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從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對國際行為最有影響力的因素是安全、軍事能力、國家之間的政治聯合，及實力追求和實力平衡。美國面對東北亞安全問題，其所採取的政策反應與對區域產生的影響，是美國能否維持政策穩定的主要因素。邁入21世紀，美國面對國際情勢及東北亞局勢的變化，其所採行的東北亞安全政策是本文所欲探索的重點。 從冷戰後迄今，美國國家戰略發展的核心，以維護其自身安全、促進其經濟發展、推行民主的普世價值、維護世界與區域穩定為目標，以確保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實現戰略的手段乃藉全球秩序的維持，進一步實現其對全球重大資源與關鍵地帶的掌握，使美國得以取得最大的經濟發展利基，確保美國國力遙遙領先世界各國。因此，美國視海外駐軍與盟友為戰力的延伸，以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運用的籌碼，進而建立一個美國所期待的世界。 本研究觀察小布希政府與歐巴馬政府，面對東北亞情勢變化，如中共崛起的壓力、北韓核武問題、遏制區域內領土等爭端時，美國以不同姿態引領各國屈從其領導，企圖形塑一個美國軍事前沿存在的藉口。美國維持在東北亞的軍事存在，其目的為抑制中共崛起，掌控朝鮮情勢變化，藉區域內聯盟國家的政治聯合，確保美國安全與經濟發展。 因此，從現實主義對權力的本質來看，美國身為全球唯一霸權，其仍將奉行現實主義學派的「強權政治」，爭取區域內各國的合作，進而掌控整個東北亞戰略利益。展望未來，美國在東北亞強化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的力度將更顯突出。

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是指當個人在面臨與其能力有關的負向刻板印象時，會有測驗表現不佳的現象，由於國內尚未有刻板印象威脅的相關研究出現，過去相關的刻板印象威脅研究對自我設限策略也少有探究，對於使用自我設限策略後是否讓自己表現不佳的風險更高亦少探討。因此，本研究除了探究個人在威脅情境中的「測驗表現」外，他（她）在情境中的「自我設限策略」之因應行為、及其自我設限策略的使用對測驗表現的影響亦是本研究關注的議題。 本研究為3(刻板印象威脅：威脅組女性、無威脅組女性、威脅組男性)×4(自我設限線索：宣稱組、行為組、宣稱行為組、以及不告知組)的實驗設計。其中，在刻板印象威脅部分，威脅組受試被告知「男性在此測驗中的表現比較好」，無威脅組受試被告知「男、女性的數學表現無差異」。在設限線索部分，宣稱組受試被告知「宣稱性自我設限對測驗表現有負向影響」，行為組受試被告知「行為性自我設限線索對測驗表現有負向影響」，宣稱行為組受試被告知「宣稱性與行為性自我設限皆對測驗表現有負向影響」。主要依變項有三：數學測驗分數、練習題的答題數目（行為性自我設限之指標）、宣稱性自我設限問卷分數（宣稱性自我設限之指標）。研究對象採用國立政治大學的大學女生158名與男生75名。 研究結果發現，不論設限線索的有效與否，處於威脅情境中的女性受試幾乎都比較傾向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略」以進行因應，其測驗表現也較差。另外，在威脅情境中，自尊越低的女性受試越傾向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略」。但不同「刻板印象威脅」組別的受試在測驗表現上無差異，亦即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現象並未在本研究獲得驗證，而各組在「行為性自我設限」的使用上亦無顯著差異。最後，研究者針對上述結果進行討論，並對本研究的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提出說明。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與女性領導者有關的刻板印象與偏見是否會產生刻板印象威脅效果而影響女性的領導表現，以及是否可以消除或減少它對於個人表現的影響。本研究也探討「對特定領域的認同」及「對所屬團體的認同」在女性領導能力的範疇中，是否會使得刻板印象威脅對於個人表現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效果。另外，本研究為了要更加確認威脅感的產生，故增加行為觀察的方式來測量焦慮的產生，以彌補自陳焦慮方法的不足。 本研究以60位國立政治大學女學生為研究對象，隨機分派至「激發刻板印象威脅」、「不激發刻板印象威脅」、及「減除刻板印象威脅」等三個情境。每位女性受試者另搭配一男一女成為一小組，每組由此位女性受試者擔任領導者，帶領小組討論並解決一新車分配問題。女性受試者的領導表現由自己、小組中的二位成員、以及不知道本研究目的與假設的評估者來予以衡量。另外，本研究除了由受試者及小組成員以情境焦慮量表來評估受試者的焦慮程度之外，也請不知道本研究目的與假設的評估者，以情境焦慮量表來評估受試者的焦慮程度，並觀察其焦慮行為，評量受試者在活動過程中顯出不舒服或不自然的程度及頻率。 研究結果顯示，「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與「不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的受試者在大部分領導表現變項上均無顯著差異；「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在部分領導表現變項上的平均得分顯著低於「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在本研究中，性別認同程度及領域認同程度並不會影響刻板印象威脅與領導表現之間的關係。此外，三個實驗情境中受試者的情境焦慮程度及非語言焦慮並沒有顯著差異。 本文也針對研究結果進行整體性的討論，並提出可能的研究限制，及對於後續研究的建議。

安倍自2012 年12 月第二次執政後，要讓日本成為世界大國的目標十分明確。 首先以經濟政策穩定國內政權，同時巧妙地以新現實主義作為基礎，充分利用「制 衡」與「同盟」兩種戰略，一方面因地緣政治而深受中國、北韓、俄羅斯等國強 大壓力威脅，反而利用這樣的威脅對國內民眾灌輸強國意識，合理提高防衛預算、 改革防衛裝備移轉機制、增兵西南諸島並強化整體軍備實力等實質。 另一方面利用美國畏懼中國取代而成為亞太霸權的心理，以及日美同盟長久 以來奠定的良好聯合作戰架構，讓美軍充分涉入亞洲戰略區域情勢中，這樣的兩 手政策，就是安倍首相朝向「正常國家化」而努力推動修憲的最明顯手法。本研 究就亞太週邊環境對日本造成的威脅，試圖導出安倍防衛政策的背景因素與結構 性變化的關鍵原因，並理解政策的邏輯與內涵，以判斷日本於亞太區域環境中的 行為模式。 /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has clearly made his intent for Japan to become a big power since his second term starting from December 2012. To attain this goal, he first enforced financial policy in response to domestic economic chaos, meanwhile adopted “Balancing＂ and “Alliance＂strategies in accordance with“neo-realism＂ based onits strategic theory.In one hand, Abe uses the geopolitical threat formed by China, North Korea and Russia to rationalize his policies of raising national defense budget, reforming armament transfer principles, increasing force deployed on Japan＇s southwest islands and strengthen overall defensive cap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he carefully uses the U.S. fear China may replace it as the Asia-Pacific hegemony, and that U.S. needs firm coalition with Japan, keeping U.S. much involved with the power-pursuing game in Asia.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discover the key factors that results in Abe’s current defense policy and its structural change, while to understand the logic and processes of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order to identify how and what Japan will conduct in the Asia-Pacific area.

在兩岸關係中，讓中共「不做」什麼，與美國會「做」什麼，是台灣國家安全中最重要也最複雜的事。其中又以中共一旦對台軍事行動，美國是否「軍事介入」，最為大家關注。由於部份國人期待著美國在中共武力犯台時會「做」些什麼，有恃無恐的心態，遮蔽了一個最重要也最根本的思維，亦即：維護台海和平與國家安全，最重要的應該是如何讓中共「不做」什麼，而非期待外人會做什麼！ 本文即藉由探討一旦台海有事，美國是否軍事介入？以及可能介入的方式，促使大家思考：「為了台灣的國家安全，與其處於被動的期待美國會「做」些什麼，但可能遭遇限制；不如反思如何採取主動積極的作為，讓申共不做什麼。」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不論美國基於那種理由而採取軍事手段介入他國事務，真正的目的都是為了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本文因此先從相關的學理，分別探討國家利益與美國政策之間的關連性，以及美國軍事介入與海外用兵的原則與目的。根據這些理論，分析兩岸雙方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據此引伸出不論是從經濟、政治以及戰略利益的層面，美「中」關係既具有合作與互利的關係，也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 由於兩岸軍事衝突將使台海現狀造破壞，不利美國的利益。如果原因為中共主動發起，誠如布希所言：「竭盡所能，協助台灣防衛」，美國軍事介入的可能性較高。不過如果因為是台灣走向獨立而引發衝突，美國介入的可能性將大為降低。這就是美國所一再強調的「中共不武，台灣不獨」。 如果美國具有介入的意圖，美國如何介入，是否直接參戰？根據本文對美、 「中」、台三方的軍力以及中共動武的方式所做的研析；並從與實際執行軍事介入政策的美國軍方實務的層面，包括：美軍的作戰準則、教範，執行軍事行動，特別是海外用兵的規範與指導，軍事決策者、作戰指揮官必須思考的問題所做的研究發現：「就美軍的軍事作戰能力而言，贏得短期的勝利應無問題。但是美國脫身不易，最後反易遭受拘束、牽制，將導致極大的風險，因而降低美國直接參戰的可能性。」因此研究結論認為，屆時美國的軍事介入行動，將以加強軍援、武力展示、以及提昇前沿駐防戰備為主；如果派遣艦隊進入台海水域，也是為了執行屬於「非戰鬥人員撤離」的撤僑行動。理論上說，「非戰鬥人員撤離」也屬於軍事介入的行動項目之一。只是這種性質的軍事介入，與國人所殷切期盼的會有極大的落差。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未必具有正面的意義。 關鍵字：國家安全 國際關係 國際體系 九一一事件 中國威脅論 台海衝突 導彈 軍事介入 軍事干預 國家利益 人民解放軍 武力犯台 終戰指導 反恐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運用點偵測作業探討高社交焦慮者面對環境中的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歷程，並釐清在實驗中加入誘發社交焦慮情緒程序對高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處理是否造成影響。由於過往研究對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意見分歧，學者們分別提出過度警覺－逃避假設與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兩假設皆有相關理論與研究支持，本研究企圖檢驗這兩個假設的合理性。 　　本研究篩選出高社交焦慮組30人與低社交焦慮組30人參與實驗，受試者在接受所分派的情緒誘發程序後，進行以生氣臉與嫌惡臉所組成的威脅臉為實驗刺激的點偵測作業，以評估個體對威脅的注意力。 　　研究結果發現，接受社交威脅誘發程序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傾向為過度警覺－逃避假設的歷程，對威脅產生警覺後，便逃避對威脅的處理；而接受中性情緒誘發程序的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的注意力處理，傾向為過度警覺－難以轉移假設的歷程，對威脅產生警覺後，便無法將注意力自威脅轉移。 　　高社交焦慮者對社會威脅訊息，有明顯的注意力偏誤，且此偏誤會隨個體所處的情境與接觸威脅的時間而有所變化。由於這些偏誤扮演著維持個體的社交焦慮的重要角色，故在釐清高社交焦慮者在不同情境下對威脅的注意力處理後，有助於選擇適當的治療策略，協助高社交焦慮者因應環境中的威脅。 /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utilize the dot-probe task to investigate the attention processing for social threat in high social anxiety, and to know what under conditions of social threat influence. Owing to the conflicts of the past studies, there are hypervigilance-avoidance hypothesis and hypervigilance-difficult to disengagement hypothesis for the attention processing. This study attempt test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two hypotheses. Performance on a face-probe task was assessed in high (n=30) and low (n=30) social anxiety. After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the mood induction procedure randomly, they were presented the task.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under conditions of social threat high social anxiety are at first vigilant of threat faces, and avoid them. And under conditions of neutral high social anxiety are at first vigilant of threat faces, and difficult to disengage them.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attention bias for social threat in high social anxiety would be changed by the context and how long the individual face the threat. Know that the attention processing for social threat in the different context in high social anxiety would help the psychologists to choice the applicable therapy for high social anxiety.

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以漸進式的經濟改革政策成功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型態，使得經濟成長迅速。在2010年時，中國已經領先日本躍升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累積雄厚經濟實力的中國，綜合國力迅速從亞洲崛起。隨著經濟力量、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在國際的地位也水漲船高，影響力日益升高，因此，中國在對各國的經濟外交運作上更具有著力度。 中國對非洲的經濟外交已經長達半個多世紀，從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無償援助關係，到改革開放後的雙方合資合作關係，再發展到現階段互利的「新型戰略夥伴」關係，中國以本身的經濟發展進程對非洲展開階段不同的經濟外交內容。 進入21世紀，崛起的中國需要更多的原物料、能源來維持經濟成長，而天然資源豐富、石油天然氣能源相繼被發掘的非洲，正是中國所需，加深中非經濟關係為中國本世紀要務之一，「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FOCAC〉」基於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透過論壇對話平台，中非關係在政治、能源和經貿關係上快速發展。同時，中國也認真落實歷屆論壇中對非洲所宣布的各项援助措施，因此，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大幅增強，中非關係更趨緊密。 另一方面，由於全球能源稀缺，西方大國也急於涉足非洲，密切的中非關係引來「中國威脅論」及「新殖民主義」的負面評論。“新非洲爭奪戰”在遙遠的非洲悄然掀起，也間接對全球國際關係產生了影響。 /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the Chinese. Since the reform in 1978, the progressive economic reform policy has successfully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del, thereby allowing the economy to achieve rapid growth. In 2010,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head of Japan and second only to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accumulated solid economic strength, China has increased its national strength and has soared in Asia. With this new economic power, combined with the increase in national strength,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soared and its influence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refore,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as become more intense.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in Africa has been progressed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From the Aid for Debt Relief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joint venture partnership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the current mutually-benefiting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 China has launched economic diplomacy, the content of which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different stages in connection with China’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has been the rise and is in need of more raw materials and energy to sustain its economic growth while Africa with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and natural gas energy being discovered is exactly what China is after. One of China’s priorities in this century is to deepen it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Africa. This background has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latform for open talks: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FOCAC has undergone political, energy, and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rapid development. Meanwhile, China has earnestly implemented the various assistance measures for Africa in the previous FOCAC sessions. Thus, China’s influence has intensified and China-Africa relations have become closer.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global energy scarcity, countries in power in the west have anxiously set food in Africa.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has led to negative comments such as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nd “New-colonialism.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has been quietly set off in Africa with an indirect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隨著蘇聯政權的解體，國際體系進入了「後冷戰時期」，此時，國際政治環境及全球（區域）安全局勢產生巨大的變化，衝突的本質和威脅的形勢不斷地更迭，更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雙子星大樓與五角大廈等地遭受恐怖份子攻擊之後，「國家安全」剎時再度成為全世界最主要且必須立即面對的課題，世界各國紛紛採取緊急因應措施與政策，積極調整戰略部署及加速國防、經濟等各項改革，以確保國家安全。 / 以往影響國家安全的來源，主要是敵國或他國的威脅，亦即國家安全是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當國際進入「全球化」之後，軍事對抗已不再是國際關係中唯一的具體意涵，國家安全威脅的來源並非皆來自於外部，亦有國家內部產生之因素，於是各國安全的焦點開始轉向諸如經濟貿易、恐怖主義、天然災害、種族衝突、槍械與毒品走私、傳染性疾病、能源、環保問題，及晚近出現的電腦駭客入侵網路、資訊安全等「綜合性安全」方面，並逐漸成為國家安全的主體，而這些非軍事性的威脅因素，對一個國家的安全而言，甚至比敵國的軍事威脅來的更大。由此可知，針對國家安全內容或其優先順序，將會因為時代潮流變革與社會環境變遷而有所擴大與調整，更依各國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性律定優先順序，來保障國家整體安全。 / 在相對和平、穩定的國際安全環境下，多數先進國家開始裁減其軍隊規模，並在檢討裁軍的同時，反而增加軍隊在非軍事性任務的功能，以能適當因應未來戰爭與威脅的挑戰。新世紀的國家安全觀念不再狹隘的僅指向軍事領域安全方面，而是增加打擊跨國重大犯罪、毒品走私及支援國家緊急災難、防制恐怖活動、疫病傳播等各個層面，也就是說軍隊的主要功能是戰鬥，但軍隊存在的意義，更是將國家資源花費在建立與維護軍隊保衛國家整體安全的正當理由之上。因此，就軍隊而言，非屬戰爭性威脅的興起，意謂著軍隊在國家整體的安全架構下，必須確實執行且謹慎扮演支援性與輔助性的角色，協助國家遂行維護社會安全的任務。 / 長期以來，台灣的國家安全（國防軍事安全）主體係建立在對抗中共軍事威脅的基礎上，國家安全可以說與軍事安全的概念是一致的。惟隨著國際情勢與兩岸關係的變化，如今除了中共未曾稍減的軍事威脅外，經貿的磁吸作用與來自大陸、東南亞的毒品、槍械走私、人員偷渡入境及內部政治意識分歧等所造成的社會問題，甚或天然災害及潛在的恐怖攻擊等因素，無一不對台灣社會與國家安全帶來強烈的挑戰，這些對台灣安全深具威脅的因素，將嚴重影響台灣的生存發展。 / 憲兵為國軍部隊的一支，亦是國家安全體系中之一環，依據任務職掌及法令規章，執行衛戍作戰、特種勤務、軍司法警察勤務及戰地憲兵勤務，並協力治安維護，與依令支援災害救援與反恐應處等任務。回顧我國近代史與憲兵制度的發展可知，政府為求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賦予憲兵法定身分與職權，執行各項維護國家安全的任務，並為了因應當前國家安全的需要，而交付其執行非軍事作戰之任務，所以憲兵的任務乃是跟隨著國家時勢環境的變化而改變的。多年來在維護社會秩序、查緝毒品槍械、走私偷渡與檢肅流氓等協力治安部分，及因應國家緊急危難，支援水災、震災、空難事件等災害救援工作與擔任反恐任務等，其成果可謂斐然，對保衛國家利益、保障軍事安全、提升國軍形象、確保軍人權益、擔負衛戍任務、支援軍事作戰、維護社會治安、以及促進軍民和諧等方面助益良多。由此可知，我國憲兵除於戰時可遂行作戰任務外，在平時則具有維護軍紀與社會秩序，及保障國家內部穩定等警察、警備性之功效，其角色定位不單純僅侷限在軍事上的戰力，更是承平時期國家內安機制的重要一環。因此，憲兵可說是維護民主法治、保障社會安定、鞏固國家安全的一支堅實力量。 / 我國憲兵為因應全球化時代軍事與非軍事行動之任務，基於國防政策之指導，必須建立一支彈性快速、高作戰效能以及能夠滿足多元任務的的現代化部隊，為達成「衛戍任務、特種勤務、維護軍紀、支援三軍作戰」，以及「適時支援國家緊急災難與防制反恐活動」之建軍目標，針對「台北衛戍區、各作戰區」憲兵所負之任務，考量敵情威脅與建軍資源等因素調整組織架構，並藉訂頒法令規章、編組專責部隊、建購科技裝備等各面向之精進，在「減少兵力、戰力提昇」的前提下，建構具「反空降、反劫持、反破壞」及「反恐制變、城鎮作戰」與「情報偵蒐、刑技鑑識」之多功能憲兵部隊，期能在確保國家安全的目標下，於平時擔負起打擊重大犯罪、支援國家緊急危難與防制恐怖活動的力量，更是戰時立即投入軍事作戰的勁旅，以開創新時代憲兵發展的契機，達成「建軍備戰」與「維護國家安全」之雙重使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嚇阻蘇聯的入侵，遂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也標誌著冷戰時期美蘇兩強對峙的局面。冷戰結束以後，許多學者因而預言北約即將瓦解。但多年以來，北約卻依然存在，更歷經了三次東擴。本文寫作的目的，便欲透過重新檢視國際關係理論三大主要學派的觀點，對於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存續提出解釋。 在現實主義學者陣營中，摩根索與華爾滋的「權力平衡」論點與北約發展的史實不符；施韋勒的「扈從利益」論點僅部分解釋了國家聯盟行為，對於「扈從」概念的界定又出現前後不一；米爾斯海默的「推卸責任」論點試圖同時涵蓋「制衡」與「不制衡」兩種選項，而純粹的「推卸責任」策略又必須依賴其他國家願意承擔，因此不易成功。瓦特的「威脅平衡」理論雖仍有不足之處，但較適合解釋本文的個案。筆者認為，後冷戰時期的北約便是面臨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俄羅斯存在與恐怖主義等威脅，才強化了盟國繼續合作的意願。 從新自由主義學者的觀點而言，國家若欲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維持合作關係，便需要以互惠為基礎而運作的國際制度。當國際制度能隨著成員的需求而調整時，就能獲得更多支持。由於美國的優勢國力受到北約的制度規範與集體決策機制削弱，又具有軟權力的勸服力量，遂吸引了中、東歐國家加入聯盟。此外，民主國家之間較不容易發生戰爭。這些因素都維繫了北約盟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合作關係。 由於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在訴求「內群體」偏袒的同時，卻未激化「外群體」歧視。建構主義學者認為，若隨著聯盟關係的發展，成員之間能培養出休戚與共的集體身份，將個別的國家安全問題視同為集體的安全議題時，彼此便超越了傳統軍事聯盟在攻擊與防禦上合作的功能，而達到安全共同體的境界。北約所具備的規範特性也進一步增強了其對盟國的型塑能力。 聯盟的本質在於合作。但關鍵是國家為何合作、如何促進合作，以及如何決定合作對象或競爭對手。事實上，後冷戰時期的北約並未放棄對付共同威脅的核心目標，卻也逐漸發展出安全管理的功能，不但參與了維和行動，也建立起和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對話機制，更凝聚了盟國的信念而形成具有集體身份的安全共同體。 / In the aftermath of WWII,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mainly led by the U.S., was formed to deter U.S.S.R.’s aggression. This organization signified the bipolar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en the Cold War came to an end, many scholars once predicted NATO would collapse. However, the alliance still endures for decades and enlarges eastward three times. The purpose of the dissertation is to reappraise the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major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and provide some explanation of NATO’s enduranc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the camp of realists, the balance-of-power theory raised by Hans J. Morgenthau and Kenneth N. Waltz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facts of NATO’s development. The bandwagon-for-profit theory proposed by Randall L. Schweller only gives partial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and takes a contradictory position on the concept of bandwagon. The buck-passing theory maintained by John J. Mearsheimer tries to include both the options of balance and not-balance on the one hand, while depends heavily on other states’ willingness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balance on the other hand. As far as we know, the latter seldom results in success. Although the balance-of-threat theory sustained by Stephen M. Walt still has some shortcomings, it can provide a better explanation of the case discussed in the dissertation. This author concludes that NATO faces multiple threats of the spread of WMD, the existence of Russia and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at’s why the allies continue to cooperate. From the standing points of neo-liberalists, if states want to maintain cooperation under the anarchical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y will ne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based on reciprocity. Wh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be adjusted with the demand of their member states, they will obtain more supports. Because the primacy of the U.S. was reduc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ules and joint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 NATO and accompanied with persuasive soft power, som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EEC) were drew to join the alliance. Moreover, there are few wars among democracies. For all these reasons, NATO still survives until now. When NATO seeks to develop in-group favoritis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t does not activate out-group discrimination. Constructivists state that if members of alliances can cultivate their collective identities and transform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into collective ones, they can go beyond tradi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 and become security communities. Features of norms in NATO also strengthen their capabilities in shaping the alliance. The essence of alliance is cooperation. Its key points for states lie in why they cooperate, how to facilitate their cooperation and how to choose their partners or opponents. As a matter of fac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old War, NATO doesn’t give up its core purpose of fighting against common threats, while it develops the function of security management gradually. Besides, NATO takes part in the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builds the mechanisms for communication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In the end, NATO solidates the belief from its member states and turns into a security community of collective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