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名稱：後冷戰中共國防現代化之研究　　　　　　頁數：160 校系(所)組別：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學系國際安全與戰略組 畢業時間及提要別：92學年度第1學期碩士論文提要 研究生：吳子敬　　　　　　指導教授：朱新民　博士 論文提要內容: 　　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國際情勢進入後冷戰時期，由於蘇聯全球性的軍事威脅消失，西方國家普遍要求削減國防經費，希望享受和平紅利之際。在正常思維下，中共起始於80年代初之國防現代化受到外部軍事威脅減輕、內部經濟全面開放格局的影響，應該延遲或趨緩。令人質疑的是，中共國防經費自1989年起卻持續每年呈百分比兩位數字大幅成長，凸顯中共有加速國防現代化之現象。鑑於冷戰時期中共威脅亞太安全及我國國防安全之歷史經驗，因此中共違反國際普遍的趨勢，持續國防現代化究竟有那些意圖、作為及變化，為本論文之研究動機。 　 　　本論文之研究重點，主要透過1985年中共建構之國防發展戰略體系架構，藉由上而下之層次分析法，瞭解中共持續國防現代化真正的意圖、國防戰略構想、常規軍事武力整建的過程與成效。並試圖對其整體軍力及未來發展趨勢作一評估與預判，以及對亞太地區、台海安全可能潛在的威脅。 　　通過本論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中共90年代國防現代化的建設佈局，投入的重心不再是放在大規模傳統戰爭的準備上，而是放在高技術局部戰爭和小型軍事衝突快速反應能力的建構上。後冷戰中共軍力整建最具特色的部份：一是陸航兵力、海空軍境外投射兵力的整建，讓中共已經具有局部取戰略攻勢之能力；二是二砲M族地對地戰術導彈的成軍與部署，加大中共的威懾戰力。初步達成中共國防所應具備保衛國家利益、適應戰爭需要等兩項基基本任務之軍力結構轉型，同時也在綜合國力的提升上作出一定的貢獻。就實力的對比角度言，中共的軍力優勢未來與亞太地區周邊國家的軍力比較，如果差距越來越大，相對安全威脅之程度也愈來愈大。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國遭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恐怖主義份子攻擊事件。這樣的攻擊過程，被稱為「二十一世紀的珍珠港事件」，象徵著「不對稱作戰」的具體示範。另一方面，美國即使在一九九一年波灣戰爭中，以高科技武器，展現了，截然不同的科技戰爭，顛覆了傳統戰爭的軍事戰略思維。近十年來的恐怖攻擊行動在中東、中亞、北美、東南亞、俄羅斯等區域持續擴張發展，爆炸事件頻傳；其間真理教施毒、金融風暴、販毒集團、網路破壞、非法移民、武器擴散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對國家社會的危害，往往不亞於一場戰爭，新的戰爭思維已不再單純以傳統安全威脅迫使敵方接受自己的利益，而是用非傳統安全威脅型式，強迫敵人自己利益。 換言之，國家安全威脅的延伸已擴及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科技及心理層面並呈現複雜多元「綜合性安全」的概念，各國均採取了多管道具體防範措施，以對抗含恐怖主義在內之多樣的非傳統性安全威脅。例如，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第一三七三號決議呼籲各國共同合作制止恐怖行動，聯合國各會員國紛紛依該決議，通過相關反恐作為或制定相關法律，我國亦依相關決議，完成各項具體反恐怖主義措施。 年來兩岸交流頻繁，人民往來熱絡，雖造就兩岸互通和緩的跡象，但亦間接提供中共利用各種管道，對我進行滲透和情報蒐集之有利環境。目前藉由偷渡、觀光，以及其他各種名義來台滯留的人數正持續增加中。此外，面對未來中國解放軍有可能以彈道飛彈、巡弋飛彈，配合快速反應的特戰部隊，進行搶攻的「斬首行動」。據研判，共軍將一旦決定對台進行「斬首行動」，將有四種可能模式，一是類似美國對付格達費時直接飛彈攻擊總統府或官邸，二是由特種部隊滲透進行人員擒殺，三是由正規部隊攻克台北控制政軍經中心逼降，四是運用民航機機降突襲、奪佔機場等模式。使國家整體安全面臨挑戰與潛在威脅。不可否認的，對台北衛戍區安全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與威脅。 就非傳統安全威脅角度來看，於93年3月20日，第十一任總統副總統大選前一（19）日當時候選人陳水扁先生、呂秀蓮女士在台南掃街拜票時，遭槍擊事件，嚴重影響人身安全。另根據衛戍區情報蒐集網情報顯示，於93年5月20日總統就職典禮當日，不法份子可能以遙控飛機、肩射武器、滑翔機或無人載具機攻擊正、副元首人身安全等情資，均顯示非傳統安全威脅已有日趨擴大之勢。 此外，近年來由於總統府的空間解嚴及開放參觀政策，四週除有繁忙的交通動線包圍外，定期均有民眾進府參觀，並於府前廣場舉辦各種大型民間活動；再者，總統府也曾發生多起車輛衝（闖）事件或者於周圍道路放置爆裂物、縱火等安全威脅情事；另於９２年６月期間，遠東、中興民航機及直昇機亦曾發生闖入博愛限航區等情事，更加突顯出如何強化「台北衛戍區」反恐能力與作為的重要性，亦是本文研究最重要目的。 本論文研究結果有以下幾點： 一、研究心得 （一）「九一一事件」後，應調整我國原有因應恐怖攻擊思維與作為 （二）迅速通過修訂「反恐行動法」，研擬各類應變計畫 （三）現行維安體系指揮二元化，可朝向「指揮一元化、權責明確化」 二、建議與展望 （一）針對評估為重要攻擊目標區，建立情資通報聯繫機制 （二）運用「科技設施」建立整體防護機制 （三）強化第一時間各類反恐打擊力量與防護能力 職是之故，針對各國所採取之反恐作為，值得我學習的地方很多，目前我國整合行政與國安兩階層之反恐處理機制，行政與國軍亦同時參與聯合反恐演習，面對未來非傳統安全威脅增加趨勢，國軍與行政部門，勢必要有更多的互動與協調，並調整現存之體制與運作及相關法律檢討與修正，逐步規劃，研究與整合，才可能以較佳措施，因應我國可能遭受安全威脅，確保安全與維護國家利益。

政治容忍乃是民眾願意給予與自己立場不同的團體或是意見，發表其言論與意見的自由與權利，對於民主社會有一定的意義，而在國內對於政治容忍的相關研究尚不普遍，且距今已多年，在台灣政治環境劇烈變遷之下，民眾政治容忍的全貌如何？筆者藉由檢視TEDS2003與TEDS2004LB資料，觀察台灣民眾政治容忍的變化，同時也探討影響台灣民眾政治容忍的因素，對於「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人」與「主張接受一國兩制的人」是否同意其具有集會遊行、在學校教書與競選公職等公民權利的測量。研究發現民眾對於競選公職的權利較為容忍，對於集會遊行的權利較不容忍，筆者認為乃由於集會遊行會帶來政治混亂、交通阻塞，因此相對於競選公職權利，對於民眾自身的感受較深，另外透過兩個年度資料分析也發現民眾的政治容忍的確有愈來愈提升的趨勢。 在影響政治容忍因素的模型檢證中，發現教育程度、民主價值與威脅的認知具有一致性的影響，具有大專以上或高中職教育程度、民主價值愈高、認為該主張沒有威脅的民眾，其政治容忍也愈高。另外，研究發現傾向支持獨立的民眾不僅對於台灣共和國主張較容忍，同時對於一國兩制的主張也能有相當的政治容忍。而大陸各省市籍的民眾對於一國兩制的主張反而有較不容忍的情形，筆者認為可能這些民眾心中支持的「統一」與「一國兩制」是有所不同。 而筆者也進一步探討威脅與民主價值、教育程度與民主價值的關係，研究發現即使民眾認為這些主張對於社會是有威脅的，只要民眾的民主價值愈高，政治容忍也是愈高。而教育程度與民主價值的關係，在2003年資料分析中，並未達到顯著差異，而在2004年資料分析中，則顯示在相同民主價值之下，只要民眾的教育程度較高，其政治容忍也會較高。

中國於1971年加入聯合國，藉此重返國際社會；但在毛澤東主政下，中國仍自我封鎖。鄧小平於1976年接替毛澤東後，終於在1979年開啟中國的大門；此時國際環境中現有的規則、制度及價值，大多為西方國家所主導。中國做為後來者，在二十年間成為亞洲經濟的動力來源，世界各國無不密切觀察其快速的崛起；對於中國在國際體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該如何面對中國竄升的實力，國際間出現兩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將中國視為必須加以防堵的威脅，第二種則將中國視為可透過交往加以運用的機會。「中國威脅論」之說，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鎮壓事件發生後到達顛峰，中國面臨遭到國際孤立的局面，中國政府因此深刻體認到國際聲譽及形象受損的嚴重後果。而當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日益仰賴經濟改革成果之際，中國政府更急於塑造友善的國際環境，使其經濟改革得以前進。中國政府開始啟動了全面的國際形象改造，以緩和將中國視為威脅的國際氛圍。 中國領導人自此大力宣傳其「和平崛起」，並在其傳統文化中尋找「軟實力」元素，做為推展多面向公眾外交的後盾。本文內容主要檢視中國擁有的軟實力資源，及其推動高層官員出訪、積極參與國際論壇、主辦北京奧運及上海博覽會等公眾外交作為，結論認為中國的國際形象改造計畫，在全球不同的區域獲致不同的成效。 / China reenter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1971 when it joined the United Nations, but it remained a closed country under Mao’s watch. Deng Xiaoping succeeded Mao in 1976 and he opened China’s door in 1979 to a global environment where existing rules, institutions, and values had been largely shaped by western countries. In two decades the latecomer has become the economic powerhouse in Asia and has had other states watching its rapid rise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Two rival views have since emerged as to China’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how to deal with its rising power. The first deems China as a threat to be contained. The second projects China as an opportunity that can be employed through engagement. The “China threat” argument reached its height after the crackdown on student protest at the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4, 1989. The aftermath of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seriously aler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the effect of severe damage to its reputation and image internationally.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wer legitimacy increasingly relies on delivering economic succ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came ever more eager to create a friendl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here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may be further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ince launched a sweeping reform of its global image to smooth away the perception of China as a threat. Chinese leaders have since touted its “peaceful rise” and turned to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soft power resources to better support its public diplomacy on all possible fronts. Examining China’s soft power resources and its efforts in staging high-level official visits,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forums, and hosting the Beijing Olympics and the Shanghai World Exposition, this thesis finds that China’s global image promotion has reaped various degree of success in different regions.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採用線索典範作業探討高社交焦慮者是否對於特定的情緒刺激有注意力偏誤的現象。高社交焦慮組有25 人與低社交焦慮組有29 人參與正式實驗，受試者分別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或無社交焦慮情境中，並且在電腦螢幕中的兩個長方形中出現中性、一般正向、一般威脅、社交正向、社交威脅、身體正向及身體威脅詞彙作為線索，當線索消失之後，受試者被要求對於目標物「E」或「F」進行判斷。在這些線索中，有些是有效線索（例如：目標物與線索出現在同一個位置上），有些是無效線索（例如：目標物與線索出現在不同的位置上）。 研究結果顯示當線索是社交正向詞彙時，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相較於低社交焦慮者，在無效線索狀況下對於目標物的反應時間較快，且整體的注意力傾向，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比低社交焦慮者較少將注意力投注在社交正向詞彙上。但並沒有有力的證據支持高社交焦慮者相較於低社交焦慮者，對於與社交焦慮有關詞彙，尤其是社交威脅詞彙具有注意力偏誤。這些研究發現認為高社交焦慮者有可能缺乏正向偏誤的保護機制，所以在社交焦慮情境中，容易選擇性忽略社交正向訊息，因而較缺少正向經驗與正向情感，反而會藉由逃避負面評價的方式，或是隱藏、抑制自己的社交焦慮情緒來維持良好的自我形象。

兩岸關係既是臺灣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也是支配臺灣內部政黨競爭、統獨認同與利益配置等政治議題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可喻，然而，臺灣民眾面對兩岸相關議題，時常面臨理性與感性的抉擇，「理性自利」觀點認為利益極大化是選擇時的衡量準則；「感性認同」觀點則主張情感認同等符號才是決定態度的關鍵。本研究使用2008年、2009年、2012年與2013年的民意調查資料，從「理性自利」、「感性認同」與「威脅認知」三個面向切入，追蹤與探析臺灣民眾如何評估兩岸經貿交流所帶來的利益，以及此經濟利益評估對於臺灣民眾的「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與「統獨立場」的影響，並進一步剖析臺灣民眾的兩岸經貿交流立場與影響因素。研究結果發現，臺灣民眾對於兩岸經貿的整體與個體利益評估不同，且利益評估確實影響了臺灣民眾的「臺灣人／中國人認同」、「統獨立場」與「經貿立場」，認為利益變差者傾向認同臺灣人、臺灣獨立，認為利益變好者傾向認同中國人與都是、維持現狀與統一。此外，臺灣民眾具有以大我為優先的傾向，整體利益的好壞是決定其經貿立場的關鍵，認為有利於整體即支持開放，若有害於整體則支持緊縮。然而，臺灣民眾與中國大陸日益疏離的趨勢並未出現改變，因為政黨認同、臺灣人／中國人認同、統獨立場等感性因素，以及威脅感受，對於臺灣民眾的兩岸議題立場抉擇仍具有顯著影響力。因此，本研究認為「理性自利」雖然看似能引導臺灣的兩岸議題民意結構，但「感性認同」與「威脅認知」或許才是左右臺灣民眾態度的真正關鍵，也是造成臺灣民意對中國大陸愈趨「疏離」態勢的根本原因。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由於出於歷史使命期許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必須盡快的振興國力，中共於是訂定目標全面實施軍事現代化，但因當時的領導人毛澤東與赫魯雪夫政治理念不合造成彼此間軍事同盟關係破裂，以致於當時軍事現代化宣告中斷。中共於1979年懲越戰爭「慘勝」後，鄧小平即提出「軍事現代化」的建軍要求，著手推動軍隊改造。中共人民解放軍的軍隊建設自「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開始軍隊現代化以來，經歷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國際情勢變化，1991年前蘇聯瓦解共產世界紛紛結束，全球共產集團屈指可數，由於蘇聯勢力迅速退出遠東地區，造成該區域的權力真空，使得中共有意在此區域取代前蘇聯地位，「中共威脅論」也一度甚囂塵上。即使美國對中共崛起有諸多的憂慮，然美國認為美、中的互惠關係非零合遊戲，中共在亞太區域的經濟及政治影響力日增是合理的，中共崛起的主要趨勢是亞太地區的貿易與投資帶動了經濟發展，而經濟實力也擴展了政治影響力，至使中共有機會主導亞太地區的發展。 中共對於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除了經濟因素外，終究還是以軍事力量最為明顯，使得早已對中共目前軍事武力備感壓力的亞太各國，對中共以國防現代化來突顯國力，更加的敏感。在經濟建設成果日盛的情況下，中共為擴大其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及符合其大國身份所推動國防現代化的具體作為，將實際影響亞太地區的安全保障。而美日兩國在面臨中共在此一區域的崛起，則迅速地在1997 年共同修正美日安保條約來遏止中共軍事崛起，使得中共危機意識與日俱增；因此在面對美日兩國的挑戰下與國際孤立的局勢下，更加深了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對本身軍事現代化的決心，藉以捍衛國家的利益。1991年波斯灣戰爭讓中共體認到必須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變革，否則不足以因應未來的戰爭，共軍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更體驗到應付未來戰爭準備的國防政策和軍隊建設必需放在「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基點上，因而訂定「科技強軍」和走「精兵之路」的軍隊建設方針。冷戰後，中共相當重視以國家安全與發展為核心所構建出的國家主要利益，強調軍事戰略是直接為國家安全利益服務，並藉由通過維護國家安全促進全面發展的方向。 在新安全觀下，中共體認到其所處國際戰略環境趨勢將是機遇及挑戰並存，且未來新安全議題將呈現在戰略、經濟、政治、軍事及其領土周邊安全等問題上。中共大陸的快速發展，已成為撼動國際局勢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 中共大陸的經濟成長，更對其國際角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目前中共大陸已由一個十分落後的發展中共家，蛻變為一個正在崛起，並對區域和全球事務越來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其國際角色變遷所帶來的國家安全需求變化亦為必然，特別是面臨了極為複雜的周邊安全環境，尤其是台灣問題以及與美日等大國的關係，都將遭遇新的威脅與挑戰，其過程勢必隨著中共大陸的持續發展而增添許多變數。

長期以來，有關新聞訪問中的模糊語言實際運用並無具體化分析成果，本研究藉由現任總統馬英九接受國際媒體CNN專訪之研究，以論述分析法逐一分析問句及答句，具體歸納出了模糊語言之運用方式。 本研究在文獻回顧章節透過面子威脅、雙避衝突及組織框架等理論來探討官方消息來源如何使用模糊語言，再以論述分析法逐一探討提問者問句與受訪者答句間之對應情形，並納入語境因素，試圖尋找出官方消息來源常見之模糊語言形式。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內官方消息來源在衝突性提問中確實經常引用模糊語言作為回應媒體提問之方式，不論國內或是國外消息來源均偏愛採取「製造政策重點」之模糊語言方式回應，國內官方消息來源尤其青睞採取「製造政策重點」中之「提出新的論點」、「自我肯定」及「未來作法及期待」等項目，主要是基因於模糊語言類型的運用具有「看似言之有物」、「轉移焦點」、「離開情境」、「不冷場」及「較不容易出錯」等優點，至於負面效應則是引發媒體的「追問」，但由於問答劇本之設定及訪問時間等有利因素，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並無礙於專訪之進行。 /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equivocal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on the effect of equivocal language and source credibility, ininterviews between the press and its official sources. An unedited version of CNN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Ma Ying-jeou on April 30, 2011, was used in this study in order to find out how equivocal language, if any, was involved.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literature of face-threatening theory, avoidance- avoidance conflict and fram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centers on two levels: first, how the officials choose/manipulate the wording of answers in interviews; and second, what the syntax differences are between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official sources, when facing harsh questions, usually turn to equivocal language and intend to induce avoidance towards certain questions. The technique that an official frequently adopted is “making political points,” i.e., to divert attention by “presenting policies,” “talking up one’s own side,” and “making pie in the sky.”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quivocal language, therefore, are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fact that it might trigger more aggressive follow-up questions from the press. Nevertheless, officials still maintain an upper hand over the pres in the wake of Q&A time restraints and the constant stress to beat deadline.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成長，資訊安全已成為企業最重視的議題之一。企業必須保護自己免於網路威脅(Cyber-Threat)，不過防止企業免受網際威脅已非易事，這也為企業資訊安全風險埋下了一顆不定時炸彈。換句話說，資訊安全風險是現今企業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企業資訊安全防護的好壞將直接反應在企業的盈虧上，甚至可能影響到顧客對該企業產品或服務的滿意度等，對企業的殺傷力是不容忽視的。目前的防毒軟體(Anti-Virus)與威脅管理系統(Threat Management System)所能提供的基本功能都是大同小異，其效能也在伯仲之間，但是企業使用的成效則大不相同。因此如何掌握左右企業資訊安全風險的主要影響因子，並根據該影響因子提供企業一套資訊安全策略以解決其所面臨的風險與使得金錢上的損失降到最低，將是改善企業資訊安全風險的關鍵成功因素。 本研究首先透過與五位企業安全維護有實務經驗的專家訪談，了解資訊安全之重要影響因素並不在於投入防毒軟體的預算金額，反而是企業的資訊安全策略類型，如使用者與資訊安全人員關係型態、資訊安全人員的素質、高階主管對資訊安全政策的支持之類因素更重要。 接著藉由問卷調查，以國內某著名防毒軟體客戶為樣本，發出1910份郵寄問卷與網路問卷邀請email信，共回收102份有效問卷，回收率5.3%。問卷共分為兩大部份：組織特徵（包括公司背景、過去三年病毒感染情形、防毒系統、資訊安全管理現況）及防毒能力評估（防毒軟體的使用、監控與過濾、追蹤裝置、區隔網路等四類防毒技術的使用，與弱點管理、病毒碼部署、帳號管理、應用程式與網路使用的權限、回應與恢復程序等五類安全程序政策，組織的責任與能力、組織的順從、對教育訓練的重視等三項組織因素）。以「病毒爆發數量」、「病毒爆發影響嚴重性」、「偵測病毒數」與「偵測感染事件事」為應變數，以公司概況及防毒能力評估各變項為自變數進行單因子與多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組織大小及防毒軟體的使用、弱點管理、帳號管理等安全程序政策是影響「病毒爆發數量」的重要因素；組織大小、網路管理等組織特徵，防毒軟體的使用、弱點管理、病毒碼部署等安全程序政策及教育訓練等是影響「病毒爆發影響嚴重性」的重要因素；組織大小與防毒軟體的使用、監控與過濾等防毒技術的使用，弱點管理影響「偵測病毒數」的重要因素；組織大小、弱點管理、與教育訓練等是影響「偵測感染事件數」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藉由分析企業在資訊安全所面臨到的風險，得以建立並發展相關評量的模型，研究結果除了可以提供廠商與設計人員在開發企業資訊安全風險評量時參考的依據，也為後續的相關實證研究提供一些建議的方向。 / Following the growth of the www internet in the latest years, information security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 among all enterprise companies. Enterprise companies have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Cyber-Threat, but this is not an easy job at all. That means a hidden bomb has already been planted inside their information systems. In another words,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threat is the main challenge that all enterprise companies are facing right now.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efensive system that an enterprise company is using directly impacts whether this company can have a profit gain or loss; furthermore, this affects the customers’ satisfaction about the company’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is threat can harm the company and should not be ignored. Right now the basic service that Anti Virus software and Threat Management System can provide and their performance are functionally the same, but the effective factor of how each different companies use them may yield a big difference. Hence, knowing how to control the main factor of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threat of the company and knowing how to provide the best and the most secured strategy according to the threat to solve any possible future threat such that the loss of profit can be minimized, 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for an enterprise company to be succeeded. Thi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by interviewing with five experienced enterprise security maintenance experts at first. From the conservation, we have learned that the main factor of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not depending on the amount of budget that the company has spent on anti-virus software. In fact the strategy type that the company uses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the main reason. This includes the relational model between the users and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members, the qu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members, the support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strategy from the top manager, and etc. These are more important factors. We have then conducted a survey among the customers from one of the famous anti virus software in Taiwan. We have sent out 1910 questionnaire mails and online survey invitation emails, we have collected back 102 copies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5.3% of the total). The questionnaire contains two par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mpany (including the background of company, the virus infection situatio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anti virus system,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anti-virus system (which one(s) out of the four anti-virus techniques that the current company is applying: using anti-virus software, monitoring and filtering, using some tools for tracing, and the separation of local area network. Which one(s) out of five security process strategies that the company is using: weakness management, virus pattern deployment, account management, permission of using application and network, and response and restore process. And the factor of company: the responsibility and ability, the obedient, and the weight that was put for educational training.) Using the infection number of virus, the impact severity of virus spread, the quantity of detectable virus, and the number of detectable infection events as dependent variables, along with using the situation of company and each items in anti-virus ability evaluation as single factor or multiple factor variant analysis, the analyzed result shows that the size of companies and the security process strategies such as the use of anti-virus software, weakness management, and account management, are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infection number of viru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mpany such as the size of companies and its network management, the security process strategies such as the use of anti-virus, weakness management, and virus pattern deployment, and the educational training are the main reasons of affecting the severity of virus spread. The size of company, the use of anti virus technique such as the use of anti-virus software and the monitoring and filtering, and weakness management are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number of detected virus. The size of company, weakness management, and the educational training are the main factor of the number of events of detected infect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threat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that an enterprise company would face, this research has built and developed a related evaluation model. The result from this research not onl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mpanies and software designers when they evaluate their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ecurity, but also suggest a new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本研究旨在探討主管排擠部屬行為的前因，以部屬能力與威脅感作為解釋之機制，部屬能力可藉由威脅感對主管排擠產生影響。並以集體認同、知覺相似性作為部屬能力與威脅感間關係的調節變項；最後則探討主管排擠對於部屬幸福感與部屬主管承諾的影響。 本研究採用便利性取樣，使用對偶方式進行資料收集，研究對象為一般私人企業之員工，共發出紙本問卷328套，回收234套，回收率為71%，有效問卷為207套，有效回收率為63%。藉由SPSS 20與Lisrel 8.8等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結果顯示，部屬能力會透過威脅感對主管排擠產生正向的間接效果；當部屬越知覺主管對自己有排擠行為時，部屬之主管承諾越低；部屬知覺主管排擠對部屬幸福感則不具影響；而不論是集體認同或是知覺相似性，對於部屬能力與威脅感間的關係，皆無預期之調節效果。最後，針對本研究之結果進行討論，並說明理論貢獻、管理意涵、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 This study aimed at investigating the antecedents of supervisor ostracism. We used subordinates’ competence and threat from subordinates as mechanisms to illustrate the antecedents of supervisor ostracism. We hope to explore the indirect effect of subordinates’ competence on supervisor ostracism via threat from subordinates. Moreover, we proposed that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perceived supervisor-subordinate similarity can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ordinates’ competence and threat from subordinates. We further explore the direct effect of supervisor ostracism on supervisor commitment and well-being. The sample of this study is selected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and the data is dyad-level data. Totally 328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234 were returned. The response rate is 71%. Among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there were 207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ith the effective rate of 63%.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by SPSS 20 and Lisrel 8.8.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subordinates’ competence has positive indirect effect on supervisor ostracism via threat from subordinates. Although subordinate perceived supervisor ostracism has negative effect on supervisor commitment, it had no effect on well-being. Supervisor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perceived supervisor-subordinate similarity did not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ordinates’ competence and threat from subordinates. Finally, theoretical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