像空間源自於三重結構，即對抗中華霸權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文明論述；以中華帝國為中心、涵括其周邊地區的「前近代」(pre-modern) 朝貢體制與華夷秩序；以及反思西方近代性的知識建構，重建東亞近代性的對話空間。這三重結構轉喻下的日本，呈現三種存在樣態 (mode of being)，即抵抗 (resistance)、鑲嵌 (embeddedness) 與再現 (representation)，三者在不同條件下各有凸顯，但揭示的問題意識 (problematic) 如一，即「東亞」作為對應於「歐洲」或「西方」的「建構的實在」(constructed reality)，擁有與歐洲或西方不同的特質，成為日本據以證成其獨特發展的基底、書寫自我認同的對象，反映知識社群面對他者時的集體焦慮，「東亞」因而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樣態，被賦予不同的政治任務，其間變化必須從「東亞」相對於日本近代化的情境來理解。刻畫西方近代性的「亞細亞」空間與「近代」時間，在知識上予以構連 (articulation) 後，「共同體」的型塑成為日本在東方與西方、自我與他者、區域與全球之間依違擺盪的認同地標，抵抗的意義旨於再現自我，鑲嵌的異化證成抵抗的合法性，而再現最終又回歸鑲嵌的論域。本文的設計重點在於揭示一種研究途徑，透過不同立場的經典閱讀，探討東亞近代性構圖中涉及政治地理學的基本問題，闡述日本的亞洲想像之所以以「共同體」為念，並非地理概念的「亞洲中心主義」(Asia-centrism)，而是日本近代化進程中「東方之故鄉」式的情感體現與文明政治，延伸的軸線則是建構歷史主體的自覺意識，既是彰顯國族敘事的辯證命題，也是自我定位的知識建構。 / Modern Japan regards "Ajia"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 and exhibit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epistemic aspects, commits Japan's nationalist narrative of self-orientation accordingly, and shapes her foreign policy and strategic objectives . In modern Japan, "Ajia" was once a negative term by indicating stagnant, laggard, but in the 1980s, as Japan's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nd regionalism gaining popularity, the "East Asia" (Tōa) instead became the symbol of heightening her superiority with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s, this dissertation is trying to reveal the identity politics reflected by such Asianism discourses. This dissertation assumes that Japan's "East Asia" imagination derived from the following triplet structure that is civilization discourse of resisting the hegemon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mperialism; "pre-modern" Sino-Barbarian (Hua-Yi) tributary system; and reflection to Western modernity knowledge 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ng the East Asian modernity for dialogue space. Under the triplet structure, there were three kinds of mode of being in modern Japan: resistance, embeddedness and representation, each had been highlighte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but the problematic manifested as one, that is the "East Asia" was a "constructed reality" corresponded to the "Europe" or "the West"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onstituted the perceptive understructure of Japan's unique development road, and illustrated in self-identity writing context, underlined the collective anxiety of her knowledge community when faced with "the others". As a result, "East Asia" implied its different significances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been given different political tasks, during which the change must be understood from the "East Asia" relative to Japan’s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After articulation of knowledge, the spatial "Ajia" and temporal "Kindai" which depicted the Eurocentric modernity, converged on Japan’s "community" imagination that swung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self and the others, regional and global identity landmarks. The implication of resistance aimed at self-representation, as alienated embeddedness justified the legitimacy of resistance, and representation returned to the field of embeddedness discourse eventu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