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討美國因應金融全球化的調適之道。由於美國首屈一指的金融大國地位，所以美國不只是被金融全球化所侷限，甚至能反過頭來型塑金融全球化的走向，本文藉助「比較歷史研究途徑」的指引展開研究，試圖勾勒出金融全球化與美國金融政治交互建構的完整過程。 美國應對金融全球化的調適主要有四項發展。在國內層面，美國推動了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反映在業務項目和地理區位兩方面。業務項目的去管制是要廢除要求銀行與證券分業的Glass-Steagall Act，地理區位去管制是要廢除限制銀行跨州經營的McFadden Act。在國際層面，為了穩定金融體系同時又要保障美國金融利益的海外運作，美國一方面推動訂定了Basle Accord，提升了資本適足標準，將美國自身的資本標準國際化。另方面，為了不讓金融機構的海外放款陷入危機，美國藉由IMF執行金援抒困的任務，將美國政府金援抒困的角色國際化了。 藉由區分國際與國內層次，以及權威管制與協調機制的不同調適方式，就可建構出四種不同調適樣態，這四種樣態在執行難度與調適速度上會有所不同，美國應對金融全球化的四項發展正好提供了此四種調適樣態的經驗支持。「國際層次－權威管制」的方式最快，「國際層次－協調機制」的方式次之，「國內層次－協調機制」的方式又次之，速度最慢的是「國內層次－權威管制」。這四種調適樣態結合起來，共同展現了美國對金融全球化的因應。

1991年底蘇聯的解體，使得俄羅斯的政治體制由一黨專政走向多元民主，其經濟體制也從過去以社會主義所有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在俄羅斯進行政經轉型的初期，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均簡稱為IMF）以龐大的金援為後盾，介入俄羅斯的政經發展，對俄羅斯的制度抉擇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本文旨在透過剖析IMF1992年至1999年間援俄計劃的形成過程、內容、俄羅斯決策當局對IMF援俄計劃的回應，以及影響俄羅斯決策當局的因素，探究IMF援俄計劃與俄羅斯政經發展的互動關係。 本論文主要採用「系統理論」(the Systems Theory)的研究途徑，探討IMF的援俄計劃與俄羅斯政經發展的互動關係。其中，以「議價模式」(the Bargaining Model)說明在IMF援俄計劃的形成過程中，IMF的組織成員，主導IMF政策走向的美國、英國等已開發國家，以及俄羅斯當局三者的角力過程。最後，再以「克里姆林宮政治研究途徑」(Kremlin Politics approach)敘探俄羅斯決策當局回應IMF要求時的考量因素。在此研究架構下，本論文第一章除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架構與途徑、研究限制外，還介紹與研究題目相關的文獻，並指出過去文獻所未考量之處，以做為論文研究之基礎；第二章續述IMF的運作概況，探討影響IMF援俄計劃形成的可能因素；第三章闡述俄羅斯的初始條件、IMF援俄計劃的內容、俄羅斯當局的回應，以及IMF援俄計劃所帶來的成效與弊端；第四章則論述1992年至1999年俄羅斯的政經發展，並指出IMF的援俄計劃對俄羅斯政經發展的影響；第五章為結論。 本論文的結論是，雖然俄羅斯的政經發展會相互影響，但是對俄羅斯的決策當局而言，政治的穩固比經濟發展路線的選擇更為重要。IMF在1992年至1999年間許多關鍵時刻對葉爾欽表示支持，使葉爾欽在多次的政爭中仍得以保有政權；而葉爾欽為獲得IMF的金援，自然會推動其所要求的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儘管俄羅斯的經濟改革迭有波折，但是市場經濟體制在俄羅斯生根已是無庸置疑。 /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as led Russia from one-party dictatorship to plural democracy in politics and from socialistic ownership to free-market system in economy. During the initial period of Russi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acked up by the huge-amount loans, interfered with Russi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s, giving impact upon the choice of institutions in Russia. Therefore, this thesis is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IMF’s aid program and Russi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s, by analyzing the forming process and content of IMF’s aid program toward Russia from 1992-9, the response of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toward IMF’s aid program,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to make their policies. The thesis adopts the Systems Theory as its research approach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MF’s aid program and Russi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s. Meanwhile, I use the “Bargaining Model” to explain the wrestling process among IMF’s staff and personnel, the countries dominating IMF’s direction of policies, like the US and the UK, and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Finally, I further focus on the factors that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considered in response to IMF’s demands. The first chapter includes the research motives and objectives, the research frameworks and approaches, the research restrictions, an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second one mention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IMF and the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forming of the IMF’s aid program toward Russia. The third one specifies the initial conditions in Russia, the content of the IMF’s aid program,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responses, and the effect and the problems that the IMF’s aid program may bring out. The fourth one points out the impact that the IMF’s aid program put upon the Russi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s. The fifth one is the conclusion.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ough politics and economy influence each other in Russia, the 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cho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 for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IMF’s support for Boris N. Yeltsin on many key occasions from 1992 to 1999, allowed him to retain his power. And Yeltsin naturally promoted the market economy that IMF required for getting its loan. Therefore, despite the continuing difficulties in Russia’s economic reform, it’s no doubt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has taken root in Russia.

除了日本以外的亞洲四小龍國家，歷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高度經濟成長，這樣的經濟成就，被喻為「東亞經濟奇蹟」。觀察這些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軌跡，大致上可以得到一個共通的現象，即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作為後發工業化國家為了追趕上已工業化國家所採取的「發展型國家模式」。這套模式在東亞不同經濟體的運作上，展現出不同的細微樣貌，但真正對此經濟發展模式提出挑戰的，則是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 金融危機的爆發，標誌著冷戰以來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這套發展模式的持續性、頑強性與適用性在全球化的時代也因此受到關注。在亞洲四小龍中，韓國一度受到金融危機的創傷頗深，然而韓國卻又在金融危機發生後的十年過後，重新成為世界經濟發展舞台上一個表現亮眼的角色，這其中的轉折令人相當的好奇也引發筆者的研究興趣。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試圖釐清曾經受金融危機重創的韓國，於此一事件發生前後的國內政治經濟結構和環境的變化，以求探究「發展型國家模式」在後金融危機、受到國際貨幣基金援助，和接受全球化的韓國，所發生的轉變與變遷的方向，並藉此尋求韓國在後金融危機經濟重新復甦的解釋，和全球化、「發展型國家模式」，以及國家角色，彼此之間理論調和的可能性。 <a href=http://www.gospelaudio.com/ >free music download sites</a> <a href=http://www.musicfrost.com/ >musica mp3</a> / The Asian Tigers, followed by flying geese model of Japan, enjoyed high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World War II. These East Asian countries, commonly shared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 which was “developmental state”, further labeled and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stat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for the late comer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Not until the outbreak of 1997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East Asia, did this model face challenge and arouse severe academical discussion. The outbreak of 1997 East Asia financial crisis marked the huge change in the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environment, hence the robust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model has also been question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aims doing the case study of South Korea, explaining the factors how and why South Korea can return to its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even faced such impact as financial crisis. How much di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model contribute in this period? Or how much did this model evolve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especially when South Korea received the bailout of IMF? The author also tries to study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reconciliation of different point such as: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al state model, role of stat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tc. <a href=http://www.gospelaudio.com/ >free music download sites</a> <a href=http://www.musicfrost.com/ >musica mp3</a>

布列敦森林機制的成形與運作是基於國際社會對一九三０年代經濟大恐慌所記取的歷史教訓。國際社會要捨棄「以鄰為壑」的歷史錯誤，期以國際協調與合作解決國際經濟秩序不穩定的問題。但是在建立布列敦森林機制的過程中與布列敦森林機制的運作上，顯現出國際政治權力與國家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考量。美國以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發展出的國力，主導了布列敦森林機制的設計，將大部分的國家納入此項體系中，並以此體系中的規範、準則來約束所有成員的行為。透過此機制的槓桿運作，美國得以將其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力量發揮到極至，從而維護美國繼續作為霸權國的國家利益。布列敦森林機制成為戰後國際合作的基礎架構，會員國所簽訂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條款成了體系成員的行為準則。制約條件與監督會員國的經濟政策之權是國際貨幣基金兩項最重要的武器。然而，制約條件所產生的政經效應，卻讓國際貨幣基金倍受批評。影響制約條件成效不彰的原因包含有國際貨幣基金的組織結構因素、國際環境因素與執行制約條件的國家的內部因素。國際社會將所有的責任都歸於國際貨幣基金，實在是隔靴搔癢，同時也無助於解決當今資本全球化所引發的問題。 目　　錄 序言 壹 圖表目錄 參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國際貨幣基金之成立 4 第一節 布列敦森林機制的起源 4 第二節 布列敦森林機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 9 第三節 懷特方案與凱因斯方案 12 第四節 小結 17 第三章 布列敦森林機制的制度分析 21 第一節 國際貨幣基金的制度 21 第二節 國際貨幣基金的組織 26 第三節 美國霸權與布列敦森林機制 34 第四章 國際貨幣基金角色的轉變 50 第一節 國際經濟環境的變遷 50 第二節 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條款的修訂 54 第三節 特別提款權的運作 59 第四節 國際貨幣基金的監督功能 61 第五章 國際貨幣基金的制約條件 67 第一節 什麼是制約條件 67 第二節 制約條件的發展 71 第三節 制約條件與調整政策 76 第四節 制約條件的政經效應 79 第六章 一九八０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 92 第一節 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的起源 92 第二節 處理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的國際行動 96 第三節 處理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的成效與政經意涵 102 第七章 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危機 111 第一節 東亞金融危機的起源 111 第二節 東亞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 117 第三節 處理東亞金融危機的國際行動 119 第四節 國際貨幣基金穩定方案的檢討 123 第五節 小結 132 第八章 結論 138 參考書目 143 圖表目錄 圖 圖3-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圖 45 表 表6-1 拉美國家的貿易平衡、經常帳與資本基本轉移 的情況，1977—1987 105 表6-2 接受IMF融資計畫的拉美國家之經濟表現 105 表6-3 接受IMF融資計畫的拉美國家之債務情況 106 表7-1 泰國、印尼與南韓三國外匯存底的變動， （1997年6月—19982月） 112 表7-2 東亞四國的債務情況 114 表7-3 東亞四國的經濟表現，1997—1999 131

代表國際合作的國際組織對於國家的行為有什麼影響？趨同或趨異？這個問題國關學界主要是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兩個主流理論在進行辯論；前者的研究顯示，國際組織或其它國際合作類型，只是主權國家（特別是強權國家）的工具，本身沒有獨立性，更遑論能制約國家行為或導引國家行為的協調一致。而後者從賽局理論推演出合作的可能與必要性，並認為制度（或建制）是有效維繫合作關係與調和各國行為，進而穩定國際秩序的方法。 然而，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國際貿易合作中食品衛生安全的相關衝突一直存在著。而在國際貨幣基金或世界銀行的架構下，糧食援助的合作似乎造成許多受援國境內的糧食危機未減反增。這樣的結果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論點不符，同時暗示著維繫國際合作的制度（或建制）可能具有不當性或偏重對特定法益的保護。另一方面，這樣的情況也無法透過新現實主義得到周延的解釋，因為合作中的權力爭奪並不是只單單發生在體系層次，並且最後影響或主導結果的行為者也非該理論向來強調的主權國家。 當前國際食品貿易的進/出口規範與具有結構調整性質的糧食援助機制究竟是過度保護了貿易自由，還是能為每一個個人可能遭遇的食品衛生風險或糧食危機提供必要之保障？這是本研究的首要顧念。透過個案研究與過程追蹤的方法，本文認為在無政府狀態2.0的環境下，國際食品貿易與糧食援助的制度（或建制）存在著法益失衡與不當性；是一種無法公允保障進口國消費者食品安全或受援國農民糧食主權的合作模式。這樣的結果在既有的國關理論得不到全面性的分析和解釋，因此文中提出「寧靜政治」的論述對之進行補充，說明擁有貿易出口利益的國家，其政府在國內層次如何因為寧靜政治現象而流失權力（退位），成為跨國公司的代理人，而非最高的主權享有者與治權行使者。同時，在體系層次，這些國家還為跨國公司爭取利益最大化，假國際合作之名攻佔食品進口國或糧食受援國的國內市場，釀成公共衛生或糧食主權上的危機。 研究結果顯示，跨國公司是造成國際制度（或建制）成為失衡天秤與喪失正當性的幕後原兇。也是在國際經貿這個議題領域中導致國家退位的關鍵行為者。從強調資本主義和貿易自由化的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或許是市場機制正常的發揮，即使有人不樂見，也毋需過於擔心。然而，任何「自由」都不能是毫無限制地，也不該是無所節度的。全球經貿自由化與市場資本主義的發展若是繼續以目前的方式在運作與擴張，跨國公司累積的財富與權力就會在更多的議題領域超越或擊退主權國家，屆時除了食品衛生安全與糧食安全外，恐怕還會有更多攸關人類安全的法益在商品化的國際市場上漸漸淪為類奢侈財。 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此種結果或許是國家在參與經貿合作前本能預見之事，但基於理性選擇，認為這是可以忍受的代價。然而，本文質疑國家（特別是小國）所付出的代價真能讓其在合作過程中換取到大於損失的利益。就像個案中台灣在進口美國牛肉的問題上，或墨西哥在糧食援助的計畫裡，這些國家並沒有在國際合作中得到預期的好處，反而失去了原本可以享有的衛生安全與糧食自主性。退一步言，假設這些國家真的從合作中得到大於損失之利益，那麼這些利益的分配在其國內層次上往往也不否符合公平與正義。毋寧，利益最後只是由特定少數的行為者所享有，但衛生安全風險或糧食基本權的不利益卻轉嫁由進口國或受援國的全體人民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