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冷戰後中國經濟上的快速成長，中國權力在東亞的崛起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在這股趨勢下，日本首當其衝的要面對中國的壓力。中日之間在東亞地區權力結構的變化，以及東亞權力結構轉移對日本國家行為的影響，又可以具體而微的從東海爭議近20年來衝突的升高來觀察。 因此，本文試圖經由中日東海爭議這一案例，來分析中國崛起與東海爭議升高之間的關聯。並以結構現實主義的兩大分支：攻/守勢現實主義作為本研究的理論架構，透過驗證指標的設計，來檢視中日在東海的立場與作為，比較符合攻勢或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期待。 透過指標的驗證，本文的研究發現中國在東海爭議的立場與作為上，比較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期待，但卻仍存在部分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理論期待的作為。相對於中國，日本在東海爭議上的立場與作為更能夠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期待。關於海權國日本在東海爭議中展現出比陸權國中國更強烈的攻勢作為的解釋，本文認為這與爭議焦點有關，當海洋成為問題焦點時，海上力量的對比才是權力最主要的內容。儘管日本在整體權力的競逐上逐漸落在中國後面，但在當前仍然擁有不遜於中國的海洋力量，以及美日安保作為後盾的日本，自然能夠在東海爭議中展現出比中國更強烈的攻勢作為。

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同盟的評估：和平崛起論的困境 中文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由於冷戰時期的美日同盟關係主導東北亞安全戰略情勢的發展，但美日同盟關係在冷戰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藉由其之後條約的強化分別來達到美日兩國的國家利益，而面對東北亞的另一新興強權－中共，美日兩國的同盟及戰略部署帶給中共的戰略意涵是什麼？至於中共對美日安全同盟的認知，其新興的外交思維「和平崛起」又怎樣與美日關係競爭與合作，以及其後續發展情況會如何？而我們有以下的問題重點： （一）美日安保在各個階段的實施情況為何，以及它所代表的內涵及對美日兩國有何影響？ （二）冷戰前後的國際世界格局有何改變，並且對東北亞有何影響？我們可以從中歸結出什麼樣的總體性指標？並且在另經國際性的變動，如911事件、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及台海安全問題等等，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認知有何轉變，並且在經由認知之後產生什樣的行為與政策。 （三）如果將中共如何認知美日安保的問題，納入在東北亞的區域國際關係體系中，並且加入探討影響到美日中三角關係的議題，如朝鮮半島問題、台灣問題等等，會有何不同面向的評價與觀點？ （四）如果從外交政策面向出發，探討冷戰後中共提出新型外交概念的目的，並且著重在胡溫體制下「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那它與美日安保同盟體系有何關係與影響？並試圖觀察彙整出中共對外行為的原則、方法與手段。

冷戰結束之後，蘇聯及東歐的共黨政體跨台，中共成為全球最大的共黨國家，不僅需要有個和平的環境，更必須確保和國際社會的友好互動，以避免因為經濟衰退而帶來「和平演變」。後冷戰時期，企圖維持一個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和平與友好的國際環境，也就成為中共對外政策和國際戰略的基本原則。因此，中共推展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其戰略重點：第一是維持並發展與發達國家的合作關係，第二是保持良好的睦鄰關係。也就是與周邊國家和各大國間保持合作及友好的關係，成為中共外交的重點。 中共在外交上是要使其能夠持續經濟發展，進而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能融入國際社會，一方面強調扮演國際社會合作者的角色，強調與大國和平互動，另一方面強調中共是愛好和平的角色，以安撫周邊國家，顯示中共的崛起將與周邊國家維持和平互動，三方面宣示中共追求國際社會大國的地位與形象，期盼在國際社會扮演與自己國力相吻合的角色。然而，胡錦濤執政以來，雖然是延續鄧小平及江澤民時期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胡錦濤因應國際形勢的變遷而作出調整與變化，提出建設「和諧世界」新思維及採「元首外交」、「經濟外交」、「能源外交」等多元方式及「多邊外交」策略，著重於「推動大國外交」、「推動睦鄰友好政策」、「拓展與發展中國家關係」及「積極參與多邊組織」等政策理念與作為的基礎上，追求融合自主，進而成為一個世界大國，並妥為因應「中國持續崛起的爭議」、「美日對中國的制約」及「台海問題的挑戰」等困境與限制，以獲致一個穩定與友好的國際環境。 隨著中共綜合國力的進一步增長和外交策略的逐漸成熟，中共必將在國際重大事務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及塑造力。中共也將對目前和未來國際格局的形成和變遷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呈現復興的趨勢，而從九零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復興與發展，也一直是受到關注的話題與焦點，像是1997年的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到現在的反日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這些都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實際例證。但是對於民族主義，一般總是存在著許多負面的看法，因為在西方的民族主義發展歷程當中，民族主義高漲的結果將很容易的演變成極端激進形式，我們是否能將中國的民族主義輕易的套入西方的歷史情境當中，將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至於民族主義在外交中的影響力，如同惠廷(Allen S. Whiting)所言，民族主義如何影響中共外交，將取決於它國如何對待中國，也因此探討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因素，除了分析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在外交層面的作用之外，更需關注中日民族主義之間的互動趨勢，以及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發展。本論文在分析中共對日外交政策上，關注的主要變數是民族主義發展的影響，在分析的途徑上則試圖從國際層面:如中日民族主義的互動趨勢；國內層面:如中共愛國主義的原則、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的互動；以及決策層的認知思維層面，依據多層次的分析途徑，從以上這些變數來探討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因素，並期望藉由民族主義興起的研究，提供理解中國崛起與發展的一個觀點。

中日兩國之間淵遠流長的歷史關係，以及一衣帶水的地緣關係，早就為彼此寫下密不可分的序曲。冷戰結束後，兩極體系也隨之走入歷史，蘇聯在東北亞遺留下來的權力真空狀態，也為這個區域埋下了一顆不定時炸彈。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在經濟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進展，隨之而來的是整體綜合國力向上提升，速度之快也間接種下了「中國威脅論」的種子，於是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及胡錦濤，便開始進行消毒的動作，前者提出「新安全觀」，後者則以「和平崛起」作為開端，繼之而來的是「和平發展」，最後則進階到「和諧世界」，為的都是要強調中國崛起的「和平」本質。 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後，成為了其眼中的「非正常國家」，經濟實力與政治實力無法相提並論，在國際間也無法得到與其經濟力量相符的影響力。於是一股「正常國家」的呼聲隨之而起，從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國」首開先聲，到小澤一郎的「正常國家」，再到小泉純一郎以及安倍晉三的「美麗國家」，目的都是要讓日本能夠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更重要、與其經濟力量能相符的角色。雖然雙方都知道合作是最大的利益所在，但彼此仍存在許多爭議問題，包括歷史問題、能源問題、領土問題，一直到台灣問題等等。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探討這些備受爭議的問題，在受到中國崛起以及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雙重影響之下，是否會讓雙方更加對立，亦或是能夠在國家利益的驅使之下得到緩和，共創雙贏。

本文第一個研究目的，是解釋17、18世紀荷蘭「如何」（how）決定面對英國崛起威脅的策略。這裡指的策略不是短期單一政策，而是「大戰略」（grand strategy）。若將此問題抽離「荷蘭面對英國崛起」的背景，則本文命題便是：「一國崛起的過程裡，其他國家如何決定面對該國威脅的策略？」而本文第二個研究目的，即對此命題提出一套通則理論，該理論適用的「其他國家」包括原有霸權以及其他任何的大國與小國（本文稱這些國家為非崛起國）。然後本文將運用該理論解釋荷蘭面對英國崛起的個案，藉此初步驗證該理論。 　　本文理論認為，非崛起國會採取「抗衡」（balancing）或「順從」（bandwagoning）策略，取決於其對國家利益的界定。首先，非崛起國國內行為者的偏好與實力，將因非崛起國和崛起國在國際體系中相對位置的變化，以及兩國間的互動而改變。接著，非崛起國國內的政經制度與行為者的合縱連橫，會影響各行為者能否有效向「國家」（state）施壓。最後，非崛起國的國內行為者與國家將在正式政策場域中議價，決定對國家利益的界定。之後，非崛起國執行經由國內政治過程選擇的策略，於國際層次與崛起國進行新階段的互動。 　　根據本文研究，本文理論確實能妥善解釋17、18世紀時，荷蘭的對英政策由抗衡到順從的轉變。也因為荷蘭面對英國崛起的個案，能類比當代各國面對中國崛起時的種種政經問題。故以此個案初步驗證的本文理論，應可運用在當代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的發展上，包括台海兩岸關係的發展。

根據Joseph Nye的定義:軟實力是透過吸引和説服，而非以強迫或收買，使你得到想要的東西的能力。最近，為了推動他們的「和平崛起」，中國政府致力於軟實力的發展。其焦點是採用非威脅的、基於文化的方法以迎合世界其他國家，進而達到展現中國是新興超級強國的目的。 已知電影為強而有力的文化工具，而在二十一世紀美國好萊塢的電影產業一向穩占世界主導地位。但在世紀之交，中國把本土的電影業市場化，將此媒介從純粹的宣傳工具變成一個文化產業。根據胡錦濤二零零七年的敦促，中國需要進一步發展文化上的軟實力以因應國家快速的崛起。發展至今，固然中國電影業的軟實力尚未能與美國電影業相比擬，但它在過去十年的進步仍然令人難以置信。 若中國確實將電影業視為國家重要的軟實力資源之一，則仍然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 但所謂的障礙究竟是什麽？本論文將評論中國電影業的軟實力發展。我們將蒐集與評估現有的資料以研究其進化與現況。更將進一步分析， 在針對中國特定的軟實力目標上，該產業的成功與不足。 / According to Joseph Nye, “Soft power is the ability to get what you want through attraction rather than coercion or payments” (2004, 256). Recently, China has been making a soft power push to promote its “peaceful rise,” focusing on a non-threatening culture based approach, with the aim of ingratiating themselves as an emerging super power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Film remains a powerful cultural tool, one that the U.S. industry in Hollywood has dominated throughout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ut as China marketized its own film industr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medium there has moved away from being purely a propaganda apparatus to more of a cultural industry. Upon Hu Jintao’s urging in 2007, China must better develop its cultural soft power to accommodate its meteoric rise. While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s soft power development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ranks of the U.S.’s, it has made incredible stride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re are still many hurdles for it to surpass if it truly intends to become a significant soft power resource for the country, but what are they? This thesis will evaluate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s soft power development by surveying existing material, data, and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by examining its evolution, by reviewing its current environment, and by analyzing its successes and its shortcomings against the framework of China’s specific soft power objectives.

自1978年以來，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伴隨著連年高幅度的經濟成長，國際地位大幅上升，讓中國從自19世紀以來的羸弱走向富強，「中國崛起」這個概念，已經被當前世界各國普遍接受。而正當眾人的目光置於中國崛起的同時，印度也同樣有著突出的表現。若中國是繼美國以後，下一個有能力主宰世界的強權，那印度則就是在中國之後下一個潛在的強國繼任者。做為毗鄰而居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新崛起的大國，中、印關係受到全世界的矚目，中、印關係對於區域的發展、穩定，乃至於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而言，其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 長久以來，研究中、美或中、俄等大國關係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但對於中、印關係的探討卻沒有相稱的比例。面對美國國力的逐漸衰頹，新興的強權將逐挑戰它既有的霸權地位，而這兩個擁有廣大市場及發展潛力的國家，都剛好有著此般的潛能。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印關係的發展趨勢，必將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面對中國崛起所帶動的區域經貿整合與發展，印度調整了對中國的外交方略，以務實的合作取代長期不友好的競爭關係，並從政治、軍事、經貿甚至逐漸外溢至能（資）源、反恐乃至於氣候變遷等非傳統安全等領域，兩國的合作態勢趨於明朗與頻繁；而就另一方面來看，源自於雙邊互信不足以及結構性矛盾，中、印兩國即使逐步走向合作，但仍舊是競爭關係要較合作關係來的顯著，除了戰略利益上的衝突促使兩國互踏對方的門戶外，美、俄、日等大國間在東亞的競逐，使得中、印間看似的和睦更摻雜了複雜的變數。 鑒於此，本研究嘗試以中國崛起做為背景，希能歸整出中、印兩國在傳統乃至於非傳統安全領域裡，競爭與合作關係的趨勢與消長，並藉由梳理中、印間的競合態勢，預測兩國未來的關係走向。 / Since 1978, China has been on the path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ccompanied by yearly significant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fast ris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This has enabled China to shed her image as a morbid state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stride toward wealth and prosperity. The concept, “The Rise of China”,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around the globe. But as all eyes are on rising China, India is also a country that has an equally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Supposedly China is the next power capable of dominating the world after the US, then India is the next potential power following the steps of China. China and India, as two adjacent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ising powerhouses, have th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riveted on their relations. It is self-evident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highly important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al stability, and even to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powers. Over the long term, publications regarding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Sino-Russian relations have arguably been abundant. Yet, there is an unproportionally scarce amount of discussion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With US’s power on the decline, emerging powers will, one after another, challenge US’s current dominance. And the two states, both blessed with a large market and th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happen to be the potential challenger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will undoubtedly b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study. Fac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ought forth by the rise of China, India has adjusted her diplomatic strategy to China by replacing long-term hostile vying relations with down-to-earth cooperati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has extended from politics, military, economic and trade,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s such as energy / resources, counter-terrorism, and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ear and frequent. From another aspect, owing to the lack of mutual trust and the structural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China and India, though walking toward cooperation, remain more of two competitors than two partners. Aside from territorial invasions caused by the conflict on strategic interest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between world powers such as the US, Russia, and Japan has complicated the seemingly peaceful Sino-Indian relations with uncertainties. Judging from the fact mentioned abov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with the rise of China as the backdrop, sort out the trend as well 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ino-Indian cooperation in 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s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s. This study also attempts to predict China and India’s future relations by combing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冷戰後國際局勢變化至鉅，兩極體系瓦解、共產主義沒落、區域經濟整合加速、種族衝突增加、國際組織日趨活躍、跨國犯罪日漸猖獗等情勢發展，影響國際勢力平衡及各國國家安全政策。而安全議題不僅跨越國界，亦由國家層次提升至區域次級體系或全球體系；從另一方面來看向下延伸至社會、群體和個人層次。所涉範疇又從軍事領域擴展至政治、經濟、社會、環境、衛生、及人權等。 近年來中共積極參與多邊機制的運作，其中「上海合作組織」與「東南亞國協」被中共視為是新安全觀的具體成功實踐，在「十六大」召開之前提出系統的說明，並且明列於「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之中，顯然新安全觀已經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將成為中共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 911事件後，中共旋即表態支持美國的反恐行動，並在反恐旗幟下，進行一系列的舉措。首先中共亟思利用當前國際反恐氛圍，企圖將境內「東突」組織與國際恐怖組織的關係連結在一起，藉以合理化其鎮壓疆獨的正當性。其次，中共冀望經由國際間之雙邊、多邊反恐合作，強調聯合國在反恐的主導地位，藉以提升其在亞太區域的霸權地位；另近來以「胡溫體制」為核心的第四代領導人，重視多邊外交，表明中國「要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顯然新安全觀已經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將成為中共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此均勢將影響與美國超強的關係。 而中共「十六大」後，權位雖已交接，但政策的傳承性將大於變革，對「穩定壓倒一切」的需求將更為迫切，因此，維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利其國內的經濟發展，也將成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對中共而言，911事件是屬於國際環境中的新變數，其中關鍵在於美國的中國政策調整及中美反恐政策之競合。因此，在國內與國際環境雙雙出現變數的情況下，中共反恐政策走向將往何方向發展？對美外交一向是中共外交的重中之重，美國的戰略重點是構成中共制訂外交策略時最主要的考慮因素， 本論文研究重心，主在探討冷戰後，中共新安全觀與反恐戰略的關係，包括：美國反恐戰爭對國際格局與世界安全情勢的影響；中共多邊外交、新安全觀與和平崛起等論述與中共反恐戰略的因果關係；及中共在國際(上海合作組織、東南亞國協)反恐運作機制與戰略利益、及中美在反恐戰略之競合等。

中共自一九七八年戮力實施「經濟改革」以來，其在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綜合國力已有大幅提昇之勢，並獲得了世界各國的極度重視與憂慮，致使近期有關「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即將崩潰」等各式論點已充斥於國際社會之間。而且在東亞地區存有「台海衝突」、「北韓核武危機」和「南沙群島主權爭議」等三個危機引爆點，都與中共有著密不可分的直接關係。其中北韓在後冷戰時期所引發的核武議題，已成為區域威脅的主要來源，近年來北韓飛彈的試射更使得威脅的影響遍及全球。在東亞地區的危機中首推北韓核武問題最難掌握，且危險程度也最高。因此北韓發展核武對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無疑是一大挑戰，其目的就是要迫使美國進行雙邊會談，意圖藉此取得國際援助，以解決國內日益緊張的政治與經濟問題，並與美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解除因被稱為「邪惡軸心」而產生的潛在威脅。 現階段中共在對外關係上仍是標榜「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以靈活的外交策略，追求成為世界強權為目標。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要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努力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長期的、良好的國際環境，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因此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仍然是中共目前國際戰略的中心目標，而且經濟發展也是中共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中共建政以來的外交政策兼具了持續性與變革性，特別強調「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基本原則。 北韓核武危機是當前亞太地區安全局勢中的重點。在相關強權和國際社會皆主張透過談判解決之努力下，局勢將得到緩和。台灣應支持朝鮮半島非核化，支持和平對話解決。尤其在中共積極從事北韓核武危機協商工作之際，台灣應慎防中共藉機將兩岸問題納入協商範疇，以作為對美國或國際間談判的交換籌碼，而損及台灣應有的利益。兩岸協商已中斷多年，緊張情勢已日益嚴峻。當我們身處危機的熱點中，如果仍不以安全與穩定為施政之最終考量，展現外交工作的彈性與靈活，則將斷送數十年來勤奮建設的經貿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