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探討《三經新義》與王安石新學的交互關係。《三經新義》是王安石思想成為官方學術的重要著作。王安石思想的發展脈絡，一方面受到官方「追求治道」的理念，另一方面受到中唐以來議論解經的風氣，對於經書的解釋不侷限在《五經正義》。王安石思想的形成，起於議論解經、好談性命之學，而後撰寫《三經新義》作為官方文本，教導士大夫明瞭經義，推行治道。晚年強調透過字的拆解，即能明瞭經典的義理，將訓詁與義理結合。《三經新義》並非是完全自出新解，注解時以己意為取捨，將自己的注解提升到漢、唐舊注的地位，不像《五經正義》一般，大體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但《詩經新義》大量遵循《詩序》的說解來闡揚《詩經》的義理，因《詩序》本身就闡發義理。「分文析義」強調透過對字形的拆解組合來說解文字，以探求其中的經義，在《周禮新義》中較為常見，《詩經新義》與《尚書新義》卻未發展起來，不能成為一種主要的解經方式，到王安石晚年所編定的《字說》才算完成。王安石主張「以禮會通三經」，藉由「禮」來溝通內聖與外王之道，以此開出王安石新學的理論架構。《三經新義》雖仍沿之前王安石學術「性命」之學的討論，但因王安石此時以外王事業的新政為重，故對內聖的性命之學，重視度下降。《三經新義》所表現的「性」，應是趨向於無善無惡，如此才容易開出「禮樂教化」的正當性。該書所展現的君臣之道，賦予君權不少合理性，故為執政者所喜。政事與刑罰為推行治道所必要，雖符合經義的說解，但也因此遭受流於法家的評斷。《三經新義》是王安石新政所頒行，帶有少量王安石推行新政的見解，對王安石後學推行新政有指導作用。王安石新學的成立，則與《三經新義》與《字說》緊密聯繫。王安石新學利用科舉與太學，使其在北宋達到頂峰。爾後蔡京與王黼的新政遭受批評，科舉與太學的改制，使得《三經新義》在南宋不再刊刻，王安石新學逐漸趨向凋亡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