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援助(foreign aid)是一項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拉鋸，深具爭議性的政策工具，可為學術研究帶來挑戰性。對外援助多從理論面或個別國家研究，殊少採比較研究設計。筆者對世界前兩大援助國美日的外援政策實施系統性比較，採用比較外交政策大師羅斯諾(James N. Rosenau)所述“從事外交政策的比較分析首須建立比較的標準，並賦予二分的(dichotomous)次變化，方能起碼地比較與推論某一現象的存在或不存在”的方法。本論文觀察與比較的標的包括：國際因素、內在動機、決策設計、援助類型、對象選擇等五種變項。首先推論美日外援政策的型態與取向；次則歸納其異同性；再運用「援外分佈理論」解釋差異原因；進而驗證美日外援政策型態命題之精確性；最後，並以建立外援政策型態的評估模式為本論文之預期成果。 在國際因素與內在動機方面，美日外援政策具有相似性。美國基於冷戰終結與911事件因素的刺激，對外援政策分別做出冷卻或強化的決定，係屬於一種自主的性質，甚至影響到絕大多數的援助國隨美國調整外援政策。冷戰終結與911事件因素引起的外部衝擊，並未使日本的外援額度隨國際主流趨勢增減，甚至採行的是一種相反的政策。美國在跨世紀階段的政策文件及數據，顯示秉持運用外援達成政經外交目標的動機，具有工具性質。日本則反應出從強調獲取經貿利得的動機，轉向運用外援配合追求政治戰略目標，亦屬工具性質。美國外交部門在外援決策具主導性；日本在2001年省廳改制後，外務省成為外援協調與決策的權責機構，但短期內不易排除財經系統既存影響力。美國傾向雙邊外援與高贈與比例，透過外援來達成政經外交目標；日本傾向雙邊外援與低贈與比例，塑造對稱互惠的雙邊環境，在經貿利益上不願過度讓步。美國外援地理分佈具有全球均衡與彈性選擇的特質；日本則具集中亞洲的區域慣性，無法顯現出全球性的均衡格局。 由於日本在決策設計上的變革，加上與政治議題連結的傾向，日本外援政策的本質極可能在數年內產生較大變化，有待追蹤瞭解。反觀美國，各種國內外因素將使其外援政策型態較具有持續性與穩定性。從研究成果顯示，本論文之推論與比較模式，對於評估兩援助國外援政策型態的取向，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行性；應有助於對其他援助國外援政策型態的觀察、比較與認識。 關鍵詞：美國、日本、對外援助、經濟援助、比較研究

我國於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雖然在民主政治及經貿產業發展極為亮眼，但在外交方面受限於「一個中國」壓力，國際發展空間極為有限，而我國長期以來為鞏固邦交關係，不惜與中國大陸進行激烈邦交國爭奪戰，其間所投入之資源不但不符合成本效益，甚至招致諸多不良影響及批評。 自2008年起我國政府摒棄「 烽火外交」，改提倡「活路外交」，經貿外交則為活路外交重要內涵之一，因此在現行外交政策之下，經貿及技術援助活動已成為我國鞏固邦交以及促進外交及經貿關係之重要工具；此外，中南美洲為我國外交重鎮，目前我國23個邦交國有12個位於該地區，因此我國每年在該地區執行大量的經貿及技術援助計畫，而此援助型式是否可為我國帶來更多政治及經濟效益，則為本研究重點所在，另也一併檢視我國經貿及技術援助計畫之相關流程及執行現況。 本研究先就國內外援助發展作一簡介，再對我國所執行之經貿及技術援助情形作相關說明，接續以質化研究途徑搭配四大研究主題來探討我國對中南美洲國家經貿及技術援助政策，藉以瞭解我國在該地區援助計畫之擬定方式、執行狀況及困難之處，並進行政治利益及經貿利益之檢視；而最後就整體策略及計畫執行二大面向提出相關建議，期能提供我國各單位未來執行經貿及技術援外計畫之參考。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在探討對外援助對台灣的重要性，並以南韓作為比較分析，因兩國有高度相似的援外發展歷史。台灣與南韓已成功由受援國躍升為援助國，此研究著重於其近十年來的援助情形，目的是了解台灣援外的優劣勢以提供未來發展的展望。作者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邀請台灣援外的從業人員以及外交學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結果顯示，外交是台灣的首要關注，然而南韓則是出自經濟利益考量，鎖定特定的開發中國家。台灣擁有成功的發展經驗和優秀的人力資源，但是也面臨難解的困境，像是對邦交國的過度在意、衰退的經濟、以及兩岸關係的起伏跌宕。藉由解析南韓的援外狀況與專家訪談的回饋，研究者提供以下建議，企盼為台灣援外帶來改變的契機:建立多面向的援外系統、尋求商業機會、促進公私部門合作、穩定台海關係、帶動經濟復甦、創造雙贏的援外模式。 / This study intended to identify the importance of foreign aid to Taiwan while South Korea served as a benchmark due to their high-level of similarity in developmental history. The focus was their donor behaviors in recent years and a literature review was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related concepts and the two nations’ aid experiences.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was to examin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aiwanese aid so as to look into its future prospects. A qualitative method was adopte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diplomacy professors and aid practitioners. South Korea pivots to certa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their economic value, while diplomacy has been Taiwan’s top priority. Developmental success and human resources are Taiwan's strengths but its overemphasis on diplomacy, deteriorating economy, and wavering ties with China cause obstacles. A review of South Korean aid along with the interviewee’s response suggest several ways to improve: building a multidimensional aid system, seeking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m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stabilizing cross-strait ties, boosting economic recovery, and pursuing a win-win.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ed light on Taiwan’s aid conditions and offer valuabl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自從我國退出聯合國后，外交工作一直低迷不振；相對地，我國經濟快速成長，雖然 正式外交不彰，但卻仍與一百余國維持密切的經貿關系。近來，隨著經貿實力增長， 國人與外界是接觸日多后，對我國日益孤立的正式外交關系感到不滿，故近來國內要 求外交突破的呼聲日高。 如何落實爭取邦交或擴大與無邦交國家的實質關系，筆者認為目前東西關系緩和，各 國外交政策略多務實化，故在國際關系中，軍事因素降低，經濟因素提高，注重國內 經濟發展。因此，我國或可藉日趨雄厚的經貿實力，提供對外經濟援助，鼓勵海外投 資及配合發展經驗，以協助發展中國家之開發過程，增進雙方關系，以此做為外交突 破點。 但因近來我國經濟也面臨一波波挑戰：各國的保護主義、日益強大的競爭對手、國內 環保問題、勞資糾紛、自力救濟層出不窮等，在此「內擾外患」下，迫使我國經濟策 略也須有所轉變，才能化危機為轉機。 故在本論文中，首先對「經貿外交」內涵做一介紹；其次，分析我國經貿策略與外交 策略如何相輔為用；最后，檢視經貿外交的預期效果。所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內容 分析法；研究範圍，包括貿易、海外投資、對外援助及國際經貿合作四個子題；研究 目的，期從政經層面研擬出適當策略，以保持并強化經濟實力及突破外交困境。

自911事件後，西方國家意識到貧窮為恐怖主義產生之源頭。貧困問題產生時，通常會引起政局混亂、族群衝突、難民、饑餓、疾病與環保等種種困境，使先進國家不得不積極面對。為了要解決貧困所衍生的各種問題，美國提出“馬歇爾計畫”。後來隨著時代變遷、經濟崛起，對外援助計畫也在21世紀後再度成為國際關注趨勢。 為因應國際潮流趨勢與改善第三世界之貧困問題，世界各國開始發展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來解決貧困問題，世界先進各國政府也開始對非洲援助。政府對外援助之具體措施包含了恢復國家治理、穩定國家政局、縮小先進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之貧富差距、協助開發中國家政經發展等。為呼應世界潮流之走向，本研究將著手於探討對外援助之議題上，並選定兩個亞洲區域內經濟大國(中國與日本)為比較分析對象。 近年來，不僅日本與中國對非洲實施援助策略，也有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視對第三世界之援助，且援助金額有逐年遞增之趨勢。就非洲而言，日本對非洲援助金額比中國多，但中國與非洲貿易往來卻多於日本。在內外部因素影響下，非洲會不會對中國與日本產生不同態度，這是本研究欲探討之議題。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分析中國與日本在對非洲援助策略下，內外在動機、援助方法、援助型態、援助層級以及援助內容上之差異，並作為比較。

對外經濟援助，又稱對外援助，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國家形象的展示。中共對外經濟援助起始於1950年，其對外援助政策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並以和平共處五原則、萬隆會議十原則，貫穿平等互利等援外八原則及援助非洲四原則所執行的對外經濟援助的理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出現不同的內容。本文以回溯中共改革開放前的二十八年（1950-1978年）的對外經濟援助起步與發展時期述說起，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殖民體系瓦解前，援助的主要目的是支持亞非拉國家爭取與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嗣後受到外交戰略的影響，呈現「反對帝國主義」、「兩面開弓」、「以蘇劃線」的特點，支持全世界的「反帝反殖鬥爭」，其受援國數目增加，援助金額較大，援助內容採取提供受援國無息貸款或無償援助。至1980年代以後的對外經濟援助改革與調整時期，中共為促進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互利合作，共同發展，透過對外援助來達到「南南合作」與國內經濟建設。其援助方式為繼續深化調整改革，除傳統的無償援助與優惠貸款外，政府貼息優惠貸款成為對外經濟援助的主要形式。到了1990年代後半期，隨著中共國際地位的提高，影響力的增大，為因應猖獗的恐怖主義，重視通過援助來幫助受援國減輕貧困、振興經濟，以及向遭遇戰亂與自然災害的國家，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義援助。 本研究在探討中共以改革開放前處於國際社會中窮國援助富國的做法，依循國際關係對外援助理論尋求依托。同時擷取中共三代領導集體的國際戰略理論及外交政策演進，發掘對外經濟援助經驗，還原中共對外經濟援助的軌跡。進而驗證改革開放後，中共經濟發展、綜合國力及國際地位變動，其對外經濟援助的體現，型塑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之戰略目標具體作為。再者分析經濟因素在中共外交政策體系，以及中共對外經濟援助的角色定位，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國內經濟體制的轉軌及政府職能的轉變，如何建立一整套的援外機制，合理配置資源，與受援國互利合作，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