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葉爾欽時期的派系政治為分析中心，認為派系是延續了過去的政治菁英文化傳統，不但在新的俄羅斯民主制度下繼續存活下來，還進一步成為主導整個俄羅斯發展的重要行動者。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項發現是派系政治是分析葉爾欽時期政治的一個具有解釋力的模式。第二項發現是建構一個分析葉爾欽派系互動規則與架構，在此架構中建立一個評估派系政治穩定程度的指標，運用這個指標來分析俄羅斯派系政治的發展與演進。第三項發現是派系政治的穩定程度與俄羅斯的政經發展具有密切的關係存在，亦即俄羅斯的派系互動愈不穩定，俄羅斯的政治也隨之愈不穩定、人事互動愈頻繁，政策產出更加不確定，尤其是經濟政策隨著派系勢力的上上下下而來回擺盪變動。

本文初始，筆者提出一個要解答的困惑：為什麼中國大陸地方的政治改革，其模式與幅度都不是「全國一盤棋」？本文將「地方」設定在「省級」，並將「政治改革」設定為「基層首長選制」與「行政三分制」，去分析在為何少數的省份，出現較大規模的政治改革。筆者試圖建構「政績─派系」模式，去解釋省委書記是如何推動中國大陸的政改。 在「政績」的面向，由於各地「初始條件」的考量，使得省委書記相繼追求「和諧社會」或「小康社會」的「政績」。「基層首長選制」有助於前者的完成，「行政三分制」的推進和後者有關。這說明各地政改的形式，為何出現互異。另一個因素是「派系關係」。和「最高領導人」存在「派系關係」的省級領導，因為能降低「硬制度」改革的風險，因此更容易在全省推動「大規模」的政改。 以2002之後的四川，和2008年之後的廣東，分別是經濟發展不佳與良好之地，政治改革的兩個代表案例。四川省委書記張學忠、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都是胡錦濤的嫡系，使得兩省的政改力度冠居全國。但由於兩省的經濟環境迥異，使得張學忠、汪洋，分別推動「基層首長選制」和「行政三分制」。但筆者也指出，於分離主義盛行的西部省份，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思量下，該省並不會推動過多政改。即便省委書記是「最高領導人」的派系，亦是如此。筆者相信，將解釋層級聚焦在省級領導，並結合「政績」與「派系」因素，最能解釋省級為何會發動大規模的激進政改。  此外，筆者納入江蘇的個案，其主因是該省的政改途徑過於殊異。江蘇的經濟發展在中國名列前茅，與廣東類似，但該省卻走向「基層首長選制」改革。筆者認為，胡錦濤有意在東部省份，豎立一個「和諧社會」的推行樣版，因此提高江蘇推動「和諧社會」政績的效用函數，以鼓勵省委書記李源潮繼續在江蘇改革「基層首長選制」。換言之，江蘇的案例完全不能說明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聯繫，它反而再現了黨國體制的國家能力中央對省級的絕對控制。 / The beginning of this article, we offer a question: why the range and pattern of political reform in Mainland China are not the same? For replying the question, we focus on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discuss the two categories of reform—the elective reform of local leader and separation of the three administrative powers ─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ensitive institutions of all the political reform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e try to generate the “Faction-Performance” Model, and use it to explain the provincial reforms. The theory covers two main points. First, these province leaders depend on the initial cond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choose the reform’s pattern. At the no richness provinces, leaders wish to push the personnel system reform; on the other hand, leaders tend to practice administrative reform on the affluent provinces. Second, all the province leaders that enforce the radical political reforms are the top leader’s faction. The reason is that the patron-clientship may decrease the risk of political reform. We give two examples Sichuan and Guangdong, to prove the aboving inferences. Sichuan is the late developmental area, existing the unstable society, and the provincial leaders want to reach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Besides, the provincial secretary of the CCP Committee, Zhang Xuezhong, ever had the colleague relationship with Hu Jintao. Zhang would be regarded as the clique of Hu. In the condition, after Zhang assumed the official, he pushed the large scale of the elective reform of local leader in Sichuan. On the contrary, Guangdong has the good economical growth.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has been the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province. When Wangyang took on the provincial secretary, he pushed the large scale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three administrative powers. Checking his background, we find Wangyang is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YL) cadre—the faction of Hu. For the two cases, Zhang Xuezhong and Wangyang are all the faction of Hu. So, the two examples can confirm my hypothesis. Besides, the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Giangsu as a deviant case, to discuss why the large scale of elective reform of local leaders occurring on the wealth province. There are enough evidences to show that Hu Jintao inspired Li Yuanchao to advance the reform. Hu adjusted the performance utility function of the Giangsu and made the provincial leaders to accomplish the “harmonious society” in the area. The case represents the ability of party-state system ─ central committee has the absolute power to adjust and control the political reforms in provinces.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方法 第二節：研究架構 第三節：研究假設 第二章：毛澤東與中共外交政策的關係 第一節：毛澤東在中共外交決策中的地位。 第二節：毛澤東的外交策略。 第三節：做為中共意識型態的毛澤東思想。 第三章：派系政治下的中共外交政策。 第一節：派系衝突和外交政策辯論 第二節：現代化派的外交政策 第三節：本土現代化派的外交政策 第四節：折衷現代化派的外交政策。 第五節：權力門爭與中共外交政策的轉變。 第四章：派系外交政策制定與執行的限制。 第一節：國家能力的限制 第二節：國家安全的維護 第三節：國際系統的變化 第五章：結論

本文是以新制度研究方法，來分析台灣派系政治的穩定與變遷。本文的論點是我們在(1)台灣的地方派系政治互動，存在著交易成本。(2)制度因素控制交易成本，進而影響威權時期與民主轉型期的派系政治互動的研究目標前提下，藉由補助金制度運作為例，來理解台灣派系政治的變化。因此我們將全文的探討，建立在下列的假設上：”威權時期的台灣地方派系政治，之所以能維持穩定的運作而成為國民黨有效的統治形式，補助金制度能降低交易成本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在民主轉型期間，派系政治所發生的變遷，也是因為補助金制度無法再有效控制交易成本所導致的結果。” 而在對於上述假設的探討上，我們首先發現在整體地方財政結構上的嚴重失衡，使得地方財政必須強烈依恃於中央的補助支持。但是由於補助金制度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導致主事者可以藉由制度上的缺失，來進行自身政治目的的運作。 因此在威權時期，補助金制度之所以能控制交易成本，維持派系政治穩定運作主要是由於： (1)補助制度能有效的弱化地方政府的能力、藉由政策的滲透達到監督地方的效果，並且能有效的介入選舉運作。因此降低民選精英向國民黨挑戰的風險成本，而使得雙方的互動呈現低交易成本的穩定合作關係。 (2)由於補助金制度能提供地方政治精英一個穩定的資源汲取管道，使得其底下樁腳系統的向心力可以穩定的維持下去。另一方面，補助計畫必須透過層級申請的特性，也為政治精英帶來低成本的監督環境，使得其能有效的防止樁腳跑票行為。導致雙方在低交易成本的互動下，維持穩定合作關係。 (3)但地方派系與選民之間的互動，則是因為選民缺乏監督誘因以及集體行動的協調成本太高，使得雙方呈現出一種高交易成本的關係。然而由於補助金制度的運作下，派系的政治精英往往可以藉由補助計畫申請的方式，來規避對選民的政治承諾，並將地方建設的功勞予以個人化。使地方政治精英能在規避對選民的政治責任時，卻又同時還能獲得選民的高度認同，而維持一種穩定的選民動員能力。 然而在民主轉型期，補助金制度之所以無法控制交易成本，導致派系政治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在於： (1)國民黨需要地方政治精英對中央政權的支持，但本身卻喪失藉由補助款來進行監督的功能，導致雙方呈現出一種高交易成本的互動模式。 (2)由於補助款制度所存在的制度機制以及反對黨對於地方執政權的競爭日益激烈，導致樁腳因為補助管道日益多元化，使得樁腳維持自主性的成本下降。但卻因此弱化了地方政治精英對樁腳進行監督的能力。這使得雙方的合作關係呈現出一種不穩定的高交易成本狀態。 (3)最後在選民與地方派系的互動上，由於反對黨藉由福利政策來直接訴諸選民，使得選民在存有比較利益機會的誘因下，願意耗費成本來對政治人物的承諾進行監督。在縣級行政首長選舉上，選民因為監督誘因的增加以及反對黨出現所帶來訊息成本的降低，對派系領領袖的互動就呈現低交易成本模式。但是在基層小單位選舉上，由於區域樁腳仍然具有多元的申請管道，來利用申請補助計畫的方式來經營選區，導致選民仍缺乏監督的誘因，而繼續維持雙方高交易成本的互動方式。而且由於這種方式容易規避政治責任，並且將政績予以個人化，因此樁腳仍然維持高度的選民動員能力。 由於民主轉型期間，補助金制度無法再維持一個低交易成本環境。使得派系政治中的相關行動者過去穩定的合作關係發生變化。這種改變受害最深的，莫過於想維繫政權生存的國民黨。高交易成本，使得身為委託者的國民黨無法再控制地方派系對政權支持的政治承諾。因此國民黨會憑仗著執政優勢，藉由國家政策工具來降低交易成本，以便維持派系政治的穩定運作。諸如凍省、統籌分配款收回中央等政策，都可以視為在這種情境下所作的考量。但相對的，當民進黨執政，為了維持民進黨縣市首長與選民之間低交易成本的有利競爭環境，也會藉由國家政策的主導，來弱化派系政治的發展。諸如鄉鎮市長官派的宣示、收回小型工程補助款的決議等，都是在自我利益考量下，所得出的結果。因此派系政治在轉變後，未來可能的發展，就在台灣兩大政治勢力自我利益考量的前提中，成為政策腳力的拉鋸戰。然而在可預見四年的民進黨執政日子裡，民進黨在考量自身利益下，應該會朝向弱化派系政治的政策來發展。 最後在政策建議上，基於弱化派系政治的政策立場進行考量。則在長程目標上，就是要提高地方財源自主性，包括中央與地方財源的重新劃分、考慮開放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的租稅立法權等措施，來落實地方自治、強化責任政治以實現充分政黨競爭的理想。而在短期的制度修正上，則應該恢復補助金制度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補助精神，藉由降低計畫型補助與中央部會補助款，以及建立公開透明的補助審核制度等技術性手段，來降低補助制度中，人為政治因素干擾的誘因。

本研究問題的發想，來自對中共政治菁英晉升模型的觀察。隨著中共政治邁向制度化，學界在研究菁英晉升的模型中，時常將幹部的非正式關係與政績表現，同時做為影響其晉升的解釋變數。然而，本文的論點在於，作者認為非正式關係本身即可能會影響幹部的政績表現，若此因果關係成立，則晉升模型中的幹部政績表現即為「內生變數」，模型的估計將產生偏誤。此外，作者並認為，非正式關係對幹部的政績影響，可能依政策類型的不同，有不同的形式。在經濟政績上，「有關係」的幹部表現皆可能相較「無關係」的幹部來的出色；而在與幹部自身利益不符，且可能是代表某「派別」領導人的政策路線時，幹部的非正式關係則是以不同「派別」的差異，來影響其政績表現。研究結果中即顯示，在GDP成長率的政績中，「有非正式關係」的省長，表現平均較「無非正式關係」的省長表現較好；而胡、溫在「十一五」以「一票否決」考核節能政策中，屬胡溫派的省長表現，相較於屬「江系」與「習派」以及「無任何非正式關係」的省長，皆來的出色。非正式關係對幹部政績表現的解釋，將影響未來學者在做菁英晉升模型研究時，須進一步以「工具變數」來解決解釋變數的內生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