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大台北地區（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桃園縣）為範圍，一方面是因區域性勞動市場的發展主要成是在「都市發展」的演上，另外，內政部營建署早在民國69年即開始將台北都會區的空間結構勾劃為北從基隆，南到桃園的國際化都市，而近來大台北地區縣市間的互動關係，而使本文有如此範圍之規劃。 本文研究發現，區域性勞動市場的形成與都市發展的演變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從都市化與區域發展理論中瞭解，中心都市興起主因是由於人口增促進投資需求，帶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吸引人口移入，加上聚集經濟的利益，使核心都市成為區域中心，相反的，都市鄰近的市鎮則是勞力與資金的大量外流。不過，當都市超過其最適的服務規模將造成聚集不經濟現象，造成核心都市開始向外分散，迫使人口與產業往郊區市鎮遷移。當就業機會分散時，人口和勞動力也會有分散傾向，產生人口及產業在結構上的變化，造成「郊區化」的郊應。 在都市化與郊區化的交互影響下，核心都市的影響範圍日益擴大，而運輸工具的興建導致可及性和可行性提升，使更多核心都市工作人口或產業願意移往較廣闊、舒適的郊區，使都市區域的蔓延、產業結構變化、人口的移動、零售商業改變與交通網路的延伸，導致區域性勞動市場的形成。 從1990年至2001年大台北地區四縣市次級資料中發現其當前區域內人力資源與產業結構之特質如下： 一、就人口遷移來看，台北都會區的發展已出現中心都市（台北市）衰退，外圍地區持續發展的現象，逐步和台北縣、基隆市及桃園縣連成一氣之勢，形成大台北地區，台北市已由一開放體系，逐步走向閉鎖且衰退的都市體系。 二、勞動力長期往就業機會多的都市中心集中，造成都市中心就業者大多是教育程度較高，且多從事於服務業中主管及專業人員職業為主，其餘縣市就業者則以低教育程度為多，且大都從事服務業中職位較低的服務人員或從事工業相關的生產、操作等體力工為主。可知，台北市與另外三縣市的勞動力上呈現結構上的差異，顯示出三縣市與台北市勞動力形成互補之態勢。 三、大台北地區受私人雇用者的比例漸增，其他如自營作業者、受政府雇用者和無酬家屬工作者之比例均呈長期遞減中，另外，台北市就業者的薪資高於其他三縣市，反映出勞動雇傭關係比例的提高及工資結構的差異化。 四、台灣全體產業結構及就業結構之變化，從重心在工業部門漸轉為服務業部門，大台北地區的產業發展，台北市是以服務業為首，其中以金融、保險、不動產成長比例最高，台北縣及桃園縣主要產業仍以製造業為主的第二級產業，這也反映出大台北地區在產業結構上互補的情況。 五、從戶籍地就業者的工作地點與各工作地點就業者的戶籍地分布及就業者轉業前後工作地點來看，大台北地區就業者整合程度高，尤其台北市與台北縣兩者關係最為密切，桃園縣雖不明顯，但融入程度正在提高，顯示大台北地區的勞動力明顯已由這四縣市共同吸收了，證明大台北地區區域性勞動市場的形成。 隨著勞動市場的變化及增進勞雇雙方媒合能更為成功及有效率，各國無不在就業服務工作上思盡各種方法，如對雇主與民眾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定期提供雇主資訊及親自拜訪或電話聯繫，利用可能的各種管道積極推動行銷計畫；另外，加強連結全國就業服務網絡，建立資料庫，可使求職及求才者能輕易透過網絡找尋所需的工作及人才；對求職者提供個人化、深度化的就業諮商服務，而各國對就業服務人員也有其專業能力的要求。此外，近幾年部分國家將公立就業服務的權責下放至地方的分權化趨勢，與引進私立業機構等民間資源合作，都是各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改革的趨勢。 我國公立就業服務的中央主管機關主要分為三大體系，目前採多元的組織體系，大台北地區失業者特徵，台北市大專比例最高，其餘三縣市則以高職以下最高，失業原因有40%是沒有工作機會，另外，利用私立就業機構的失業者已超越了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再從大台北地區公立就業機構人力、經費及一般媒合分析中發現，1.在雇主關係事項的經費與人力偏低，2.各職業以體力工的工作增加最多，3.出現同一種職類一方面缺工，另一邊發生求職者訊息缺乏而沒有工作機會，4.媒合比重偏重於藍領工作為多，5.公立就業機構採被動式服務方式6.雇主多提供高中（職）程度以下之工作機會為主7.求職者主要以30-40歲為主，雇主喜用25-29歲，致年齡高者不易就業。 本文在與大台北地區公立就業機構人員訪談後，發現大台北地區公立就業機構會遭遇以下挑戰，1.公立就業機構體系之割2.區域內服務網過於分散3.私立就業機構的競爭4.不重視雇主關係5.求職與求才機會訊息的阻塞6.屬被動式就業服務7.未發展各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特性8.屬被動式就業服務。 最後，對區域性勞動市場發展下大台北地區公立就業機構提出數點建議。

成立於1989年的亞太經合會是亞太區域唯一的官方區域整合機制，其「開放性區域主義」的特質，是過去區域整合機制所未曾提出與採用。惟亞太經合會特殊的組織架構與運作程序是否能夠提供會員國進一步合作的機制與意願，經常受到挑戰與考驗。今年適逢亞太經合會成立廿週年，正可用以作為研究亞太區域整合的典型案例，以對亞太地區整合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可能之發展有一綜合性的探究。 本論文在結構上設定基本前提為：亞太區域面臨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區域整合所帶來的壓力，使得各國致力內部調整及經濟發展，藉由經貿相互往來的活動增進彼此間之依存度，而衍生希望藉由亞太經合會這一亞太區域最大的區域組織，來尋求區域整合，以形成競爭優勢；並冀藉國際關係區域整合相關理論與經驗，探討以下兩個問題： 一、以亞太經合會為例，析論亞太區域現有整合機制，面臨之問題及解決之途徑為何？ 二、從亞太經合會未來定位發展，預測亞太區域整合可能途徑與方式？ 本論文研究發現亞太區域未來仍舊繼續朝向多邊整合機制發展，仍難以出現一個類似北美、或歐盟的整合機制。而亞太區域整合未來發展趨勢為：（一）在區域經濟整合的建構過程中呈現多頭馬車角逐競爭的現象；（二）亞洲化與次區域間雙邊化的發展趨勢；（三）多組區域貿易安排同時發展、相互交錯的趨勢；（四）從認同的角度觀之，當今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亦呈現亞洲主義與亞太主義競合的趨勢；（五）美國的立場對亞太區域整合發展扮演關鍵性角色；（六）市場驅動為主導結合政府區域合作政策亦將決定亞太區域整合發展的路徑。上述的發展趨勢亦成為亞太經合會在未來進行亞太區域整合、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將面臨的整合問題，如何在諸整合機制的競合關係中，繼續推動整合進程，考驗亞太經合會各經濟體的智慧。

區域整合是國際現勢發展的主題，鑑於過去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多邊協商奴制發生了太多如區域集團發展差距引致之意念歧異、功能不彰等問題，甚或促使新保護主義的興起，因此歧異性較少而得以提昇共識及效率的區域性協商合作及整合，漸次取代了全球性的合作發展，然而另一方面，此種區域整合，實也為洲際合作甚或全球合作提供一定的基礎。 90年代初期以還，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的趨勢迅速發展，以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已開始運作，此區域集團還將向拉丁美洲其他國家拓展。而歐洲單一市場早已形成，歐洲國家並努力促使歐洲聯盟的發展能更趨成熟，正向著政治及貨幣同盟之路續進。世界各地漸次充斥著關稅領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自由貿易區等等區域整合的趨向。在世界經濟及政治區域化、集團化趨勢愈趨明顯下，亞太地區的發展亦展現了部份成果，如1989年由澳洲總理霍克倡議成立的「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結合該區十八個國家和地區之經濟合作等，但因此區域內各國經濟發展進程情形不一，存在不少差距及障礙亟待克服，使經濟合作的腳步至今一直無法大步向前，未來亦恐難以進展太多，反倒是以東南亞國協為主的東南亞次區域經濟合作有更樂觀的發展，或許是東協國家間的差異性不至於太大吧！ 東南亞的區域整合於是在以1967年成立的東協為主的經濟合作帶領下展開了新頁，尤其在1980年代末期以來東協各國經濟爭先蓬勃發展及1991年之後東埔寨問題的陸續解決後，整合愈見長進，東協目前已決定在2003年成立自由貿易區，並且有許多政治及安全上的合作，為亞太地區的安全做出不少貢獻，例如1994年由東協推動開始運作的「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而一般研究該區整合者多從經濟角度切入，本論文則嘗試由地緣政治的論點作為著眼點，探討東協各國在區域整合之努力中亦不乏有該種政治戰略考量。地緣政治一般公認的定義為「研究地理及地理條件對國家外交政策、國際政治及戰爭之影響的科學」；地緣戰略學為一種中間性科學(Intermediate Science)，不但旁涉地理、歷史、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在國家安全戰略中亦備受矚目，某些方面並與大戰略相似，在五角大廈、白宮和克里姆林宮中，都成為其計畫作為之一部份，而地略學本身已有相當悠久的歷史，其中許多觀念都是經過長期演進而來的。 東協國家多位於東南亞半島上，基於該區地緣政治之考量，本身必定很瞭解其戰略價值，而認知到有進行整合該地理板塊國家之必要，故結合中南半島諸國，以從東協七國(至1995年止)成為東協十國則是其進行區域整合之目標。在1997年7月舉行之東協外長會議上，頗受西方國家爭議的緬甸仍然在東協堅持下，與寮國正式成為東協之第八及第九個會員國，除了柬埔寨因戰亂導致內政不安而被延緩入會外。東協之不顧歐美國家抗議緬甸入會，且努力想完成東協十國的夢想，除了想擴大其政治經濟版圖之外，其所透露的地緣戰略訊息頗值得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戰略思考及作為多數是隱而未顯的，更有如大戰略等，非經數十年之長久時間，是不易為外人觀察得知的。另外必須重視的是，隨著21世紀來臨的腳步，「安全」的定義及內涵已然朝向綜合性及全面性的發展之際，戰略的設計與作為亦應嘗試涵蓋所有高、低階政治的議題層面，如此應使安全戰略內容更為完整。

過去一直堅持唯有GATT以及WTO全球性自由貿易體制才能為世界帶來最大福利的日本經歷二次大戰後四十多年的經濟榮景與一九九○年代的經濟停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決定以GATT、WTO多次回合談判為基礎，兼採區域合作、雙邊合作的「多層次途徑」來彌補全球性多邊貿易體制的不足。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則是日本執行「多層次途徑」的具體手段。 筆者以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以國家為中心的現實主義」觀點，利用系統理論為研究架構，從日本受益於「舊金山體系」、提倡亞太區域合作、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召開到亞洲金融風暴重創亞太區域合作、中國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日本緊接跟進的過程發現到日本的對外貿易政策與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之間有很明顯的對應關係。除了經濟利益，國家的戰略目標、與重要國家的外交關係都是日本政府考量的重要因素。日本現今的經濟繁榮多來自於美國、日本國家安全也依賴美國，日本因此歡迎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導角色。但是歷史宿怨、領土糾紛、以及未來東亞區域整合的主導權使得中日之間的競爭無法避免，當中國決定以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作為改變東亞地區權力結構的起點，自由貿易協定就成為日本反制中國的方法，這也宣告東亞地區已經從美國獨自稱霸進入中日競逐東亞區域霸權的時代。

本文主要是探討科技移轉對整合參與國的長期經濟成長率的影響，因為南北整合(North：已開發工業國家；South：開發中國家)的趨勢慢慢形成，不再像過去僅專注在已開發國家間的整合或開發中國家間的整合，故本文探討的主體是兩個不對稱經濟體，想要了解在區域整合後，藉由科技移轉的方式，將已開發國家的科技移轉給開發中國家會如何影響兩個整合參與國的長期經濟成長率。 由過去的文獻探討中發現，大部份探討經濟實力不對稱的兩國區域整合文章大都沒有明確指出國與國間的科技移轉的途徑為何，而是假定科技知識為公共財，當兩國進行經濟整合後，就能夠自由運用整合區域內的科技知識。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延用Anusua and Hamid (2003)設定科技移轉的概念，加入Jones (1995)的”Non-Scale R&D Growth Model”，建構南北兩國貿易模型(North-South Model)，藉此探討若將Jones Model (1995)放入科技移轉(technology diffusion)和科技模仿的南北兩國貿易模型(North-South Model)中，同樣可排除掉Romer Model (1990)中的「Scale Effect」，並保有Anusua and Hamid (2003)模型中部份有趣的結果。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 ），簡稱「東 協」。成立於一九六七年，迄今正好二十一年。它是亞洲區域主義下的產物。經過多 年來的努力，東協不僅成為經濟上欣欣向榮的地區，而且被讚為第三世界國從事區域 合作的典範。 本文的研究動機便在探討這個曾經動盪不安的地區，如何透過六個會員國（印尼、馬 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汶萊）之間的合作，對內追求現代化，對外以集體 力量，追求現代化。其次，最近兩年我國商人前往東協地區投資金額日益增多；但是 ，一般人士卻對東協這個組織較陌生，本文便在探討這個組織的外交與經濟合作，以 增加本國人士對東協動向的了解。 本文共分七章，二十六節，約十萬字。 探討的時間限制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七年。 第一章：前言。描述東南亞概況。本文研究動機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各國外交政策。介紹六個會員國的外交政策，尤其著重其在一九七○年外交 政策的轉變，對區域主義的態度。 第三章：東南亞區域組織的歷史。介紹一九四五年以後，東南亞區域組織的發展，以 及東協的組織特色。 第四章：東協與區協安全。東協在處理其區域安全的態度。同時，討論八十年代的三 大問題，柬埔寨問題、非核區問題及菲國美軍基地問題。 第五章：東協的對外關係。介紹東協與其對話夥伴的關係，與中共、蘇聯的關係。另 外是東協在新國際經濟秩序中的表現及太平洋共同體的態度。 第六章：東協的經濟合作。介紹東協經濟的發展，合作的情況，以及「自由貿易」的 構想。 第七章：結論。以區域整合理論的來檢討東協區域整合的情形及缺點。並探討東協發 展的兩大關鍵：戰略觀點及對經濟合作的認知。

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始於有感民族陣線在當今法國政壇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勒班效應」也使得1980年代中期後極右主義的風潮在西歐蔓延開來，因此吾人在研究歐洲整合的過程時，似應考慮到會員國國內這些反歐洲化的政治現象的發展。然而，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認為國際體系構成單位的層次分析並不重要。雖然國際關係體系論的建立被視為是本學門邁向「科學化」的重要嘗試，惟其亦使得學者在研究區域整合時面臨了見林不見樹的困境，本文的研究目的也就在試圖證明會員國國內政治不能被歐洲整合研究所忽視。 本論文以法國極右主義與歐盟移民政策之關聯為例，透過二重賽局的分析架構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法國右派政府為了爭取極右派選民的票源而吸納民族陣線的反移民訴求，不僅反映在該國自1980年代中期以降的移民政策對非歐盟國家移民的趨於排斥，亦顯現於法國政府在歐盟移民政策共同體化之前與其他會員國協調移民政策時的保守立場。本研究指出，法國極右派在國內層次的影響能夠經由政府的利益匯集過程而到達歐盟層次，從而說明學者不宜貿然分割國內與國際政治研究。另一方面，案例亦顯示政府領袖的偏好在形成後仍有可能發生轉變，因此做為跨層次分析工具的二重賽局尚有修正其架構的必要性，如何發展有效連結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的理論途徑與分析架構，對於區域研究學者實屬緊要。

本個案分析以奇異塑膠台灣子公司為例，說明在面對各跨國公司區域整合紛紛將將區域總公司設在中國的趨勢，台灣產業外移，奇異塑膠台灣子公司如何避免被邊緣化的威脅？ 說明台灣在2000年初、電子組裝產業由OEM 轉型為ODM，及雖然生產線外移但是產業仍將研發連同規格制定仍舊保留在台灣。而奇異塑膠台灣的子公司經理人如何發揮他的創業家精神，利用這些規格制定留台灣優勢的因素、還有他的敏銳的觀察力發現電子產業的國際與大中華區域之間的價值鏈，善用他與總公司與姊妹公司的良好關係兜售他的創意、取得母公司的支持資源、而培養奇異塑膠台灣子公司在電子組裝產業獨特的能力，進而對在中國的姊妹子公司做出貢獻。而這ㄧ連串的主導活動奇異塑膠台灣子公司不但沒有被邊緣化，反而子公司因此轉型，子公司經理人運用他的創意制定“台商規格制定的生意的平台“使子公司的地位在電子產業處於更重要的策略角色，組織不但未被縮編、還因此增加人員、且獲得總公司的認可，更將重要的電子產業的全球角色成員編列在台灣及ㄧ系列的獨特資源。 筆者也將此個案與歷年的文獻做比對，讓個案更有學理的基礎，可以有信心的用本文作為跨國公司在台灣的子公司做為發展的參考及勉勵，並且個案所述的價值鏈及台商規格制定的生意的平台是可以套用在任何國籍或跨區域需要規格制定的產業上。希望這個成功的模式可以幫助別人。 / This case study uses GE Plastic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how a Taiwanese branch prevailed when facing the global trend tha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including Taiwanese firms, restructured their district headquarters to mainland China. Taiwan GE Plastic general manager leveraged Taiwan’s unique advantages on product specifications to gain strategic importance and supports from its global and regional headquarter. This manager realized several facts: first, although Taiwan moved its manufacturing components to mainland China. Taiwan kept its designing capabilities in-house; second. Greater China needs Taiwan’s capabilities to complete the value chain and generate profits; third, she maintained favorabl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global headquarter and China regional headquarter. In lights of these facts, she sold an innovative concept to the global headquarter and attained resources to create a platform that kept Taiwan GE plastic relevant. This “speciation-dictating” platform enabled Taiwan GE Plastic to dominate its industry and contribute enormously to its sibling, the China branch. Not only wasn’t it marginalized, Taiwan GE Plastic placed itself in a key strategic position and gained recognition from its mother headquarter. This platform is not bounded by a particular industry and can be used in many other domains. Practitioners from other industries in Taiwan may gain insightful implications from this case and reposition their Taiwan branches in a vantage point.

委內瑞拉為世界第五大的石油輸出國，且同為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創始會員國之一。石油是委內瑞拉最為重要的產業與經濟活動，而委內瑞拉因石油而富，亦因石油而貧，委內瑞拉所依賴的石油一直以來猶如兩面刃般深刻的影響委內瑞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 　　1992年政變失敗的陸軍中校查維茲打著激烈改革的口號，於1998年贏得委內瑞拉總統大選，終結支配委內瑞拉政治長達50年的「協定民主」，為委內瑞拉的歷史打開了新的一頁。對於查維茲而言，委內瑞拉的石油不但是國家主權獨立的象徵，同時亦應用於國際政治中重要的地緣政治武器。因此，查維茲上台後，便積極展開石油改革計畫，強化對國內石油產業的控制權，重整委內瑞拉國營石油公司，並利用石油收入進行社會發展計畫。此外，配合近年來國際油價的高漲，查維茲在區域與國際政治舞台上，運用委內瑞拉豐富的石油蘊藏與龐大的石油收入，進行合縱連橫，攏絡盟友並且試圖削弱美國的影響力。 　　本研究採用K. J. Holsti所提出的個人、國家、體系與全球四個分析層次作為主要分析架構，以求對於查維茲政權能源政策做出全面性的探討。此論文假設查維茲政權能源政策的發展，決策者為核心因素，藉由在個人層次上，透過決策者個人研究，以求對查維茲個人政治理念有通盤的了解，並探討如何影響委內瑞拉能源政策之發展。再者，選取在國內、體系中對委內瑞拉能源政策影響較深的因素，解釋查維茲政權在這些因素影響下，產生何種政策輸出？最後，探討近年來全球能源環境的變遷與重要的發展趨勢，作為影響查維茲政權能源政策的重要中介因素，解釋全球能源環境的變化與發展對查維茲能源政策有何影響？ / Venezuela is the fifth-largest oil exporter in the world, also, one of the funding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In Venezuela, most industries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dominated by Petroleum sector, a “double edged sword” which bring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and deeply influence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Venezuela. In 1998, the former lieutenant colonel, Hugo Chávez, who had organized an unsuccessful coup in 1992, seized the power as president in the election with the claim of “radical reformation”. The result in 1998 presidential election terminated the nearly fifty-year long “pacted democracy” and create a unprecendented prospect on Venezuela’s history. To Chávez, the oil is not only the symbol of independenc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but also a useful geopolitical weapon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refore, Chávez began his oil reformation: strengthen the state control to the oil industry, reorganize the national oil company, Petroleos de Venezuela, SA, PDVSA, and use the income to facilitate the social policy. Moreover, due to the reason of oil price surging in recent years, the abundant oil reserve and its’ enormous output value enable Chavez to expand his power base and also to put his intention of striking the influence of United State in both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ge to practice. This study adopts K. J. Holsti’s four levels of analysis – individual, state, system and global, as the analytic framework to this research. In this study, the individual level is assumed as the core factor of the energy policy development under the Chávez regime. Chavez’s political ideas and how it influences Venezuela’s energy policy would be examined through the study of his leadership. Furthermore, taking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energy policy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into account, what policies output related to the above factors had Chavez mad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a discussion of global energy environment change in recent years would be made for explaining how it acts as the intermediary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energy policy of Chávez reg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