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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在比較諮商過程中，使用錄影反饋和錄音反饋的諮商方式，對於個案自我概念的影響。 為了解答問題，本研究的假設有三：(1)諮商過程中，使用錄影反饋和一般的諮商方式，對於個案自我概念的影響，無顯著差異；(2)諮商過程中，使用錄音反饋和一般的諮商方式，對於個案自我概念的影響，無顯著差異；(3)諮商過程中，使用錄影反饋和錄音反饋的諮商方式，對於個案自我概念的影響，無顯著差異。 30名受試隨機分配為三組進行實驗：錄影諮商組、錄音諮商組和一般諮商組，每組各10名。為了確知在實驗前受試自我概念的情形，便於觀察經過實驗處理後所發生的變化，因此採用有前後測的實驗設計。 諮商地點是在中國青年服務社「張老師電話」的晤談室，由兩位女性輔導員進行實驗，每位受試都接受三次諮商晤談，每次相隔一星期。第一次諮商是建立諮商關係；第二次諮商是將諮商過程錄影或錄音下來；第三次諮商是把第二次諮商的錄影或錄音放映給受試看聽，一般諮商組受試在第二次、第三次諮商時，則採用一般的諮商方式進行晤談。 本研究工具「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各受試在該量表上的評定可以獲得十個分數：(1)生理自我、(2)倫理自我、(3)心理自我、(4)家庭自我、(5)社交自我、(6)自我認識、(7)自我接受、(8)自我行動、(9)積極自我概念總數和(10)自我批評。該量表中文修訂本的再測信度：積極自我概念的總數為.90，其他各分測驗為.73到.88。 本研究結果的統計分析分為二方面：(1)根據三組各自我概念後測的分數，採用二項式變異數分析法以考驗假設；但對於三組間自我概念前測分數的差異已達顯著水準者，則採用共變數分析法處理；(2)根據三組各自我概念前後測變化的分數，採用二項式變異數分析法以考驗假設。如果變異數分析法發現各組間有顯著差異，則採用杜凱氏法進行事後比較。 研究結果發現： (1)諮商過程中，不論使用錄影反饋、錄音反饋或者一般諮商方式，對於個案的倫理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交自我、自我認識、自我接受、自我行動和積極自我概念的總數方面的影響，都沒有顯著差異。 (2) 在生理自我概念方面，諮商過程中，採用錄音反饋諮商方式比錄影反饋諮商方式較能使個案產生積極的改變；錄音反饋諮商方式也比一般諮商方式較能使個案產生積極的改變。錄影反饋和一般諮商方式對於個案的生理自我概念之影響沒有顯著差異。 除了假設的考驗以外，本研究還有二個額外的發現： (1)本研究兩位不同背景的輔導員對於各組個案自我概念的影響，沒有顯著差異。 (2)諮商過程中，使用錄影反饋、錄音反饋或者一般諮商方式，對於個案的自我批評（即自我防衛的程度）之影響，沒有顯著差異。 本文對研究的結果，研究的限制，以及將來進一步的研究，並加以討論。

馬可夫過程是按照現在的狀態推測下一時間所發生的事件的機率模型。其中包括二大部份：一為推移機率；一為狀態空間。當時間邁進之際，其狀態就在變遷，吾人在此變動之中可做成某些結論，因馬可夫過程具有此種特性，故可分析較復雜的體系。 本文的主旨在闡明有限馬可夫過程的原理，其目的在使馬可夫過程得以靈活運用。本文內容包括有限馬可夫過程之一般理論及暫時過程的一些應用。第一章為緒論說明馬可夫過程的起源，第二章敘述馬可夫過程之一般原理及性質，第三章描述如何利用系統分析的流程圖來化簡馬可夫過程，第四章為暫時狀態在馬可夫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及暫時過程的一些應用。 生對馬可夫過程發生興趣，係受吾師鄭堯柈教授的指引與鼓勵，此恩將永誌不忘。此外周師諨星亦給生多方面指示，獲益良多，另外於師琮嘉亦多方幫忙，此文方克完成，在此均致最深切的謝意。 此門科學博大精深，以生所學之有限，寫此文，錯誤之處，勢必眾多，懇請師長，惠於指正，則幸甚矣！

現代醫學可以透過手術來治療許多的重大傷病，但是手術真的只需要好的執刀醫師嗎？手術前的麻醉呢？台灣一般民眾對於手術麻醉認知不深，事實上麻醉是十分精密且需要高深技術的一項工作，而且麻醉失敗或是病人對於麻醉藥劑排斥後產生的併發症，是會造成病人死亡或是半身不遂、或是成為植物人。需要開刀的病人，可能會知道他的執刀醫師的姓名、專長，但是幫他麻醉的是誰呢?他接受的麻醉安全嗎？很多的麻醉工作是由原本為輔助麻醉醫師的麻醉護理人員「代麻」。這些替代麻醉醫師的麻醉護理人員，面對必須要代替麻醉醫師執行麻醉的情況，有什麼感受呢？ 本研究希望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來分析這些麻醉從業人員從事麻醉工作中的順服與抵抗。藉著勞動過程理論的脈絡，來建構麻醉護理人員在她們所處的工作環境中，為何面對許多的不滿與不平等，卻不選擇離去或反抗，而是安分的繼續留在她們的工作上。 在現實情況下，被迫必須獨自進行麻醉的麻醉護理人員，已經是很委屈的進行獨立麻醉工作，還必須背負導致台灣麻醉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罵名。面對這一切，多數的麻醉護理人員還是安分的持續工作，沒有逃離他們的工作崗位，依舊默默的在外科醫師背後撐起一場又一場的手術。 研究發現麻醉護理人員用許多的方式去表達他們的不滿，進行抵抗。像是出國任職、轉換其他醫護工作、逃離護理界、「跑江湖」、背後嘲諷等。分析麻醉護理人員的抵抗行為，可以發現他們的抵抗行為均聚焦於薪資上，他們認為他們為工作的付出與收穫（薪資）不對等。綜觀這些反抗行為，都是圍繞著薪資打轉，他們要求的是薪資待遇的提昇，而不是訴求他們有能力去取代麻醉醫生，企圖取代他們的工作。 麻醉護理人員的這些抵抗，都只是他們順服整個醫療體制的副產品，麻醉護理人員沒有工人所面臨的去技術化、工作零碎化的問題，相反的他們因為麻醉人力不足，而學會更多麻醉技術，整個現今醫療體系也沒有可以取代他們的人力，但是這些優勢沒有增長他們推翻體制的意圖。他們不會想打破體制，不想挑戰醫生的權威，他們只想提高他們的薪資而已。父權傳統下的女性社會角色期待、大環境的不景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學歷至上論也助紂為虐的迫使麻醉護理人員順服。這種處境之下，麻醉護理人員也只好寄託「虛假的責任分攤」，讓他們面對他不想要卻躲不掉的獨立麻醉工作時，期待能夠避免醫療糾紛的責任。他們是順服整個醫療體制的。 在台灣許多研究將麻醉護理人員當作是台灣麻醉品質低落的元兇，有些研究認為麻醉護理人員導致醫學生成為專科麻醉醫生的意願低落。事實上是長久以來麻醉醫師人數不足，才需要麻醉護理人員去執行麻醉。這些麻醉護理人員領的是護理人員待遇，卻做著麻醉醫生該做的工作，醫療界沒有給予適當的反饋，還指摘他們是麻醉的罪人，沒有功勞也沒有苦勞，麻醉護理人員換得的只有「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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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國共兩黨在中國大陸的內戰大致底定後，政府敗走台灣，並在台灣繼續延續中華民國的國祚至今；而中共獲勝後，則在一九四九年，定都北京，改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於是展開分裂分治的局勢。 回顧四十八年的兩岸關係，從軍事衝突（全面禁止交流，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時期過渡到和平對峙時期（一九七九－一九八七年十月），再到現在的開放交流（有限度交流，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迄今），兩岸歷經了激烈的軍事衝突、冷漠的和平對峙與熱情的開放交流等情勢，從無到有，從封閉到開放，兩岸民眾等了四十才得以與親人相會，這是漫長而冷酷的四十，你我都不希望強大而統一的新中國產生，為此認為有必要鑑往知來，對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作一步深入研究才能達此目的。本論文主要針對中華民國大陸政策的制定過程為主要研究重點，抱括環境變項、政策背景、參與者等重點。 本論文以伊斯頓的系統論、瓊斯的政策過程理論為主要研究架構，再輔以筆者個人所學，針對大陸政策的制訂過程加以分析研究。

台灣在國際間的形象除了經濟奇蹟之外，還有一種『台灣製造』（MIT，Made In Taiwan）的負面形象；但是現在的台灣產品在品質方面已經有長足的進步，有些廠商甚至是世界的領導廠商；可惜台灣產品的形象卻非常低落，與其優良的品質不成正比。台灣如何在國際間建立起與品質相符合的形象呢？關鍵在於台灣廠商必須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台灣目前朝自創品牌發展的趨勢愈來愈明顯，愈來愈多的廠商不再只仰賴OEM的經營方式，而致力於建立自己的品牌。唯有在洞悉市場的趨勢之後，以自己的品牌行銷產品，在國際上競爭，才能創造出豐沃的行銷及生產利潤。 以往的文獻欠缺一套完整的理論架構來支持廠商自創品牌的最原始動機，缺乏廠商與原本OEM客戶的討論，以及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本研究希望以『交易成本理論」之投機主義的三個構面：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道德危機(moral hazard)以及遲至(holdup)來分析廠商與原本OEM委託廠商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嘗試著以「個案研究法」來探討台灣廠商在進行自創品牌決策時的考量因素，並且研究在何種情況之下的交易成本會促使廠商自創品牌，又在何種情況下廠商會決定以OEM的生產方式繼續經營。 以「廠商與OEM委託廠商之間的交易成本關係」以及「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成本關係」兩個構面來判別廠商所處的交易成本情況時，可以發現兩種不同的廠商分類；不同型態的廠商雖然都有可能採取自創品牌的決策，但是在產品策略的發展上以及自有品牌產品的比例上則有所不同。當廠商進行決策時，可以利用交易成本理論來判定是否採行自創品牌策略，亦或是繼續以OEM生產為主要策略。而本研究利用六個個案分析得結論如下： 一、當廠商本身與OEM廠商之間以及本身與消費者之間處於高交易成本的狀態時，若廠商能夠採取許多的活動降低本身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成本，而這些活動大部份都與品牌有關連時，則有較高的意願採行「自創品牌」的決策；並且在公司策略上主要以增進自創品牌的銷售，而以OEM委託生產方式為輔。 二、當廠商本身與OEM委託廠商之間的交易成本較低，但是與消費者之間處於高交易成本的情況時，若廠商能夠採許某些活動降低本身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成本，並發覺此種作法所帶來的效益高過於維持OEM代工生產模式的效益時，則有較強的動機採行「自創品牌」決策；並且在公司策略上會有較強維持OEM生產的意願。 三、不論廠商與OEM委託廠商之間存在著何種狀態的交易成本，只要本身與消費者之間處於低交易成本的情況時，廠商都會有較大的趨力自創品牌，並且善用本身與消費者之間的低交易成本，運用在行銷策略上。（因為台灣廠商的特性，使得此一命題部份沒有個案的支持，但是在國外已有個案） 　　　　　　　　　　　　廠商與OEM廠商之間的交易成本關係 　　　　　　　　　　　　　　高　　　　　　　　　　低 　　　　　　　－－－－－－－－－－－－－－－－－－－－－－－－－－　 　　　　　　　高　若廠商能夠降低與消費　　　若廠商能夠降低與消費 　　　　　　　　　者間的交易成本，則會採　　者間的交易成本，則會採 廠商與消費者間　　行自創品牌，並且以重視　　行自創品牌，但是有比較 的交易成本關係　　此一品牌的銷售　　　　　　強的意願維持OEM生產 　　　　　　　－－－－－－－－－－－－－－－－－－－－－－－－－－ 　　　　　　　低　廠商採行自創品牌的決　　　廠商採取自創品牌的決 　　　　　　　　　策　　　　　　　　　　　　策 四、當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成本相當高時，廠商可以採行一些活動，來降低雙方之間的交易成本；而這些活動大都與建立自已的品牌有關。這些影響因素包括：產品差異化、瞭解消費者習性、建立行銷管道、建立品牌形象、法律上之保護、建立品質保證、建立消費者忠誠度與增進市場控制等。 由本研究所得結果可以發現，當廠商在考量自創品牌決策時，不僅僅應該考慮本身與OEM廠商之間的交易成本關係之外，還要同時考慮本身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成本關係；並要確定公司本身具有降低本身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成本的能力時，自創品牌決策才有實行的可能性。

八○年代的變動主要是指一股全球化的浪潮而言。針對此一浪潮歷史特徵，當代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更稱之為主化過程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而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範圍上可謂涵蓋了世界各地，不但使國際體系的架構為之丕變，對於際間的互動關係亦產生一大衝擊。但本文的焦點並不在於做任何廣泛分析，而是希望以南美第一大國巴西的經驗為例，一方面了解民主化真實意涵，另方面亦藉此對巴西的政經發展做進一步的深入剖析。在我們必需明白，雖然以西方學界中習用的發展理論作為此一研究的基乃是極其便利的作法，但由於大多數人對低度開發國家均缺乏切身之認，導致許多學者往往直接假設它們的過去和現在都和已開發國家的狀況類似；事實上，此種假設嚴重扭曲了開發中國家的真實面貌。因，筆者嘗試以重新搜集史料、整理史料，並進一步以客觀態度解釋史的方式，期使能發掘及討論巴西民主化過程中的各個面向。至於本文究架構大致如下：首先界定民主政治之概念並區分各類民主政權；其，以一九六四年為第一個基點，比較「官僚威權政體時期」前後之統型態特色與其運作對巴西產生的影響；第三，分析一九七○至八○年間軍人政權和民主浪潮的消長之勢及其原因；最後，透過上述各層探整理，試圖對巴西未來發展趨勢作適當研判，期對國內民主改革能提一他山之石。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model to price convertible bonds, a hybrid security with complicated provisions, this study concentrates on the way of depicting the equity and the default process. The Constant Elasticity of Variance model (CEV model) which modifies the assumption of constant volatility to capture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ck price and the variance is applied. The default process integrates the information from both equity and debt market by setting the default intensity model to endogenize the default process into the pricing model. The tree structure is built by a manner of variable transformation. After considering all information and deciding whether the provisions to be executed on each node, then the value of convertible bond could be calculated in a backward-induction fashion. Two trading convertible bonds are chosen to examine the practicality of this model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is model fit the market value well.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leverage effect does affect the value of convertible bond in an inverse direction and other parame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sensitive to the value of convertible bond.

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工学) / 乙第12623号 / 論工博第4068号 / 新制||工||1530(附属図書館) / 29193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原子核工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山本 克治, 教授 伊藤 秋男, 教授 福山 淳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