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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近世政治思想中的人與制度:葉適與荻生徂徠的比較袁永祥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旨在從「人」與「制度」這兩個政治學研究中至為核心的概念出發,比較葉適與荻生徂徠的政治思想之特質,說明葉適與荻生徂徠如何在「政治優位性」的實學思維之下,賦予傳統儒學不同於主流的解釋與詮釋。
本論文在第一章指出,過去千年來儒家一直是以「道德政治論」作為解釋儒家經典的基礎,並且在儒家內部形成主流。然而,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這種情況似乎有所轉變,事功學派的興起,意味道德政治論已無法對面當前的社會政治問題提供解釋。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本來是道德與事功兼而有之者,但到了南宋卻出現特別強調事功,尤對道德心性之學不滿意,可見儒學發展到南宋,已有過度傾斜心性之學之虞,以致於事功學派必須起而反對。另外,儒學東傳日本之後,在近世日本所興起的儒學風潮也不容忽視。朱子學成為官學,其他學派紛紛成立,各自發展不同的觀點,並結合其時代背景,與日本風土民情、武士道精神,與民間信仰等,形成具日本特色的儒學。其中,古文辭學派學者荻生徂徠的思想,與南宋葉適極為神似,兩人的時代相隔五百年,互不相聞,時空背景差異極大,但思想的本質與內容頗為相通,本論文認為思想源頭可能可以追溯至先秦時代的荀子,因此在第二章第三節有所探討。
本論文第二章指出,儒家的道德政治論以人為中心、以道德化為導向、以正己正人為中心的道德優先論。這種道德政治理論認為,「道德領域」的自主性,是政治實踐的前提,政治領域的運作有賴道德領域的自發自主。準此而言,道德是體,政治是用。政治領域本身缺乏自我運作的輯邏,完全視乎道德主體的作用。這一套理論發展至宋代,在朱熹以理學為中心所建構的「德教政治論」達到發展的高峰。然後,作為反朱子學的永嘉事功學派學者葉適異軍突起,形成與朱熹、陸九淵在南宋儒學界鼎足而立的局面。葉適藉著反朱子學,將道德領域與政治領域的先後順序顛倒過來,強調政治制度有其自我獨立運作的邏輯,不僅不需道德主體的擴充與指揮,反而認為人要在禮樂的浸潤之下才能成就其德。與葉適相較,荻生徂徠走得更遠,他完全將政治領域與道德領域區隔,認為政治領域代表公的領域,道德領域是私人領域,所以政治領域與道德領域毫不相干,將道德置於政治之外是荻生徂徠解釋儒家經典的特色之一,所以他的思想被稱為政治優位性思想,我們認為這種思想的興起,與孟子「正君心」論在「尊君卑臣」的政治體制下有其難以實現的問題有關。因此,政治優位性思想的特質往往表現為道德主體性的揚棄,並強調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本論文在第三章探討永嘉學派與徂徠學派的事功思想及其特質。首先追溯永嘉學派事功思想的淵源,然後分析該派事功思想的特點。接著,探討荻生徂徠的事功學說及其特質,因荻生徂徠是徂徠學派的開山祖,後來其弟子太宰春台等人對其事功思想有進一步的發揮,所以本章亦探討太宰春台等人的思想,以與永嘉學派作一比照。
本論文第四章針對「人」與「制度」這個主題作詳細的討論。以「道」作為本章討論的切入點。在葉適與荻生徂徠的思想中,「道」是作為聯繫「人」與「制度」的紐帶。聖人制作了道,道就是規範一般人行為的禮樂制度。因此,禮樂制度皆出自聖人的制作,人類文化亦由此而生,因此,人類文化也是聖人所造成的,而不是經年累月的積聚生成的。本章第三節討論政治優位性思維下的理想人格,我們比較了葉適與荻生徂徠的聖人觀。第四節則以《論語》「克己復禮」章為例,探討道德優先論與政治優位性對恃中所展現的經典詮釋的特色。《論語》中的「仁」與「禮」,亦即「人」與「制度」,我們看到傳統以「仁」做為道體主體性的解釋,經葉適與荻生徂徠的政治性解讀的轉換之後,整章的意思為之大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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