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由於國小民寡、資源有限，必須和鄰國維持良好關係，也由於對貿易的高度依賴，其經濟成長之維持繫於區域之和平與安全；星國對亞洲霸權國家的壓力與威脅等潛在國際危機，一直懷有高度戒心，對本身的地略價值，必然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的事實，亦了然於心，由於幅員太小，萬一戰爭開啟，國民無自外於責任的空間，沒有任何人可以逃避。為確保新加坡和平、穩定及領土、主權之完整為目的，依嚇阻之指導，以現役部隊為核心，動員戰力為後盾，結合心理、經濟、社會、民事等力量，建立全面防衛體系，以強化自我防衛武力，另透過軍事外交與週邊國家、軍事強國建立軍事合作組織，嚇阻敵國威脅，政府並不時教導人民凝聚新加坡人的共識，以產生命運與共，禍福相關的觀念，無人自外於責任，惟有團結一致，始能確保新加坡國家安全。 近年來新加坡已發展成為區域性強國之一，其在區域政治中亦逐漸扮演起相當活躍的角色，內閣資政李光耀以其在國際上的聲望和地位，領導著新加坡走向開擴的外交空間；基本上新加坡是把亞洲各國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透過經濟合作與軍事同盟的聯繫，加強與這些國家以及與亞太地區的其他鄰近國家建立緊密的良好關係。 國家安全防衛政策係於1984年由吳作棟效法瑞士與瑞典的全民防衛所提出，其主要觀點仍是緣於地緣戰略考量。大魚或魚群理論，主以對外國防理論，而全面防衛理論則是擴大毒蠍理論，建構一個涵蓋心理、經濟、社會、民事與軍事等五大防衛體系。因領土狹小，在軍事訓練上受到很大的限制，本國除簡單的幾個訓練場地外，一直苦於無法覓得適當的訓練場所，除了在東南亞區域內與印尼合作開發使用屬於印尼的空軍武器投放場之外，就是在區域外尋求適當的訓練場地因此，多數的軍事演訓都是藉助外國提供場地或聯合軍事演習以達到訓練目標；從軍事合作的觀點出發，新加坡充分運用軍事合作與區域內外的國家建立正面關係，使得其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可以利用，讓部隊的訓練在具備良好場地環境下紮實深厚基礎，維持高水準的品質，也讓其武裝部隊分散部署保存戰力，獲充分能量支持國家所需。 新加坡知道「強本固外」的道理，增強本身國防力量的同時，不忘鞏固與外力的聯盟和合作以壯大聲勢。為肆應周邊國際情勢及國防建軍發展所需，以確保國家安全，積極建立嚇阻性武力，其軍事戰略依「有效嚇阻」之戰略構想，積極籌建所需武力，本「不挑釁、不迴避」之態度，處理任何可能突發之軍事危機。並積極尋求國際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國家，締結軍事聯盟，互為奧援協力防衛地區安全，依「戰略持久」、「戰術速決」之指導，集中運用全民總力擊滅來犯之敵，迫使敵軍付出慘痛代價，確保國家安全。

自1978年中國大陸採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逐步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範疇，經濟情況開始獲得改善，帶動整體國力的快速發展，到了1990年代，中國的國力發展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開始出現有關「中國崛起」（China’s Rise）的討論，認為中國將具相當的發展潛力，時至今日中國的發展速度仍未減慢，不斷累積的整體國力，也讓中國愈具世界強權的雛形，影響到國際格局的改變，也影響到中美關係的發展。 從社會建構論的角度出發，國家的行為來自認知的建構，國家間相互的認知，影響到國家間的行為互動，因此本文以中國崛起為主概念，先從較為客觀的角度來探討中國崛起的發展現況，了解中國是否以足以稱為崛起，再從國家的主觀角度，來探討美國依其發展背景與國際地位，如何來看待中國崛起，在實際外交政策與戰略佈局上，有何針對中國崛起的相應策略。其次再從中國的主觀角度來探討中國對崛起的界定，其如何看待與因應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最後一部分則是探討中國崛起對區域格局與中美國家利益造成的改變，藉以闡述其對美中兩國認知影響，以及如何影響中美之間的戰略互動關係。

中共改革開放30年，經濟的發展帶動整體國力不斷提升，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之中國威脅論，中共近幾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藉由各種場合不斷強調和平共處、和諧發展之基調。 2002年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於2003年接任中共國家主席，自此開啟了胡錦濤執政時期。本文旨在探究胡錦濤主政時期對內如何實現和諧社會、對外又如何實現和諧世界之理論，並進而探討中共對台政策之和平作為。 胡錦濤對內為建構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乃是經由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建設等手段；隨著經濟發展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緊接著政治改革成為必要，加強與人民群眾利益緊密相連的社會建設，並藉由文化軟實力的推動來改變西方國家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觀感。對外為建構其和平形象，除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與鄰為善，持續深化與支持發展中國家，並積極參與各種國際組織，爭取主辦國際賽事及盛會，對台政策則重啟兩岸談判機制，加強兩岸互動交流，進而減少打壓臺灣國際發展空間。 然而中共也因改革開放政策而面臨嚴重的社會問題，雖其不斷強調自己的發展策略是一種和平導向，但卻又處處設限，強調「民主」卻又打壓「人權」，發展「和平」卻又處處「威脅」，雖然中共積極地謀求一個更利己的國際環境，然其矛盾的作法仍形成發展「和諧社會」及「和諧世界」的內、外部阻力。 有「和諧社會」才有「和諧世界」，而「和諧社會」的根本在民主，期待中共未來能夠落實真正的自由、民主，進而發展成為表裡合一的「和諧世界」。

中共近年由於經濟實力增強，進而積極發展軍事武力，然其深知要得到國際社會認同，必須操作「軟實力」，重建和形塑對外的文化主權與和平形象，具體實踐即是廣設孔子學院。 鑑於中共運用「軟實力」逐漸成為國際社會具關鍵性影響力大國已指日可待，屆時對我台灣政治、經濟各層面之安全影響至鉅，因此冀望藉由本文的探討，深入了解中共廣設孔子學院之意涵，進而發掘其可能面臨之困境與挑戰，俾利我因應兩岸局勢發展。 從國際間對設置孔子學院接受程度與存在戒心的弔詭情況觀之，顯然各界對中華文化的濃厚興趣，並不等同於對中共政體的善意理解，換言之，中共欲真正透過孔子學院來達到其軟實力的提升，進而消除外界對其「和平崛起」的誤解，恐怕還有待商榷。

中共自經濟快速成長後，為提升綜合國力並建立區域強權地位，積極往海洋發展並試圖擴張海權，惟隨著陸地資源的逐漸匱乏，加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布後對沿海國海洋權利的規範，使各沿海國家紛紛競逐海洋國土，引發區域內利益衝突，尤其亞太地區海洋形勢複雜，南海更因位居重要地緣戰略位置，各爭端國在南海的海權擴張使該區域成為亞太地區中最具安全疑慮地區之一，而中共的海權發展戰略更是未來安全形勢走向重要影響因素。本文研究內容即分析中共海權發展的歷程、企圖及實踐，並對南海地區安全之影響作一全盤性探討。 中共近年已積極在海軍現代化、加強海洋事務建設及參與相關區域組織等方面強化其海權發展，而南海是發展中共海洋戰略的關鍵，目前各爭端國仍不願放棄主權主張並持續開發海洋資源，甚至強化海權的發展以保護自身之海洋權益，美日等國亦加強對南海事務的滲透和插手，但為防範「中國威脅論」的發酵，及因應美日等大國介入及東協國家的結盟，基於長遠利益考量，為保證在不影響其穩定與發展的前提下解決這一複雜爭端，中共將延續鄧小平時期「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為海洋爭議主軸策略，運用靈活而務實的方法，儘可能淡化與鄰國周邊的領土與領海爭議，以追求戰略機遇期的務實發展作為。而我國為南海聲索國之一，面對中共及南海爭端國的海權擴張，亦應有所作為，以務實彈性政策維持南海爭議的參與權。

本論文的重點在建立人民、民意代表及行政機關三者之間的互動模式。其 中，人民雖然無法組織成一有效的團體，但對政治的意識程度卻反映在民 意代表的函數裡。在民意代表與行政機關進行利益交換的過程中，遊說與 補助款的取得雙方個別的標的。不論原先主導權掌握在誰的手上，經過賄 賂之後，議價的結果都會相同，這樣的情況和 Coase定理有相似之處，但 是由於人民無法參與議價，所以最後的效率只是次佳的選擇。

智庫在美國外交政策之功能，包括：扮演政府和公眾之間的中介功能；對當前或是即將形成的議題、問題或提議進行認定和評估；將理念和問題轉換為政策議題；在政策辯論時發揮咨詢和獨立自主意見；在政策形成過程中提供相關人士交換意見和訊息的建設性論壇。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美國主要智庫的研究成果均披露於網站上，不但其研究成果更廣為人知，影響力更為擴大，在美國之外隨時可透過各智庫網站獲得該智庫的最新政策建議。尤其在1990年代末，美國重要智庫開始增設有關中國研究或亞太研究之項目，使外界可以透過網路同步得知美國智庫對中國政策、亞太政策、兩岸關係之最新訊息。美國智庫研究成果方資訊化已成為研判美國對華政策時，不可或缺的主要來源。 本研究透過大量英文一手資料的分析，希望能達成本研究的意義，即更全面、更準確地了解美國智庫對華政策，以及對美國政府外交思維之影響，並提供台灣政軍決策者在研判美國和北京對台政策時之參考。

隨著人類社會走向多極化和全球化，國際格局嚴重失衡，霸權主義繼續推行擴張政策，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持續不公正，南北差距拉大，文明衝突加劇，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失諧，導致恐怖主義猖獗、生態環境惡化、自然災害頻發、武器擴散加劇和跨國犯罪增多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油然而生，而軍隊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資源，不僅要以戰爭及其準備的方式維護傳統安全利益，也要以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方式加以應對。對此，各國紛紛提出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方案和規劃，處理國內各類突發事件和危機，另根據各國的情況加強非戰爭軍事行動的實踐，且廣泛運用非戰爭軍事行動開展國際合作。 美國是率先將戰爭軍事行動寫入軍隊作戰任務的國家，其認為冷戰結束世界發生大規模戰爭的機率只剩50％，而小規模的常規戰爭和「非戰爭」形態行動的可能性為100％，因此人道救援、救災搶險、撤僑、反恐、緝私、鎮壓暴亂等「非戰爭軍事行動」，成為軍隊新職能、軍事競爭新領域和大國角逐新平臺，諸如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和2006年的世界盃足球賽，希臘和德國均動用近萬名的軍人參與安保，北約還派出軍艦和預警機協助。近年在國內外多次舉行的非傳統安全理論研討會上亦產生非戰爭軍事行動地位作用明顯上升之共識，其理論發展及其實踐創新，深刻反映了當代軍事力量建設運用的重要趨勢。 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因各國國情與地域而有所差異。如非洲較關切難民與種族屠殺等問題；東、南亞地區則著重恐怖主義、海盜、天災與傳染病等問題；北美則偏重恐怖主義與非法軍火、毒品走私等問題；日本則重視天然災害中震災與水災等問題；惟就中共而言，其腹地廣、人口眾、國際地位亦日益提升，鑑此，衍生出多種安全威脅，故其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則涵蓋搶險救災、國際維和、反恐維穩、奧運安保、國慶閱兵、緊急撤僑、聯外軍演及人道救援等，如何強化並有效執行業已成為中共當局值需關注之議題。

軟權力是指一個國家透過該國具有吸引他國的特色的文化、政治的價值觀、外交政策的正當性、有道德的說服力來形塑、感動、模仿，甚至同化他國的一種能力；文化軟權力是指通過該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魅力來潛移默化他國的一種無形力量。文化軟權力是軟權力中的組成部份之一，作為軟權力中的文化因素對於當前硬權力持續發展的中國來說，是極需重視的一個課題。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至今，經濟實力不斷大幅成長。然而，冷戰後的國際社會卻開始出現中國威脅論的聲音，使得中國備覺壓力而感於中國的崛起需要一種相對於軍事與經濟這樣的硬權力的不具有威脅意味的軟性權力，來化解中國威脅論的負面說法。因此，以悠久且優良的傳統文化來建立一個屬於中國特有的軟性權力，並建立崛起中的正面形象，是中國當前的重要國家戰略之一。 本篇論文主要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文獻分析法，以及應用奈伊的軟權力理論，分析文化軟權力在國力中的角色，並闡釋中國對文化軟權力的形塑過程，以及在冷戰後，中國的前、後兩位領導人如何運用中國的軟權力優勢—傳統文化，於其內、外政策思維中。 關鍵字：軟權力、文化軟權力、冷戰後時代、中國威脅論

Tourism is today one of the largest and fastest growing economic sectors in the world. It has largely become popular, and even become massive within the past few years. It is now possible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eople and for an ever lower cost to go all over the planet with always fewer obstacles. It thus entails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to welcome the largest number of tourists. In South-East Asia, Thailand is particularly famous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and attracts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urism is undoubtedly an important primary source of foreign exchange and employment in Thailand, and helps the country to develop its economy. Nevertheless,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nowadays mostly characterized by mass tourism in Thailand. Despite the economic advantages mass tourism brought, mass tourism also implies many ecolog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problems for Thailand and all over the world. Among the degradations generated by tourism industry in Thailand, there ar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pollution, destruction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depletion of water resources, waste, coastal erosion, animals mistreatment… and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will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important natural disasters that may cause dramatic damages to the local populations. All these factors will impact the country; influence its future and the choice of the tourists’ destinations. Therefore, it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economy if the tourists choose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Cambodia and Indonesia over Thailand to travel. A possible answer to tackle these issues could be to get inspiration from Costa Rica. This little Central American country based all its tourism strategy on ecotourism, which aims to have as little impact as possible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t also has an important focus on the education of tourists and aims at raising awareness on the necessity of preserving biodiversity. Thailand is still able to initiate change by looking forward and choosing a long term approach concerning its tourism industry. But Thailand needs to have the courage to implement some new measures and to follow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