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改革開放30年，經濟的發展帶動整體國力不斷提升，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之中國威脅論，中共近幾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藉由各種場合不斷強調和平共處、和諧發展之基調。 2002年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於2003年接任中共國家主席，自此開啟了胡錦濤執政時期。本文旨在探究胡錦濤主政時期對內如何實現和諧社會、對外又如何實現和諧世界之理論，並進而探討中共對台政策之和平作為。 胡錦濤對內為建構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乃是經由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建設等手段；隨著經濟發展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緊接著政治改革成為必要，加強與人民群眾利益緊密相連的社會建設，並藉由文化軟實力的推動來改變西方國家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觀感。對外為建構其和平形象，除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與鄰為善，持續深化與支持發展中國家，並積極參與各種國際組織，爭取主辦國際賽事及盛會，對台政策則重啟兩岸談判機制，加強兩岸互動交流，進而減少打壓臺灣國際發展空間。 然而中共也因改革開放政策而面臨嚴重的社會問題，雖其不斷強調自己的發展策略是一種和平導向，但卻又處處設限，強調「民主」卻又打壓「人權」，發展「和平」卻又處處「威脅」，雖然中共積極地謀求一個更利己的國際環境，然其矛盾的作法仍形成發展「和諧社會」及「和諧世界」的內、外部阻力。 有「和諧社會」才有「和諧世界」，而「和諧社會」的根本在民主，期待中共未來能夠落實真正的自由、民主，進而發展成為表裡合一的「和諧世界」。

冷戰以後，世界力量重組，全球化也隱含非常複雜的矛盾和衝突。崛起的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政治與外交影響力逐步擴大，綜合實力已經大幅度提升，在國際社會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卻也越來越讓其他國家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威脅。911事件，撞破尚未成形的世界新格局，為中共「和諧世界」理念提供宣揚空間 中共歷代領導人的對外政策及施政理念，不外乎推進世界多極化，使中國不再受霸權主義的欺凌，謀求安全的環境實現現代化建設。「和諧世界觀」雖然是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對未來的世界的願景，但並未脫離中共歷代領導人的思考方式。

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織（UNESCO，以下簡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72年11月在第17屆大會上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以下簡稱《世界遺產公約》），明確定義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世界文化和自然等兩項遺產要件，鼓勵各簽約國將所轄領土內符合條件的遺產地申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The World Heritage List），並規定相關的積極維護措施，配合相關的國際政府間組織與非政府組織協力運作，共同組成建制體系，尋求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齊力合作，以支持並永久保護珍貴的「世界遺產」。 由於成為「世界遺產」之後，具有多面性的實質功效，除了足以大幅提升當地的國際知名度外，在政治方面可宣揚國家能力，提高國際整體能見度；在經濟方面可因觀光資源開發，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在財政方面可因國際援助和旅客增長而豐富營收；在社會方面可提升公民意識，追求更高的文明水準；在文化方面則可增加對民族情感的認同，有助全民意志的凝聚，並且可達到教育百姓，提升國民素質的目的；在生態環境上則可召喚民眾保護意識，促進人類與環境平衡的永續發展。因此各締約國無不努力將國境內符合要件的文化遺跡、建物和自然環境、保護區等處所提名申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所以《世界遺產名錄》中的名單因此逐年持續擴加，世界遺產建制更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具成效的國際運作體系。 中國大陸並非《世界遺產公約》最早的締約國之一，事實上中國大陸雖早已於1971年取得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而同時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員國，但遲至1985年時才正式通過加入《世界遺產公約》。然而在短短二十餘年間，已成為最積極參與世界遺產建制體系的國家之一，不但登錄在《世界遺產名錄》中的世界遺產地高達35處，在數量上僅次於義大利和西班牙，居全球第三位。而且對於公約建制體系內的相關機構，無論是依照《世界遺產公約》所組成的締約國大會、世界遺產委員會，或是在建制體系中的相關協力諮詢國際組織，都積極主動參與並支持其歷次活動。同時在國內方面，為了貫徹世界遺產的理念，除了有關法令制度的革新外，也參照「世界遺產」制度，開始規劃建立「國家遺產」制度，推動「文化遺產日」，以及鼓勵與世界遺產有關的各項活動等。在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大力宣揚，加上「世界遺產」本身就具有多方潛在利益的驅動下，於是近幾年終於在中國大陸各地掀起一片世界遺產熱潮。 這一波至今仍未有稍歇的世界遺產熱潮，當然與中國大陸的國力大幅提升有關。如同前述，「世界遺產」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環保等實質效果，對中國大陸的政府與人民來說，「世界遺產」能創造立即而明顯的多方利益，因此具有足夠的動力驅策相關各界共同參與。但「世界遺產」無疑是一個完全外來的觀念，如何能在短時間內於中國大陸各地引起熱潮，讓各級政府和各種組織團體乃至一般百姓皆趨之若鶩，無寧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研究主題。事實上，「世界遺產」的迅速發展，與中國大陸官方的支持密不可分。特別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在戰略觀與對外政策上都逐漸發生重大演變，從一貫主張的「鬥爭與對抗」思維，正式走進「和平與發展」為戰略觀主軸的時代。並且由中共第四代領導正式提出「和諧世界」與「和諧社會」兩項政策，以「和諧」為名，期望將對外與對內政策互相連結，相輔相成，以利中國大陸後續的多方面發展與國力成長。在此特殊的背景下，中國大陸成功參與世界遺產建制的經驗，對於期待崛起成為世界性大國的中國大陸也就格外具有意義，其間的關連與影響頗值加以探究，並作為中國大陸在其它國際組織參與上之對照參考，進而對中國大陸的國際參與行為作出解釋和預測。

本文初始，筆者提出一個要解答的困惑：為什麼中國大陸地方的政治改革，其模式與幅度都不是「全國一盤棋」？本文將「地方」設定在「省級」，並將「政治改革」設定為「基層首長選制」與「行政三分制」，去分析在為何少數的省份，出現較大規模的政治改革。筆者試圖建構「政績─派系」模式，去解釋省委書記是如何推動中國大陸的政改。 在「政績」的面向，由於各地「初始條件」的考量，使得省委書記相繼追求「和諧社會」或「小康社會」的「政績」。「基層首長選制」有助於前者的完成，「行政三分制」的推進和後者有關。這說明各地政改的形式，為何出現互異。另一個因素是「派系關係」。和「最高領導人」存在「派系關係」的省級領導，因為能降低「硬制度」改革的風險，因此更容易在全省推動「大規模」的政改。 以2002之後的四川，和2008年之後的廣東，分別是經濟發展不佳與良好之地，政治改革的兩個代表案例。四川省委書記張學忠、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都是胡錦濤的嫡系，使得兩省的政改力度冠居全國。但由於兩省的經濟環境迥異，使得張學忠、汪洋，分別推動「基層首長選制」和「行政三分制」。但筆者也指出，於分離主義盛行的西部省份，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思量下，該省並不會推動過多政改。即便省委書記是「最高領導人」的派系，亦是如此。筆者相信，將解釋層級聚焦在省級領導，並結合「政績」與「派系」因素，最能解釋省級為何會發動大規模的激進政改。  此外，筆者納入江蘇的個案，其主因是該省的政改途徑過於殊異。江蘇的經濟發展在中國名列前茅，與廣東類似，但該省卻走向「基層首長選制」改革。筆者認為，胡錦濤有意在東部省份，豎立一個「和諧社會」的推行樣版，因此提高江蘇推動「和諧社會」政績的效用函數，以鼓勵省委書記李源潮繼續在江蘇改革「基層首長選制」。換言之，江蘇的案例完全不能說明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聯繫，它反而再現了黨國體制的國家能力中央對省級的絕對控制。 / The beginning of this article, we offer a question: why the range and pattern of political reform in Mainland China are not the same? For replying the question, we focus on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discuss the two categories of reform—the elective reform of local leader and separation of the three administrative powers ─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ensitive institutions of all the political reform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e try to generate the “Faction-Performance” Model, and use it to explain the provincial reforms. The theory covers two main points. First, these province leaders depend on the initial cond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choose the reform’s pattern. At the no richness provinces, leaders wish to push the personnel system reform; on the other hand, leaders tend to practice administrative reform on the affluent provinces. Second, all the province leaders that enforce the radical political reforms are the top leader’s faction. The reason is that the patron-clientship may decrease the risk of political reform. We give two examples Sichuan and Guangdong, to prove the aboving inferences. Sichuan is the late developmental area, existing the unstable society, and the provincial leaders want to reach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Besides, the provincial secretary of the CCP Committee, Zhang Xuezhong, ever had the colleague relationship with Hu Jintao. Zhang would be regarded as the clique of Hu. In the condition, after Zhang assumed the official, he pushed the large scale of the elective reform of local leader in Sichuan. On the contrary, Guangdong has the good economical growth.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has been the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province. When Wangyang took on the provincial secretary, he pushed the large scale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three administrative powers. Checking his background, we find Wangyang is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YL) cadre—the faction of Hu. For the two cases, Zhang Xuezhong and Wangyang are all the faction of Hu. So, the two examples can confirm my hypothesis. Besides, the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Giangsu as a deviant case, to discuss why the large scale of elective reform of local leaders occurring on the wealth province. There are enough evidences to show that Hu Jintao inspired Li Yuanchao to advance the reform. Hu adjusted the performance utility function of the Giangsu and made the provincial leaders to accomplish the “harmonious society” in the area. The case represents the ability of party-state system ─ central committee has the absolute power to adjust and control the political reforms in provi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