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國際格局的變化，長久以來，國際關係學者對強權間的競爭，始終充滿著濃厚的興趣。因此，有許多著名的理論不斷的被提出，也引發國際間很多的爭論，其中最核心的問題，莫過於「新興大國的崛起對於既有強權，以及其所維持的世界秩序之挑戰。」雖然，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對抗觀點在冷戰結束後已不再適用，但是，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持續高速成長，關於中國大陸的議題不再集中在中國大陸是否能夠崛起，而是中國大陸將以何種方式崛起？其核心問題是，中國大陸是否將重導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歷，即與霸權國發生衝突和對抗，從而導致國際關係的劇烈動盪，甚至是戰爭？還是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成為推動和維護國際穩定繁榮的重要力量？這是一個異常複雜和難以回答的問題。本文研究目的乃在試圖解構冷戰後美中權力關係互動的實質內容，並進行合理的解釋，俾利達到理論與事實相互輔佐的功能。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國際體系不斷重複權力轉移的現象，而這種權力轉移的現象，大多伴隨著戰爭而發生。但是，也有例外的證例，如20世紀英美的權力轉移。冷戰後，美中對彼此的戰略布局，其主軸乃圍繞在「超級強權」與「崛起強權」的思維上，即美國所思慮的是如何因應「中國崛起」對其霸權地位的挑戰；而中國大陸所面臨的是如何突破美國對其崛起的制約。至於美中權力關係的互動是朝戰爭或和平的權力轉移，仍有待觀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是否走向戰爭或和平之路乃取決於美中兩國對彼此的權力差距與滿意度，如果權力差距縮小；且不滿意程度越高，則發生戰爭的機率就越高。 權力轉移即是權力流動變化的一種現象，在權力重新分布的轉換過程裡，不只是國家與國家的雙邊關係受到權力轉移的影響而改變，而且區域與全球的國際秩序也因為國家之間實力的接近而重新調整。美中關係的變化即是一個典型的以「權力重新分布」為基礎的權力政治。美國與中國大陸之所以進行戰略競爭，其最主要的驅動力量係來自於兩國之間的權力轉移－包括雙方各自內部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的不平均發展（而且是中國大陸高於；且快於美國），以及外部的國家實力接近。這個現象適足以被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轉移理論」所解釋。

本文以國際關係中的權力理論探討歷史上霸權的崛起，並關注當代中國的崛起與未來。透過檢視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權力理論與奈伊(Joseph Nye)的柔性權力(soft power)理論，本文試圖填補國際關係理論中「傳統剛性權力與柔性權力相互關係」的不足，發現兩者相互建構的密切關係與互異的權力性質。奈伊的柔性權力理論相對於傳統剛性權力雖然是九０年代的新概念，然而在摩根索的權力理論當中也可窺見其影，這說明柔性權力並非當代美國的專利，其存在可透過歷史驗證。 霸權是國家權力尋求極大化的結果。本文的兩組案例：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與二十世紀的美國的崛起歷史即是剛性與柔性兩種權力的交互作用結果。上述兩國的軍事、經濟、科技與其他文化力量在其崛起過程中逐步累積，其規模與速度的優勢是導致兩國脫穎而出的關鍵，其中較容易被忽略的文化力量對英美兩國而言，其重要性遠超越想像，這也就是說，柔性權力對一國的重要性遠大於目前國際關係學者的認識，而這也是本文最主要的發現。 當前的中國因其崛起現象而被視為下一個領導世界的霸權候選人，因此本文著重檢視中國的柔性權力狀態以觀察其崛起動能，發現中國的文化與外交力量正透過中國官方的扶植與支持而快速增加。相較於英美崛起的歷史經驗，中國的柔性權力展現高度的國家戰略性，也因此形成「具中國特色的柔性權力」。中國仰賴其「具中國特色的柔性權力」做為國家戰略以尋求國家地位的提升則是本文的第二項主要發現。 上述「具中國特色的柔性權力」大舉吸引世界目光說明她以柔性權力為崛起戰略的意涵，然而這項歷史發展也與英美霸權的崛起軌跡產生差異，主因仍在其國內政治體制與西方的差異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影響程度差異。面對上述衝擊，一個逐漸崛起的中國可能產生三種不同的未來想定(scenario)：堅持現有路線（維持國內政治穩定，但減損對西方國家的柔性權力）、轉向英美崛起軌跡（國內政治改革可能引發衝擊）、超越歷史終結（尋求比目前西方民主體制更為廣泛接受的政治體制），本文對中國未來的預測偏向第三種想定。

當前中國大陸的崛起意涵是什麼？隨著中國大陸崛起，當代中國研究成為顯學，學界也提出許多研究途徑，然而，對於崛起強權的本質卻因龐雜的論述而莫衷一是，缺少了系統性地檢驗崛起強權發展經驗的理論，以至於無法對變化快速的中國大陸有更具說服力的解釋。 透過回顧和評析學者，本文探索了權力轉移論與權力平衡論的爭論，以及強權興衰論和國際政治長週期論的辨析，從中提出一個具備「能力」、「意圖」、「結構」、「行為」四變項的崛起強權理論，其目的在於藉由抽取崛起強權發展歷程的核心要素，以觀察德國、美國、日本、蘇聯等歷史案例如何滿足崛起強權理論的假設。在理論的建構與案例的檢證後，以崛起強權理論為經，中國大陸從1991年後冷戰時期的發展為緯，畫出另一當代中國研究的新風貌，力求刻畫中國大陸崛起過程上較具一致邏輯的解釋輪廓。 本文共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建構崛起強權理論的分析架構，能力上包括判別崛起與晉身強權的指標，崛起強權與體系第一強權在長時間上相對權力差距變化的推論；意圖上則演繹主要單元和單元的動機強弱和意涵區別，將崛起強權放在主要單元的分析上，延伸相對權力的變化如何造成認知樂觀與悲觀，進而判斷崛起強權對國際秩序的滿意與否；結構上包含闡述構成體系極數的強權必須具備的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的平衡，否則體系則因失衡走向變遷，並推論體系變遷所含有的結構動態觀念，引導出不同極數的體系變遷造成的國際環境的和平壓力大小；行為上則指涉認知與結構對軍事行為的強度產生的影響，分別為對外動武積極程度的用兵，以及對國際和平壓力反應的軍備。第二部分為回顧距今124年來德、美、日、蘇的崛起經驗，證實了崛起強權理論在歷史案例中的適用性，尤其在軍事行為的強度上如何反應崛起強權認知悲觀的假設。第三部分則以崛起強權理論解釋中國大陸在後冷戰的崛起過程，對其在20年間的「和平崛起」之原因提出新解，並簡要基於2011-2014年的歷史資料，預測中國大陸在短期未來上較有可能的發展路徑。 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有三個意涵，第一，重新檢視崛起強權的概念本質，提出具解釋力的分析途徑；第二，補充現實主義典範上對意圖描述的相對缺乏，彌補國家對自身發展的認知和能力變化的關聯；第三，解釋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差異，提出「更動國際體系」的主要單元功能。

本研究的主旨，係探討中國透過改革、開放政策，為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良好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以及未來20年，中國能否按照鄧小平制定的到2020年左右使國內經濟生產總值再翻兩番，達到人均國內生產毛額3,000美元的發展目標，建立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和平崛起。 本研究從中國改革開放、實現和平崛起的發展軌跡，探討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意涵，而其核心問題是中國所面對的機遇與挑戰，以及對台灣的影響。本研究先從文獻的探討中，理解了中國和平崛起論述的相關時代背景及其歷史意涵，並從中國所面對的國際政治環境、亞太安全環境、所處國際關係中的安全意涵及其崛起的「和」、「戰」抉擇等四個面向的研析，檢證了中國領導人所建構「與全球化相結合的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的戰略思維，確實看到了中國在與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共同挑戰、共同利益和合作機制，轉化為各類型戰略夥伴關係的基礎後，已進而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平台。藉由此一脈絡性的探討，再從中國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其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各領域所蓄積的能量，確實足以支撐其和平崛起。而中國在國際關係體系中，雖然瞭解現有國際格局是西方國家所建構的，但不認為需加以全盤否定，而是要積極融入改善之。面對區域安全，是要營造和平安全的外部環境，並提出「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方針，並積極化解其與主要大國的關係，建立中國在國際關係的重要地位，為其和平崛起帶來助力。 本研究觀察到崛起壯大後的中國，為實現其21世紀面臨的三大歷史任務，必堅決實現其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統一。因此，對台灣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層面均無所不用其極，以徹底圍堵與制約台灣在國際的生存空間。但也檢證了中國在未來20年，仍需面對內部結構與國際力量的挑戰，台灣身處美、中、台三邊關係中，仍有廣大的生存空間。因此，對推動兩岸經貿合作，解決台灣經濟困境；善用世貿組織平台，拓展兩岸直接三通；凝聚兩岸共識，推動和平發展；發展軟性國力，面對中國和平崛起等問題提出研究建議，期使政府各相關部門提出具體解決對策，以因應中國的和平崛起。

自1978年中國大陸採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逐步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範疇，經濟情況開始獲得改善，帶動整體國力的快速發展，到了1990年代，中國的國力發展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開始出現有關「中國崛起」（China’s Rise）的討論，認為中國將具相當的發展潛力，時至今日中國的發展速度仍未減慢，不斷累積的整體國力，也讓中國愈具世界強權的雛形，影響到國際格局的改變，也影響到中美關係的發展。 從社會建構論的角度出發，國家的行為來自認知的建構，國家間相互的認知，影響到國家間的行為互動，因此本文以中國崛起為主概念，先從較為客觀的角度來探討中國崛起的發展現況，了解中國是否以足以稱為崛起，再從國家的主觀角度，來探討美國依其發展背景與國際地位，如何來看待中國崛起，在實際外交政策與戰略佈局上，有何針對中國崛起的相應策略。其次再從中國的主觀角度來探討中國對崛起的界定，其如何看待與因應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最後一部分則是探討中國崛起對區域格局與中美國家利益造成的改變，藉以闡述其對美中兩國認知影響，以及如何影響中美之間的戰略互動關係。

中國崛起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國際事務之一。在經濟上，澳洲是世界上最極為倚重中國的國家。雖然中國崛起對澳洲尤其重要，但目前仍沒有足夠的研究涉及這個議題。有鑒於此，本篇論文應用跨學科---經濟與非經濟---的方法評估中澳經濟之前瞻。本研究認為，從經濟角度看，未來中澳的關係有利。然而目前澳洲政府管理中國崛起的策略不善，可能是雙邊貿易面臨的主要威脅，以致損害未來的經濟環境，以及澳洲對中國的觀感。本論文之結論顯示亞太必須積極地管理中國崛起的重要性，並提出政策建議供給澳洲及其他國家參考 / The rise of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monumental ev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important to all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The rise of China is specifically pertinent to Australia’s future as Australia is the world’s most economically dependent economy on China. This thesis evaluates the future of Australia-China trade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considering both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approaches. The thesis looks at the future of Australia-China trade in an economic sense by analyzing descriptive trade statistics. This is the first analysis of Australia-China trade of this type and the first application of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The thesis finds that the future of Australia-China trade is very good and the rise of China poses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for both states. The thesis goes on to consider how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of China has been managed in Australia by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The thesis argues that the main threat to trade is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s poor management of the rise of China, which is showing signs of damaging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exchange and creating a negative perception of China in Australia.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nalysis and the need for states to be proactive in their management of the rise of China is especially pertinent for many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The thesis concludes by providing a range of recommendations for Australia and China to help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the rise of China to enable a more beneficial world.

中共改革開放30年，經濟的發展帶動整體國力不斷提升，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之中國威脅論，中共近幾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藉由各種場合不斷強調和平共處、和諧發展之基調。 2002年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於2003年接任中共國家主席，自此開啟了胡錦濤執政時期。本文旨在探究胡錦濤主政時期對內如何實現和諧社會、對外又如何實現和諧世界之理論，並進而探討中共對台政策之和平作為。 胡錦濤對內為建構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乃是經由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建設等手段；隨著經濟發展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緊接著政治改革成為必要，加強與人民群眾利益緊密相連的社會建設，並藉由文化軟實力的推動來改變西方國家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觀感。對外為建構其和平形象，除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與鄰為善，持續深化與支持發展中國家，並積極參與各種國際組織，爭取主辦國際賽事及盛會，對台政策則重啟兩岸談判機制，加強兩岸互動交流，進而減少打壓臺灣國際發展空間。 然而中共也因改革開放政策而面臨嚴重的社會問題，雖其不斷強調自己的發展策略是一種和平導向，但卻又處處設限，強調「民主」卻又打壓「人權」，發展「和平」卻又處處「威脅」，雖然中共積極地謀求一個更利己的國際環境，然其矛盾的作法仍形成發展「和諧社會」及「和諧世界」的內、外部阻力。 有「和諧社會」才有「和諧世界」，而「和諧社會」的根本在民主，期待中共未來能夠落實真正的自由、民主，進而發展成為表裡合一的「和諧世界」。

冷戰時期，東南亞區域發展受限於美蘇軍事力量的影響而互有對峙。直至二十一世紀開始，隨著美蘇在東南亞地區部署的軍事力量逐漸撤出，加上中共經濟成長與綜合國力的提升；使中共在深化與東南亞周邊鄰國外交關係發展上創造出了有利條件。中共藉由經濟合作與軍事外交等手段執行其在東南亞地區的睦鄰政策，亦符合了中共在亞太地區和平崛起的戰略意涵。 本論文研究目的，在透過文獻檢證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共在東南亞地區推動的軍事外交政策，研究東南亞地區在中共地緣戰略目標中的價值；並針對中共在東南亞地區推動軍事外交有關重大議題及軍事合作之立場實施分析。 研究發現中共解放軍已從過往單純由國家領導人意識主導的對外交往模式(如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轉換躍進至改革開放後新軍事變革、加速國防現代化與對外軍事交流之務實行動(軍事人員交流、區域安全對話、聯外軍事演習、維和行動等)；顯示二十一世紀後中共在軍事外交的操作思考模式上將更趨近於務實、交往形式更為多元、執行內容更為複雜。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解放軍將隨著軍事交流形式的多樣化與參與深度，透過東南亞區域為跳板，在既有政治與經濟實力基礎支持下，擴大且加深對全世界各個區域的軍事交流；藉以獲得更多國家的認同與支持，最終目的不只是單純扮演維護亞太安全的負責任大國，而是具備挑戰美國世界霸權的企圖。

本論文以經濟、軍事及政治力作為探討美中實力消長變項要素。研究發現，中國在經濟、軍事及政治實力三個面向均顯示上升的趨勢，而經濟實力的大幅提昇成為軍事及政治實力上升的最重要因素，美國雖在三方面仍維持絕對領先的地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美中兩國在各方面的差距正逐漸縮小，意即兩國確實發生實力消長的現象。 自1990年代起，美國亞太策略隨著中國實力上升的速度越來越積極。從柯林頓政府採取的「新太平洋共同體」策略；到小布希政府採取「聯友制中」政策到歐巴馬政府第一任期採取亞洲「再平衡」的戰略，隱含的是美國至少透過經濟、軍事及政治三方面制約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 不僅美國調整其亞太政策，其對中國的定位亦在不斷的調整。美國的中國政策自柯林頓時代的戰略性夥伴關係，到小布希第一任時期的戰略競爭對手，轉變至第二任時期的建設性合作關係，延續到歐巴馬總統的新夥伴關係，美國逐漸定位中國大陸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全球經濟領袖以及經濟戰略對話機制的夥伴。 另中國隨著實力的上升，增加了在國際舞台上外交的能力，但國際環境仍未完全對中國的發展有利，因此它不僅一方面要表現出與其實力相符的政策，另一方面其實力上升仍尚未達到與美國相比的地位時，也要避免國際環境朝不利其持續發展的方向演進。 隨着美中兩國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猜忌與競爭上升，中國的崛起將使美中關係更趨緊張，而不是使雙邊關係得到緩和，雙邊存在衝突的可能性升高，但雙方也會認為現階段避免衝突，保持穩定和平的大環境，才是最符合兩國利益的最佳戰略。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成果舉世矚目，各種威脅論亦隨之在側。胡錦濤甫上任即昭告世界中國將和平的崛起，期以消弭不利中國發展的威脅輿論。國際社會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迷思，多偏向現實主義觀點，尤以中國的軍備發展對世界局勢影響為甚。本論文旨在研究胡錦濤時期中國崛起的內涵，及研究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態度，分析中國在各種不利發展輿論條件下，構建何種具中國特色的和平發展理論與外交戰略，期以達到和平的崛起，及與國際社會共創和諧世界，並藉中印雙邊關係發展來檢驗胡錦濤外交戰略成效。為聚焦研究範圍，研究重點以胡錦濤2003-2013年期間的外交戰略，廣蒐文獻以文獻分析法疏理、分析。研究發現胡錦濤的外交戰略為呼應中國發展需要、國際總體發展潮流、趨勢、以及應對國際社會反應所得，但經由中印關係發展檢證和平崛起實踐作為與成果，官方公開資料與民間問卷訪查結果迥異，官方囿於雙邊、多邊關係發展結果偏向樂觀、正向，較無法真實呈現；民間問卷訪查結果對中國的態度則趨於悲觀與厭惡，其關鍵在中國逐年加強軍備，恐破壞地區穩定與安全。因此，中國能否真的和平崛起，歸結在中國自身是否願意以和平的手段崛起，惟有中國願意，才能與國際社會和平的共創和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