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從「人」與「制度」這兩個政治學研究中至為核心的概念出發，比較葉適與荻生徂徠的政治思想之特質，說明葉適與荻生徂徠如何在「政治優位性」的實學思維之下，賦予傳統儒學不同於主流的解釋與詮釋。 本論文在第一章指出，過去千年來儒家一直是以「道德政治論」作為解釋儒家經典的基礎，並且在儒家內部形成主流。然而，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這種情況似乎有所轉變，事功學派的興起，意味道德政治論已無法對面當前的社會政治問題提供解釋。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本來是道德與事功兼而有之者，但到了南宋卻出現特別強調事功，尤對道德心性之學不滿意，可見儒學發展到南宋，已有過度傾斜心性之學之虞，以致於事功學派必須起而反對。另外，儒學東傳日本之後，在近世日本所興起的儒學風潮也不容忽視。朱子學成為官學，其他學派紛紛成立，各自發展不同的觀點，並結合其時代背景，與日本風土民情、武士道精神，與民間信仰等，形成具日本特色的儒學。其中，古文辭學派學者荻生徂徠的思想，與南宋葉適極為神似，兩人的時代相隔五百年，互不相聞，時空背景差異極大，但思想的本質與內容頗為相通，本論文認為思想源頭可能可以追溯至先秦時代的荀子，因此在第二章第三節有所探討。 本論文第二章指出，儒家的道德政治論以人為中心、以道德化為導向、以正己正人為中心的道德優先論。這種道德政治理論認為，「道德領域」的自主性，是政治實踐的前提，政治領域的運作有賴道德領域的自發自主。準此而言，道德是體，政治是用。政治領域本身缺乏自我運作的輯邏，完全視乎道德主體的作用。這一套理論發展至宋代，在朱熹以理學為中心所建構的「德教政治論」達到發展的高峰。然後，作為反朱子學的永嘉事功學派學者葉適異軍突起，形成與朱熹、陸九淵在南宋儒學界鼎足而立的局面。葉適藉著反朱子學，將道德領域與政治領域的先後順序顛倒過來，強調政治制度有其自我獨立運作的邏輯，不僅不需道德主體的擴充與指揮，反而認為人要在禮樂的浸潤之下才能成就其德。與葉適相較，荻生徂徠走得更遠，他完全將政治領域與道德領域區隔，認為政治領域代表公的領域，道德領域是私人領域，所以政治領域與道德領域毫不相干，將道德置於政治之外是荻生徂徠解釋儒家經典的特色之一，所以他的思想被稱為政治優位性思想，我們認為這種思想的興起，與孟子「正君心」論在「尊君卑臣」的政治體制下有其難以實現的問題有關。因此，政治優位性思想的特質往往表現為道德主體性的揚棄，並強調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本論文在第三章探討永嘉學派與徂徠學派的事功思想及其特質。首先追溯永嘉學派事功思想的淵源，然後分析該派事功思想的特點。接著，探討荻生徂徠的事功學說及其特質，因荻生徂徠是徂徠學派的開山祖，後來其弟子太宰春台等人對其事功思想有進一步的發揮，所以本章亦探討太宰春台等人的思想，以與永嘉學派作一比照。 本論文第四章針對「人」與「制度」這個主題作詳細的討論。以「道」作為本章討論的切入點。在葉適與荻生徂徠的思想中，「道」是作為聯繫「人」與「制度」的紐帶。聖人制作了道，道就是規範一般人行為的禮樂制度。因此，禮樂制度皆出自聖人的制作，人類文化亦由此而生，因此，人類文化也是聖人所造成的，而不是經年累月的積聚生成的。本章第三節討論政治優位性思維下的理想人格，我們比較了葉適與荻生徂徠的聖人觀。第四節則以《論語》「克己復禮」章為例，探討道德優先論與政治優位性對恃中所展現的經典詮釋的特色。《論語》中的「仁」與「禮」，亦即「人」與「制度」，我們看到傳統以「仁」做為道體主體性的解釋，經葉適與荻生徂徠的政治性解讀的轉換之後，整章的意思為之大翻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