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東亞無疑地是一塊讓研究者目眩神迷的地方：一方面有著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經濟發展成績；另一方面，卻又在冷戰結束後興起另一波的區域危機暗流，一九九四年北韓核子危機、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一九九八年北韓大浦洞飛彈引爆的日本安保效應、乃至二○○○年台灣總統選舉風雲與南北韓高峰會、加上美國在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後即將在東亞及世界推動的「反恐」所產生的未知效應，都在再地反應此一區域對安全機制的迫切需要。 　　最常被提及的安全機制，就是不斷被討論的「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或是延伸的概念「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Confidence-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CSBMs)，但是東亞現狀仍為冷戰對峙氣氛所籠罩，安全機制乏善可陳，在南海問題方面，各國仍以擱置暫代安全機制的建立；中共在台海危機中的態度更證明了信心建立措施主張的無力。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朝鮮半島與中亞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積極地扮演負責任的區域大國的任務，試圖在亞洲大陸中佔一個關鍵的地位，並以此外拒其它勢力染指此一區域。更為明顯的是，在東亞安全局勢的變化中，朝鮮問題與台海問題是最可能的爆發點，而其中共同的關鍵即是作為新興列強的中國大陸了，中共無疑是東亞地區關鍵的外交行為者，中共在區域安全事務上的矛盾性與特殊地位正給研究者一個重新檢視安全機制理論的良好例證。 　　也因此本論文的重點即是重新評價與建構安全機制理論，分成兩大部分，第一是從理論的角度批判與補強信心建立措施，主要是由新現實主義的體系理論觀點批判信心建立措施的自成性與先驗性 ，另一方面也從建構主義 (construcivism)與國際建制理論(internaional regimes theory)的最新發展擷取靈感，補足其在方法論與分析架構的不足。就東亞安全的環境而言，「政治安全」的優先地位必須被特別加以考量，一方面是因為東亞國家在主觀意識上仍以國家利益的考量為依歸(就中共而言是「新安全觀」)，另一方面，政治安全上的互信與互賴在被充分滿足的情形下，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等等次領域建制化的合作才能依次建立。 　　另一個重點則是由實際的例證出發，分析中共在東亞安全的角色與作為，就同樣的理論基礎而言，中共也同樣地受主觀意願與客觀體系所制約，究竟何種因素推動中共的安全作為？其與體系成員的互動為何？又未來的安全架構如何建立？筆者認為東亞並非缺乏多邊安全建制的主張，而是缺乏如何建構安全機制的階段性手段，中共周邊安全機制發展成功與失敗的例子，都足以凸顯何種因素對於建構區域安全機制是最重要的，在朝鮮半島，大國的互動促成了兩韓和解與「四方會談」體制的實現，但也因為大國間的互信基礎在國內因素轉變下瓦解，而導致和解遲滯不前；在東協與東協區域論壇的發展上，雖然取得相當好的建制化成果，但在處理南海問題上，仍因區域論壇缺乏大國的積極參與而沒有任何突破性的進展；「上海合作組織」的出現顯示中共的確願意發展區域多邊安全機制，但這個機制的成員與目標則必須符合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的考量。 　　因此，本文提出一個東亞「信心暨安全建立機制」的基本架構，第一個部分，這個機制在研究途徑上，除了新自由主義的方法與工具外，同時必須包含新現實主義的體系觀，也就是國家行為的產出包含主客觀因素的「體系十國家利益」的綜合考量（以中共而言，就是「大國外交」＋「新安全觀」）；第二個部分，釐清安全機制的發展階段概念，提出「東亞安全的發展光譜」，尤其著重「政治CBMs」的重要性。第三個部分，配合「東亞安全發展光譜」，與各吹區域建制水準與信心水準的觀察，可以得出一個東亞「信安機制」發展階段的客觀評估。最後，本文整理出一個東亞「信安機制」成立的十一個要件，作為本文對於「何謂東亞安全機制」與「東亞安全機制如何運作」這兩個核心問題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