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援助(foreign aid)是一項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拉鋸，深具爭議性的政策工具，可為學術研究帶來挑戰性。對外援助多從理論面或個別國家研究，殊少採比較研究設計。筆者對世界前兩大援助國美日的外援政策實施系統性比較，採用比較外交政策大師羅斯諾(James N. Rosenau)所述“從事外交政策的比較分析首須建立比較的標準，並賦予二分的(dichotomous)次變化，方能起碼地比較與推論某一現象的存在或不存在”的方法。本論文觀察與比較的標的包括：國際因素、內在動機、決策設計、援助類型、對象選擇等五種變項。首先推論美日外援政策的型態與取向；次則歸納其異同性；再運用「援外分佈理論」解釋差異原因；進而驗證美日外援政策型態命題之精確性；最後，並以建立外援政策型態的評估模式為本論文之預期成果。 在國際因素與內在動機方面，美日外援政策具有相似性。美國基於冷戰終結與911事件因素的刺激，對外援政策分別做出冷卻或強化的決定，係屬於一種自主的性質，甚至影響到絕大多數的援助國隨美國調整外援政策。冷戰終結與911事件因素引起的外部衝擊，並未使日本的外援額度隨國際主流趨勢增減，甚至採行的是一種相反的政策。美國在跨世紀階段的政策文件及數據，顯示秉持運用外援達成政經外交目標的動機，具有工具性質。日本則反應出從強調獲取經貿利得的動機，轉向運用外援配合追求政治戰略目標，亦屬工具性質。美國外交部門在外援決策具主導性；日本在2001年省廳改制後，外務省成為外援協調與決策的權責機構，但短期內不易排除財經系統既存影響力。美國傾向雙邊外援與高贈與比例，透過外援來達成政經外交目標；日本傾向雙邊外援與低贈與比例，塑造對稱互惠的雙邊環境，在經貿利益上不願過度讓步。美國外援地理分佈具有全球均衡與彈性選擇的特質；日本則具集中亞洲的區域慣性，無法顯現出全球性的均衡格局。 由於日本在決策設計上的變革，加上與政治議題連結的傾向，日本外援政策的本質極可能在數年內產生較大變化，有待追蹤瞭解。反觀美國，各種國內外因素將使其外援政策型態較具有持續性與穩定性。從研究成果顯示，本論文之推論與比較模式，對於評估兩援助國外援政策型態的取向，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行性；應有助於對其他援助國外援政策型態的觀察、比較與認識。 關鍵詞：美國、日本、對外援助、經濟援助、比較研究

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是探求外壓對日本ODA的影響如何;其次,在探討日本的國內因素對日本ODA的影響。因此本文將分為五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屬於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的性質,第一章除了將目前對外援助相關的研究作一番整理和檢討之外,希望釐清先進諸國提供對外援助動機(motivations)的本質為何?依照學界普遍的看法和多數文獻的結論認為:先進扆□斯堪地那維亞諸國例外)提供對外援助的動機,基本上是出自利己的動機,捐輸國利益模型對援外行為的解釋力較強,日本援外的行為亦復如此。第二章則針對目前有關日本援外政策研究所運用的方法,其成敗得失如何作檢討。作者將目前日本個案的相關研究,分為外交政策研究途徑 和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途徑;前者是偏重日本如何因應國際外壓的研究,而後者則強調日本國內因素,對ODA決策影響的研究。作者認為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的分析,對全面性瞭解日本ODA的決策有相當的助益,忽視任何一方都將誤解日本ODA決策行為的本質。第三章即透過各項具體的數據,表現日本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九零年止,日本ODA質與量的表現,地理分配的集中度,ODA分配領域的問題等,最後再對比分析日本ODA與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三者間的關係。本章最重要的論證認為,外壓對日本ODA的分配行為不具實質的影響力,因為從本章的各項數據中顯示,日本ODA的分配和實施,可以說維持了一個相當穩定的型態,除了特定時期基於冷戰的考慮,所提供的戰 略援助之外,可以說並未因為他國的要請和壓力而改變ODA的分配和實施。第四章即針對日本ODA的決策,在分權式決策體制的架構下所產生的現象作一番探討。由於日本ODA的決策和實施並無專責及統一事權的專門機構,四省廳協議體制使得主管經濟事務的省廳因為掌控ODA事業的專業技能及專門人才及預算的權力,因而在協議決策時享有較大的發言權,外務省在這方面則相對的弱勢;此外,主管經濟事務的省廳因為背後都有國內利益團體和選民選票的支持與壓力,所以在協議決策時也比外務省的表現更強勢。本章更深入分析主管經濟事務的省廳如何在(amakudari;中文謂空降部隊)的制度下,和日本企業間緊密的連結(linkage),說明日本政府部門和民間企業部門能夠如膂使臂,維持如此融洽何作關係的原因。冷戰結束之後,國際體系對日本國家行為的限制和影響已產生改變,日本未來將如何扮演其和平經濟大國的角色呢?作為日本重要外交政策工具的ODA,面臨新的國際情勢應該如何體現日本政府的政策理念呢?第四章的第四節將綜合整理日本文獻的討論,試圖拼湊刻正浮現中的日本援外理念,以期瞭解未來日本援外政策的發展方向。最後第五章結論的部份,作者認為來自國際層次的外壓因素,對日本ODA政策行為的影響,遠不如來自國內層次的自利因素。

本論文旨在探討歐洲聯盟與非加太國家集團間的關係。非加太國家大部份為歐洲國家的前殖民地，其範圍包括非洲、加勒比海以及太平洋國家。這些國家在獨立後，繼續與歐洲聯盟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歐洲聯盟也透過經濟援助與貿易優惠的實施，來維持這樣的特殊關係。本文試從歷史的角度及國際政治經濟學觀點，以及雙方簽訂之條約分析雙方關係的性質，並且就歐洲聯盟貿易優惠與經濟援助的效果予以評估，發現歐洲聯盟與非加太國家的關係，是奠基於不平等的關係之上。雙方雖然以簽訂國際條約的方式來發展合作，但其中之運作仍顯現歐洲聯盟站於一個優勢及主導的地位。非加太國家並且是歐洲聯盟歐洲利益的外環，保障歐洲聯盟的原料進口來源、成為歐洲聯盟的外銷市場，同時也是歐洲聯盟取得國際經濟重大議題優勢的重要協助伙伴。由於世界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歐洲聯盟給予非加太國家的貿易優惠在新世紀已不合時宜，而歐洲聯盟對於東歐國家的關切，又有分散歐洲聯盟對非加太國家援助之虞。在冷戰結束後，歐洲聯盟對於非加太國家的要求也有政治化的傾向，人權、民主成為非加太國家取得歐洲聯盟援助的必要條件。本論文的結論是，非加太國家於歐洲聯盟所扮演的角色已不若從前重要，但歐洲聯盟應本於國際責任，繼續給予非加太國家經濟援助，並在世界經濟體系許可的範圍內儘量給予非加太國家貿易優惠，以做為南北合作的典範，並協助非加太國家經濟發展以消除貧窮。

對外經濟援助，又稱對外援助，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國家形象的展示。中共對外經濟援助起始於1950年，其對外援助政策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並以和平共處五原則、萬隆會議十原則，貫穿平等互利等援外八原則及援助非洲四原則所執行的對外經濟援助的理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出現不同的內容。本文以回溯中共改革開放前的二十八年（1950-1978年）的對外經濟援助起步與發展時期述說起，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殖民體系瓦解前，援助的主要目的是支持亞非拉國家爭取與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嗣後受到外交戰略的影響，呈現「反對帝國主義」、「兩面開弓」、「以蘇劃線」的特點，支持全世界的「反帝反殖鬥爭」，其受援國數目增加，援助金額較大，援助內容採取提供受援國無息貸款或無償援助。至1980年代以後的對外經濟援助改革與調整時期，中共為促進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互利合作，共同發展，透過對外援助來達到「南南合作」與國內經濟建設。其援助方式為繼續深化調整改革，除傳統的無償援助與優惠貸款外，政府貼息優惠貸款成為對外經濟援助的主要形式。到了1990年代後半期，隨著中共國際地位的提高，影響力的增大，為因應猖獗的恐怖主義，重視通過援助來幫助受援國減輕貧困、振興經濟，以及向遭遇戰亂與自然災害的國家，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義援助。 本研究在探討中共以改革開放前處於國際社會中窮國援助富國的做法，依循國際關係對外援助理論尋求依托。同時擷取中共三代領導集體的國際戰略理論及外交政策演進，發掘對外經濟援助經驗，還原中共對外經濟援助的軌跡。進而驗證改革開放後，中共經濟發展、綜合國力及國際地位變動，其對外經濟援助的體現，型塑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之戰略目標具體作為。再者分析經濟因素在中共外交政策體系，以及中共對外經濟援助的角色定位，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國內經濟體制的轉軌及政府職能的轉變，如何建立一整套的援外機制，合理配置資源，與受援國互利合作，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