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之研究問題在於瞭解：１、現行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政策之執行情形為何﹖２、如果政策執行情況良好，為何會發生犀牛角事件﹖３、存在於個案之間的關係，例如政策內容、執行體系、第三部門、標的團體，甚至我國與國際間的互動情況為何﹖４、取締持有犀牛角是否為政策執行的主要目標﹖如果不是的話，那麼，真正的政策目標為何及如何落實野生動物保育政策﹖５、事件之後的政策執行幅度及所造成的政策變遷為何﹖ 　　為了對上述之研究問題能有充分的瞭解及論述，本文首先整理政策執行文獻所有的研究變數，並歸納為政策內容、執行主體、標的團體、及環境因素等四項；此外另從環境變項中提出第三部門（本文乃專指以保育為主要議題之國內外保育團體或基金會）加入政策關係人間的互動。 　　最後，為求建立一個解釋性較廣的分析架構，乃融合了林水波等三位教授之「強化執行力」模式，亞歷山大(Alexander)之「政策─方案─執行過程」(PPIP)模式，以及保羅、伯曼(Paul Berman)之「總體個體」執行模式，成為本文之分析架構。並且，基於此一架構，顯示了本文與其他碩士論文不同之特點，包括：１、注重內外環境的剌激。２、提昇第三部門的執行地位。３、兼論總體及個體執行。４、蘊含對結果的評估及政策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