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作為專門之學，自東漢至隋均有注解，至唐顏師古為之作注，諸家之解釋盡歸於一，顏《注》之地位自此歷久不衰。清代「漢學」大興，清惠棟以來，諸儒均不滿意顏《注》，遂相繼而起，匡正與訂補之，重新注釋成《漢書補注》一百卷。本文欲以此脈絡作為清代《漢書》學之切入點，觀察清儒在「漢學」思潮影響下，如何解決《漢書》的詮釋問題，並回應《漢書》學史。 清代《漢書》學之核心，厥在於「匡正顏《注》」，以訓詁作為解釋《漢書》之基礎，依循舊注之說，廣採先秦兩漢群書中之古訓加以疏通證明，利用完整的史學研究方法，注重《漢書》典章制度、史事探佚方面的考察，從訓詁及於制度，突破顏《注》之限制而超越之。從研究歷程上而言，何焯、陳景雲、齊召南等人校訂《漢書》板本，惠棟促成轉向，乾嘉諸儒如錢大昕、錢大昭、沈欽韓等推進研究，周壽昌、王先謙等補充、整理前人之說，總結一代《漢書》之學，次序井然，脈絡連貫。 清儒重新注釋《漢書》之脈絡非僅突破顏《注》，更在板本、校勘、訓詁、制度等各方面對《漢書》進行全面的整理、檢討與總結，以回應《漢書》學史，亦開啟民國以來漢史的研究。要言之，清人治《漢書》學，是在「漢學」思潮的學術背景下，對《漢書》進行的考索與整理。同時，與清儒撰述諸經新疏有異曲同工之妙，反映了「漢學」解釋典範由經學擴展至史學的歷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