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秦國的對外關係，可見於戰爭、朝見、聯姻、會盟等。其中最為頻繁的當屬戰爭。秦國在對外戰爭中，由最初的被動攻擊，轉而為主動進攻，最後成為七國間最有實力達成統一者。本文旨在討論秦國勝出六國的關鍵原因。 本文由內政、對外關係兩方面進行探討。秦簡公以來的改革、秦孝公商鞅變法後沿襲的制度，為秦國內政奠下穩定的基礎。此外，秦孝公開啟了任用外來賢能客卿的大門，以及秦國徹底實施的將相分離，也使秦國在政治上較其他國家更為開放、進步。最特別的是，秦國能善用「相」的對外交涉功能，對他國的政治進行影響，從而取得有利於本國的利益與優勢。 對外關係方面，在戰國中期以後的史料記載中，秦是很少打敗仗的。在公孫鞅變法後，單一國家對秦國的勝利戰爭只有兩次，一次在西元前320年秦攻齊、敗於匡章的那一役；另一次，是西元前269年，秦敗給趙奢的閼與之役。後來即使秦國有敗績，實則十之八九都是敗在東方各國的聯合進攻下。另外，在文獻記載中，常常可以看到各國朝見秦君的紀錄。從戰爭、朝見等紀錄中，彷彿早就可以看出秦勝出六國的實力。 秦國於內政改革與對外攻略上，皆採取積極的態度，不論是在國勢衰弱抑或是強盛之時，其一貫的作法即是不間斷地對外發展，展現了旺盛的生命力。這就是秦由邊陲的弱勢國家，逐步擁有勝出六國的軍事實力之原因。

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是探求外壓對日本ODA的影響如何;其次,在探討日本的國內因素對日本ODA的影響。因此本文將分為五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屬於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的性質,第一章除了將目前對外援助相關的研究作一番整理和檢討之外,希望釐清先進諸國提供對外援助動機(motivations)的本質為何?依照學界普遍的看法和多數文獻的結論認為:先進扆□斯堪地那維亞諸國例外)提供對外援助的動機,基本上是出自利己的動機,捐輸國利益模型對援外行為的解釋力較強,日本援外的行為亦復如此。第二章則針對目前有關日本援外政策研究所運用的方法,其成敗得失如何作檢討。作者將目前日本個案的相關研究,分為外交政策研究途徑 和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途徑;前者是偏重日本如何因應國際外壓的研究,而後者則強調日本國內因素,對ODA決策影響的研究。作者認為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的分析,對全面性瞭解日本ODA的決策有相當的助益,忽視任何一方都將誤解日本ODA決策行為的本質。第三章即透過各項具體的數據,表現日本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九零年止,日本ODA質與量的表現,地理分配的集中度,ODA分配領域的問題等,最後再對比分析日本ODA與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三者間的關係。本章最重要的論證認為,外壓對日本ODA的分配行為不具實質的影響力,因為從本章的各項數據中顯示,日本ODA的分配和實施,可以說維持了一個相當穩定的型態,除了特定時期基於冷戰的考慮,所提供的戰 略援助之外,可以說並未因為他國的要請和壓力而改變ODA的分配和實施。第四章即針對日本ODA的決策,在分權式決策體制的架構下所產生的現象作一番探討。由於日本ODA的決策和實施並無專責及統一事權的專門機構,四省廳協議體制使得主管經濟事務的省廳因為掌控ODA事業的專業技能及專門人才及預算的權力,因而在協議決策時享有較大的發言權,外務省在這方面則相對的弱勢;此外,主管經濟事務的省廳因為背後都有國內利益團體和選民選票的支持與壓力,所以在協議決策時也比外務省的表現更強勢。本章更深入分析主管經濟事務的省廳如何在(amakudari;中文謂空降部隊)的制度下,和日本企業間緊密的連結(linkage),說明日本政府部門和民間企業部門能夠如膂使臂,維持如此融洽何作關係的原因。冷戰結束之後,國際體系對日本國家行為的限制和影響已產生改變,日本未來將如何扮演其和平經濟大國的角色呢?作為日本重要外交政策工具的ODA,面臨新的國際情勢應該如何體現日本政府的政策理念呢?第四章的第四節將綜合整理日本文獻的討論,試圖拼湊刻正浮現中的日本援外理念,以期瞭解未來日本援外政策的發展方向。最後第五章結論的部份,作者認為來自國際層次的外壓因素,對日本ODA政策行為的影響,遠不如來自國內層次的自利因素。

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羅斯是一個典型封閉式的內陸國家，擁有自己的歷史與文化，然而缺乏對外關係的經營與維持。身為一個橫跨歐亞兩洲地區的王國，本身即有充沛的發展潛力得以發展為一個龐大帝國。在彼得大帝正式成為俄羅斯沙皇之後，藉著大使團遊歐之行，並發起諸多層幅深遠的國內改革，最終成功使國家步入西方化，在十八世紀初期躋身歐洲列強之一，為俄國往後的發展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十八世紀末期是另一段俄羅斯帝國光輝的國家發展史，彼得大帝與凱薩琳大帝統治時期之間，俄羅斯經歷了一段三十餘年的中衰時期，羅曼諾夫王朝子嗣在此時期中斷。凱薩琳大帝繼任俄國沙皇後，將俄羅斯國土面積向西與向南繼續推進，兼併鄰國並在對外戰爭中多次獲得勝利。除了顯赫的領土擴張成果，這位開明君主採取了成功的外交模式而促成國家強權的興起，是俄國歷史上具有承先啟後地位的一位女皇。 　　綜觀俄羅斯歷史，在羅曼諾夫王朝的沙皇當中，只有彼得一世與凱薩琳二世被賦以「大帝」美名，主因是兩位沙皇任內對國家領土大幅擴張，以及提升國際地位能見度的努力與成果。本文除了著重於對兩位君王的分別介紹之外，在沙皇的生長背景與人格特質、國內改革因素探討、國際局勢與對外關係途徑、及領土擴張成果等層面皆做出比較研究，並以研究結果具體總結彼得大帝與凱薩琳大帝的功業，以及留予後世的傳承。 / Russia was an inner-continental country before Peter I’s reign. With its own history and culture context, the empire lacked both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external relations. From 1689, Peter the Great was formally on the throne, soon he started to westernize his fatherland by any means, and attained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e beginning of 18th century. It wasn’t until the reign of Catherine the Great in the mid-1700s that Russia was finally able to inaugurate a new policy of Russian southward expansion directly targeting Crimea. Russo-Turkish wars for twice,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for three times boosted her fame while in reign. The empress also adopted the rule of Enlightenment from France as her main characteristic in domination. This thesis gives a thoroughly introduction to Peter the Great and Catherine the Great as its first part; in the second, there is one comparative study targeting to several fields- from background and personal traits, internal reform,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external relation, to territorial expansion. In sum, what matters are what the Tsars achieved during their regimes respectively, and what they left for posterity.

1970年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外交關係的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80年代末至今，中華民國對外關係雖逐步開展，但對外正式官方外交關係仍有其局限。究其原因是國際環境、我國國力、中共對臺政策、大陸政策及外交政策整體互動的產物。其中中共對臺政策、大陸政策、外交政策三角互動關係更是影響中華民國對外關係的主變數。是故，本文的主旨除了希望了解中華民國對外關係面臨困境的主要原因，更重要是在探討中共對臺政策、大陸政策、外交政策三角互動關係下，我對外關係的情況，並在此三角關係中找一個適當的平衡點，使臺海兩岸間的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能在良性循環下開展。 　　本文大架構主要是根據系統理論，來研究影響中華民國對外關係的變數。以歷史研究法來探討中共對臺政策、大陸政策、外交政策三角互動關係。以決策分析法討論影響中華民國外交政策的因素。此外，本文著重於政府或官方立場為立論基點。對外關係的範圍主要限定在官方及半官方層次內，並以政治關係為討論的重點。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敘述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方法與論文架構以及資料來源與研究限制。第二章討論影響對外關係的環境因素，包括國內環境、國際環境以及中共對臺政策。第三章探討影響對外關係的另兩個主變數：中華民國大陸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第四章敘述大陸政策、外交政策與中共對臺政策間的互動關係，以及三者彼此互動下對外關係的理論情況。第五章分析大陸政策、外交政策與中共對臺政策互動下，對外關係的實際成果與局限。第六章則總結本章主要論點，回答本文欲釐清的問題，並提出解決對外困境的適當方案。 　　本文研究發現，影響1988年後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的主變數，仍以中共對臺政策最為重要。然而在中共對臺政策很難自發性轉變的情況下，運用其他重要變數，將是改善我對外關係的不二法門。此外，外交政策是大陸政策的實際反映，兩者最重要的目標是尋求在兩岸或國際關係上與中共平起平坐。大陸政策與中共對臺政策間的政治性互動，是停留在各持己見與各說各話的階段。中共對臺政策與外交政策的互動關係，只能處於對立與矛盾的關係上。是故，在大陸政策、外交政策與中共對臺政策互動下，我對外關係的情況是，中華民國尋求在國際間與中共對等。中共極力在國際間矮化中華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