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行为一直伴随人类活动。翻译理论却往往是“一堆意见”。翻译操控论正是这样一个值得争论的命题。
本文以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和史学转向为背景，以赫曼斯的翻译操控论为理论架构，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作用，以便于理解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作用或操控行为。
本文拾起严复和鲁迅的老话题，是希望每次阅读都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历史主义的关怀和方法，以便在现在和历史的对话中加深对过去的理解，从中演绎出新意，进而服务于将来。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和鲁迅实施两种截然 不同的翻译操控。本文通过具体的文本比对和译界传统的追溯研究，解读多元因素作用下的翻译实践，回答了前人(例如梁实秋)尚未解决的鲁迅硬译的缘由，贯穿了翻译的操控历史和历史在操控中进化的主题，同时也疏理了操控阵营的理论要点。赫曼斯所代表的操控学派缘起于具有激进倾向的因素作用研究，同时又强调中立描述的稳健立场。这为该派开展翻译规范研究和尝试普遍适用的理论假设提供了转机。鉴于意识形态缺乏恒定值，造成特殊性的普遍存在和普遍性的假想性质，操控学派中的因素论锐气渐弱，规范研究却力度渐强。籍此，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积极的论证。一、意识形态有若干特征，其关键特征是一时之态。理解意识形态的这种动态变化有利于减少意识形态的一时失态，促进意识形态的相互宽容和相互借鉴。二、本文将翻译操控论施诸严复和鲁迅的个案，界定了“信、达、雅”的“游移性、不确 定性、隐喻性、延异性”，从而揭示了“信、达、雅”变量的可选性、指导翻译实践的方向性和译者自主把握尺度的灵活性。三、在翻译操控论形成之前就有翻译的操控实践。只是在翻译中，操控乏力有碍交流，操控过度就超出了翻译范畴，操控适当才能有利于思想交流。本文指出，译员不操控等于不作为，不利于文本的认知、解读和阐释。查翻译操控论的未来走向，规范研究将促使翻译操控论转变激进立场，或者至少可以由规范研究来把握操控的信度和效度。
|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ln.edu.hk/oai:commons.ln.edu.hk:tran_etd-1006 |
| Date | 13 December 2006 |
| Creators | MU, Fengliang |
| Publisher |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 Source Sets | Lingnan University |
| Language | Chinese |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 Type | text |
| Format | application/pdf |
| Source | Theses & Dissert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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