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由對象徵資源分配的匯率制度分析，找出國內資本的累積進程及匯率制度在戰後台灣經灣發展的重要性。 台灣的匯率制度不僅象徵戰後初期與大陸經濟的合分關係，其轉折變化一直牽繫著台灣對外貿易與國內資本的累積。自二次大戰之後，台灣與日本殖民經濟的分工關係，由中國大陸所取代。雖然台灣與大陸的貨幣制度有別，但透過匯兌關係，卻始終擔負著中國內地的惡性通貨膨脹。其轉變關鍵來自韓戰的爆發，使台灣迅速地被納入冷戰體系的共產勢力防衛戰略中。匯率制度則在此脈絡下，捲入國際政經舞臺。 此後，匯率即在美國與政府的政經考量互動下，依循變化。戰後台灣即透過匯率的「價格－成本」機能來主導國內資本的累積。而1958年的外匯改革在制度上提供匯率變化的關鍵，其特點在於由多元複式轉為單一，進出口經濟的政策變化亦於此時成形。 1958年11月的匯率改革，其目標雖在建立「單一匯率」的目標，但能否如願而不致引發其它不利效果，實有賴其它條件的密切配合，財政與國際收支的平衡即為要因。除此之外，建立資本市場，積極改善投資環境以引導救資從事生產事業，單一匯率始有實現的可能。總的來說，外匯改革成敗關鍵所在，是財經秩序正常化的起點。 外匯改革方案實施之後，首先是公民營事業貸款升值所增負擔，逼使公營事業帶動物價的上揚，進口原料的價格亦同時大幅增加。在此過程中，進口貨品雖視結匯證價格不同而高低不等，但皆在36.38元以上，除了進口關稅提高兩成外，貿易商申請進口外匯時須繳全部價款，利息付擔加重，美援進口貨品以及工業原料匯率亦由24.78提高至36.38元。在進口成本負擔加重的情況下，貸款的分配與外銷保留外匯的比率則成為財富重分配的重要指標，國內資本則在此脈絡下，依循變化。 除此之外，美國在尋求其私人資本輸出的前提下，以貸款為誘因，力促國府制訂政策，在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之餘，並以出口為導向，將國內資本轉引國際市場，作為進一步累積的基礎。 換句話說，經由美國對國府經濟決策的影響，促使出口政策確立的同時，台灣單一匯率因有美國貸款作為後盾，使有繼續穩定的可能。另一方面，國府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戒嚴體系國家權力處處顯見，單一匯率在此構造下，未必代表開放體制的醞釀，應僅可視為在冷戰體系下的自然歸結。但國內資本因應匯率制度的變遷，由島內市場轉為以國際市場做為資本累積的基礎的同時，正逐步深化與國際經濟連結，這對當今台灣經濟發展時有密切的關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