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治藏政策與實施，已經鞏固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合法性基礎。而達賴自從一九五九年出走印度以後，就對西藏「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影響力，基本上已經沒有條件與當權的中共競爭。而在「傳統」權威的建立這部分，中共自一九六一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後，基本上已經結束了西藏傳統「政教合一」的制度，並粉碎了前者的社會經濟基礎－－農奴制度，在政治形式上實行了人民民主制度，在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就是說，中共企圖以社會主義模式的「新傳統」，強力取代政教合一制的「舊傳統」。但中共欲在西藏建立「傳統」型正當性的目標，至多只完成了表面部分。而文革時期中共對西藏宗教的破壞，加上改革開放時期搖擺在「既聯合、又鬥爭」的宗教策略，所引起的反彈與不滿，反過來削弱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上的正當性。就「卡里斯瑪」的合法性想看，十四世達賴喇嘛頂著「天上太陽月亮一地上達賴班禪」的宗教光環，雖然流亡到印度至今已三十多年，他在藏人的心目中，卻仍具有無可替代的「卡理斯瑪」魅力，顯然成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重建對西藏統治合法性的最大挑戰者。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治藏政策與實施，已經鞏固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合法性基礎。而達賴自從一九五九年出走印度以後，就對西藏「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影響力，基本上已經沒有條件與當權的中共競爭。而在「傳統」權威的建立這部分，中共自一九六一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後，基本上已經結束了西藏傳統「政教合一」的制度，並粉碎了前者的社會經濟基礎－－農奴制度，在政治形式上實行了人民民主制度，在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就是說，中共企圖以社會主義模式的「新傳統」，強力取代政教合一制的「舊傳統」。但中共欲在西藏建立「傳統」型正當性的目標，至多只完成了表面部分。而文革時期中共對西藏宗教的破壞，加上改革開放時期搖擺在「既聯合、又鬥爭」的宗教策略，所引起的反彈與不滿，反過來削弱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上的正當性。就「卡里斯瑪」的合法性想看，十四世達賴喇嘛頂著「天上太陽月亮一地上達賴班禪」的宗教光環，雖然流亡到印度至今已三十多年，他在藏人的心目中，卻仍具有無可替代的「卡理斯瑪」魅力，顯然成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重建對西藏統治合法性的最大挑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