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1980年代對外投資的地點是主要集中於東南亞國家，惟1990年代後期，台商對東南亞的投資明顯減少，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卻快速增加。近來因中國大陸實施新的勞工法、兩稅合一等招商選資政策，加以越南等國積極吸引台商前往投資，已有部份台商轉赴越南、印度、印尼等國家投資，出現新一波台商海外投資風潮。 企業從事海外投資首先面臨的重要課題即為選擇適當之「進入模式（entry mode）」，因進入模式之適當與否將對日後的經營管理與營運績效產生重大影響。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策略類型很多，每一類型都與其企業經營目標息息相關。而台商面對眾多影響進入模式的因素時，若無正確的衡量標準而逕赴海外投資，勢必增加其投資風險。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分析、交叉分析及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實證分析台商赴中國大陸及海外其他地區投資之進入模式之比較及影響因素。經實證結果指出，企業之投資動機、企業規模、對外投資國家地區及產業類別對台商赴中國大陸或其他海外地區投資之進入模式之選擇具顯著性影響；國際化經驗對台商赴中國大陸或海外其他地區投資之進入模式無顯著影響。 / In the 1980s, Taiwan’s outward investment mainly went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owever, in the late 1990s, the island’s investment ther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while in mainland China it rapidly increased. Recently, mainland China has made its promotion of investment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alike more selective by implementing a new labor law and a unified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and Vietnam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moved vigorously to attract investment from Taiwan. As a result, some Taiwan businesses have shifted their investment to Vietnam, India, Indonesi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appears to constitute a new trend in Taiwa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The foremost issue for an enterprise investing overseas is choosing an appropriate “entry mode”, because the entry mode will affect the enterprise’s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strategies that enterprises use to enter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every ki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oals of the investor. When Taiwan enterprises investing overseas and face numerous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entry mode,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measurement standards will inevitably increase their investment risk. This study u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cross-analysis, and ANOVA to analyze empirically the differenced of entry modes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overseas areas.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investment motivation, scale of investing business, outward investment destination, and industry category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ntry mode that Taiwan enterprises adopt when investing in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overseas area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however,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ntry mode that Taiwanese enterprises adopt.

本研究旨在探討上市公司海外投資績效的宣告，是否影響公司的股價。同時觀察當公司進入投資的地區不同，或以不同的投資型態進入，對股價的反應是否不同。實證研究以民國八十年至民國八十六年為研究期間，以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經過樣本篩選後共有100個事件樣本。並採用事件研究法的市場模式求算樣本迴歸係數，而後再估算事件期的平均異常報酬率與累積平均導常報酬率，最後再進行統計檢定。 本研究根據海外投資理論、國內外學者所做之相關實證及一般實務觀點發展研究假說，相關實證結果摘要說明如下： 一、就全體樣本而言，上市公司海外投資績效的訊息的宣告日當天，對公司股價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二、就全體樣本而言，上市公司海外投資績效的訊息在整個事件期，對公司股價的影響並不顯著。 三、投資人對於上市公司到不同地區投資的績效訊息宣告，反應並無顯著不同。 四、投資人對於上市公司以不同的投資型態進入投資的績效訊息宣告反應並無顯著不同。 五、橫斷面複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累積平均異黨報酬率與資本密集程度存在顯著負向的關連性。

本研究利用經濟部統計處於2007年4月對有從事對外投資活動之製造業者進行實況調查所完成之「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結果之原始資料（有效樣本計1399家），運用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分析2006年我國製造業廠商，在不同公司規模、不同行業別、不同組織型態、技術密集度相異、最主要投資地區不同、對外投資動機不同以及各國稅率差異的情況下，其對廠商盈餘配置的影響，是「匯回」、「留在海外」或「兼有匯回及留在海外」。研究結果發現，廠商規模，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利用當地廉價勞工，是顯著影響海外投資事業選擇將盈餘配置傾向於「兼有匯回及留在海外」，而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則是顯著影響廠商選擇將盈餘配置傾向於「留在海外」。

合資經營由來已久，唯二次大戰後才於國際經濟舞台上扮演積極角色。其不僅為先進 國家開拓海外投資之一新途徑，且為開發中國家帶來生命力─資金的引入、技術的提 昇。台灣正處工業結構轉變時代，外資及技術的引入乃迫切需要，合資經營為一可行 途徑，有鑑於此，遂進行本研究之計劃。本論文之內容計分六章十七節，首先就合資 經營之定義、經營之優勢、外國投資人進行海外投資將面臨之障礙、及合資經營企業 之契約加以探討；並對合資經營企業有關屬性之相關性加以剖析；進一步介紹合資經 營企業之會計處理，而對於美國會計原則委員會第十八號、第二十三號意見書有關投 資於合資經營之會計處理加以研究；最後以目前合資經營之發展說明此種新潮流之湧 至乃不可遏止也！

服務業對我國而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產業，服務業的持續增加，使得服務業對我國的經濟成長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然而對我國而言，對服務業國濟化的研究相形之下卻較為稀少，目前大部份的研究都針對製造業所做，所討論的策略及理論大多只適用於製造業。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在於歸納已有之有關進入策略之文獻，建構較完整之服務業進入策略理論模型，並以之驗證於海運業探討其進入策略為何﹔以及就海運業之所採行之策略，分析其背後影響因素以尋求策略上的涵義。研究對象為我國有定期航線的國際輪船公司為主，以郵寄問卷法進行資料的蒐集，並以主成份分析、Logistic迴歸分析、複迴歸分析、t檢定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就研究之結果發現，市場大小、文化差距、勞工成本、基礎設施、經驗、快速進入市場等因素較顯著，也就是當地主國基礎設施愈健全、國外經營的經驗愈多、愈穩健成長時，海運公司會採取分公司進入模式進入海外市場。而其他通路狀況、競爭狀況、政府政策、國家風險、公司模式、知識、跟隨顧客等因素則不顯著，在進入國外市場時並不會詳加考慮，並不影響分公司或代理行的選擇，其理由可能在於海運業的特性。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海運公司認為國內海運市場的大小及全球策略的採用不會影響到國外分公司或國外代理行的選擇。而當對國外分公司的控制程度愈高時，為了成為區域營運中心時，海運公司會傾向成立分公司。而大部份的海運公司都認為設立分公司並不是為了給內部員工的升遷管道。 　　本研究的建議為，在政府暢導「亞太營運中心」的今天，如何將各公司的營運中心留在台灣成為極重要的一件事，而海運業又是在「亞太營運中心」中極為重要的角色。而海運公司在國外設立分公司一部分理由是為了成立區域營運中心，因此如何使其他國家的海運公司在我國設立分公司。做為亞太地區的營運中心，是政府必須要努力的。由於市場的大小和分公司的設立有密切關係，如果政府能有效規畫境外航運中心，或開放和中國大陸直接通航，使台灣能夠能直接接觸中國大陸的業務，則能夠使台灣變成重要的轉運港，而使得業務量增加，吸引國外海運公司來台設立分公司。而基礎設施良善與否亦會影響國外海運公司設立分公司的意願，因此政府必須致力於改善國內的各項基礎設施，如交通建設、港埠設備、通關流程及基本資訊建設等，才能有效地吸引分公司的設立。而是否獎勵外國輪船公司來台設營運中心，由分析結果顯示，亦無太大效果，重要的是要有龐大的業務量才能有效吸引海運業者來台設立營運中心。

本研究乃著眼於近年來汽車業廠商紛紛渡海至大陸尋找合作廠商的情況，探討理想的台灣廠與母公司及大陸廠的良好合作模式，從合作有關各方間的策略目的衝突的大小程度來找出台灣廠赴大陸投資的理想合作模式，研究的前提假設如下： 1.國內汽車廠赴大陸投資時必須要有母公司的協助，但母公司與台灣廠對大陸投資所抱的策略目各不相同，而母公司與台灣廠間的關係也會對母公司與台灣廠的策略目的有所影響。 2.國內汽車廠赴大陸投資時必須要與大陸汽車廠合作，但大陸廠與台灣廠間的策略目也有所不同，而大陸廠的規模及能力大小不同，也會影響大陸廠和台灣廠的目的。 3.台灣廠因其規模及能力的不同，對大陸投資也有不同的目的。 從以上前提，以台灣廠的規模、大陸廠的規模及台灣廠與母公司間的合作關係為變數，得到下列結論： 1.大型台灣廠適合與小型大陸廠及合資母公司合作在大陸設廠，在這個合作模式中台灣廠的理想作法為營運中心設於大陸而研發中心設於台灣，關鍵零組件由台灣製造，由台灣廠負責車型的設計及日後的修改，逐步增加台灣廠對合資事業中管理及行銷人員的派出及控制；對母公司方面，則是台灣廠負責一部份母公司目前沒有或將要放棄的車型設計及研發工作。 2.小型台灣廠適合與大型大陸廠在大陸合作設廠，與母公司的關係則沒有差別，台灣廠的理想作法為營運及研發中心設於大陸，台灣廠負青關鍵零組件的製造及工廠管理，大陸廠則負責大陸內地的行銷工作；對母公司則是只以母公司不生產或經母公司同意的產品向大陸出口，並且負責一部份的關鍵零組件製造。

自從我國退出聯合國后，外交工作一直低迷不振；相對地，我國經濟快速成長，雖然 正式外交不彰，但卻仍與一百余國維持密切的經貿關系。近來，隨著經貿實力增長， 國人與外界是接觸日多后，對我國日益孤立的正式外交關系感到不滿，故近來國內要 求外交突破的呼聲日高。 如何落實爭取邦交或擴大與無邦交國家的實質關系，筆者認為目前東西關系緩和，各 國外交政策略多務實化，故在國際關系中，軍事因素降低，經濟因素提高，注重國內 經濟發展。因此，我國或可藉日趨雄厚的經貿實力，提供對外經濟援助，鼓勵海外投 資及配合發展經驗，以協助發展中國家之開發過程，增進雙方關系，以此做為外交突 破點。 但因近來我國經濟也面臨一波波挑戰：各國的保護主義、日益強大的競爭對手、國內 環保問題、勞資糾紛、自力救濟層出不窮等，在此「內擾外患」下，迫使我國經濟策 略也須有所轉變，才能化危機為轉機。 故在本論文中，首先對「經貿外交」內涵做一介紹；其次，分析我國經貿策略與外交 策略如何相輔為用；最后，檢視經貿外交的預期效果。所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內容 分析法；研究範圍，包括貿易、海外投資、對外援助及國際經貿合作四個子題；研究 目的，期從政經層面研擬出適當策略，以保持并強化經濟實力及突破外交困境。

本文旨在探討多國籍企業決定前往海外市場投資時的動機、進入模式以及管理，以台商在大陸及越南為例。筆者透過友人介紹以及親自尋訪個案公司，對兩位分別曾外派大陸及越南的主管進行深度訪談，進而了解一多國籍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考量要點以及子公司控管方式。 　　透過個案訪談分析，發現個案公司在前往大陸及越南投資時，都是地主國正實施經濟開放、政府決心改革的時期，且當局提出各種獎勵優惠，經濟正快速起飛，未來發展前景看好，因而前往投資。而前進一個全新的投資環境，個案公司善用合資、獨資、併購的進入模式，初期與熟悉當地的夥伴或國營企業合資，待熟悉當地環境後，便開始以獨資方式進入或是直接併購當地現有的經營不善的公司，進而讓公司發展更迅速。而在管理方面，海外分公司採當地化策略，僱用、栽培當地人，母公司也十分將權力下放，日常營運皆交由外海分公司主管掌握。 　　以個案公司為例，本研究分析一多國籍企業海外投資成功之原因，除了正確的進入時機、正確的投資地點之外，進入模式的運用、正確的產品線選擇以及企業經營理念是否成功傳達，都對多國籍企業在海外投資是否能成功產生十分關鍵之影響。

過去許多學者針對不同國家、產業等企業進行研究實證，探討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兩者的關係，但並無具體且一致的結論。 本研究以2004年台灣上市公司共649家廠商為樣本，並以海外投資金額佔總投資金額的比例衡量國際化程度，實證其與績效（以資產報酬率衡量）間兩者的關係，並加入國際化範疇與企業資源作為調節變數，探討是否存在有其他因素影響兩者之關係；國際化範疇以海外投資國家數衡量，而企業資源則以是否隸屬集團之企業、負債比率、及企業營收成長率作為衡量指標。 研究結果發現，當投資國家數愈多、企業負債比率愈高、以及企業營收成長率愈低，則對國際化程度與績效間的關係有弱化的影響，而是否隸屬集團企業則在本研究實證中，影響效果並不顯著。 最後，由於國內外文獻對於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兩者之間的關係之研究結論並不一致，因此本研究以台灣上市公司為樣本，欲探討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關係，實證發現兩者呈現U型相關，亦即在國際化初期，由於存在許多因不同文化、環境所產生的障礙，導致經營績效的下降，然而隨著國際經驗的提升、規模經濟效益的顯現，使得績效漸入佳境。

「政治風險」近來成為台商海外投資時討論的重要議題，但國內目前在這方面的探討多僅限於個案式的報導，本研究的貢獻即在於將國外學者對政治風險的討論統整歸納，建立整合性的理論架構，在此架構中將澄清政治風險的慨念、找出可能導致政治風險的事件來源、討論政治風險的評估機制並提出管理政治風險的方式。研究中將政治風險的來源分為地主國的政治情況、地主國政府政策、地主國政府行為、當地社會情況及地主國與他國的關係五類；其會影響企業海外投資的管控權、營運、利潤與績效及個人生命財產安全；其因應策略則有經濟上的嚇阻、規避及適應策略三類。而為試驗此一架構的實用性，本研究以台商的海外投資行為作一驗証。 　　本研究的發現如下： 　　1. 大部份台商不認為其海外投資面臨了高度政治風險，而其對政治風險的認知著重在「地主國的政治情況穩定度」，忽略其他來源（如：地主國與他國的關係），顯示政治風險的慨念尚待推展。 　　2. 七成的台商有進行海外投資相關訊息的搜集，但基本上台商大多缺乏系統性的評估機制，以主觀的評估為主，但多會將評估的結果納入長期規劃的考量中；而評估機制的完善與否會影響公司海外投資的績效。 　　3. 進入策略的選擇與政治風險有關，當面臨高度政治風險時，台商多不願進入投資，若必須進入則會採取「合資」的方式，以降低風險。 　　4. 台商對政治風險的管理會因風險所造成的影響不同而有異，但普遍說來，台商主要是採「適應策略」與「規避策略」，主控性較高的「經濟上的嚇阻策略」在運用上尚不普遍。這與台商對投資國的依賴度太深有關。 　　5. 研究中發現不同的產業別其所面臨的政治風險並無顯著不同，這與國外文獻的採討結果有所差異。 　　6. 海外投資的規模與企業所面臨的政治風險無顯著相關，公司的規模愈大，其評估證制會較有系統，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性。 　　7. 高階管理者的個人特質會影響公司對政治風險的因應對策：主管特質為「混合型」者，偏向於採行建立人際網路、從事公關活動的方式來降候風險；具「冒險／好挑戰」特質的高階主管喜採取經濟上的嚇阻策略來因應政治風險；「保守型」的高階主管則較常以規避風險策略來因應。 　　8. 針對上述發現，本研究的建議為：(1)台商應擴大對政治風險的認知、將風險的評估機制制度化、並在進行海外投資時掌握關鍵活動，如此一來可以增加管理政治風險的彈性；(2)由於目前台商偏向以規避的方式來因應政治風險，因此政府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提供管理政治風險的具體協助，如：與投資國訂定保障投資條款、非商業風險投保的推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