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理權具有包括性，且本人對法定代理人並無控制能力，則如何避免法定代理人背離立法目的—保護未成年人之利益，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而代理未成年人為損害未成年人利益之行為，乃成為一大問題。我國舊法中，除第一百零六條外，欠缺限制法定代理權之規範，實務適用上遂產生許多爭議、疑問。
民國96年5月23日，立法者參考日本立法例，於民法新訂第一千零八十六條第二項「父母之行為與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相反，依法不得代理時，法院得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子女選任特別代理人。」，希望透過該條文解決舊法實務之問題。然而在我國條文與日本條文用語有所不同下，我國法是否可如日本法中的利益相反行為制度，發揮一、處理禁止自己代理、雙方代理規定之衍生問題，及二、作為限制法定代理權之上位規範，此二功能，乃是存有爭議的。另外，日本法之利益相反行為制度亦存在許多問題，如：特別代理人制度效果不彰、形式判斷說易於規避、實質判斷說欠缺明確標準等，我國新法是否應全盤引進，乃值得再商榷。
最後，本文結論是反對新法條文和日本法為相同之擴張解釋，並對舊法實務之問題，提出類推適用第一百零七條之看法，希望可以藉此減輕舊法實務所產生之爭議。
|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CHENGCHI/G0093651017 |
| Creators | 陳中順 |
| Publisher | 國立政治大學 |
| Source Set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 Language | 中文 |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 Type | text |
| Rights |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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