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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正處於曖昧而又多音繽紛的過渡狀態，在政治、文化與社會心理方面皆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其劇烈的程度猶如分娩時的陣痛；國家型態的轉型是漸進而複雜的過程，晚清的維新變法吸收日本維新經驗，在國體型態上對於「新」與「變」的共同追求與想像，以及彼時代知識分子所擁有的「直進式」時間觀，已成為新時代對國族想像的共同基礎，並主導了往後中國文化、政治與社會話語的思路走向。 在文學社團流派的聚合現象上，文學研究會主張嚴肅的啟蒙現代性，而成立於日本的創造社則舉起「為藝術而藝術」的大旗，以異軍突起之姿站上了中國現代文壇，開啟了審美現代性的道路，為現代文學開拓出更多元多音的話語空間。由於前期創造社成員幾乎全數均為赴日留學的留學生，在共同的留學經驗與知識背景之下，均不約而同地呈現出「留學生小說」的書寫主題，以及孤苦無依的「零餘者」形象，這種「自我」的書寫思維常以個體的身體經驗與生命處境作為書寫主題，一方面承接了五四文學立足於情慾自主，強調人性張揚的精神基調，一方面也展現出詹明信所言「國族寓言」的政治語境，與時代議題的承擔意識。 　　後期創造社所標張的革命文學，明確區分了「資產階級時代」的逝去與「無產階級時代」的實現；在表層話語上，革命文學大力批判五四的資產階級啟蒙性質，但在話語策略的潛意識層面裡，革命文學卻又不自覺地繼承了五四的革命意識，並將晚清以來的啟蒙現代性與革命論述策略發揮到極致。在實際的文學創作中，部分作家仍舊有意無意地承接了前期創造社小說的頹美風格與情慾書寫，這種承繼與轉變顯現於蔣光慈、葉靈鳳、陶晶孫、倪貽德、周全平等後期創造社小說家筆下，顯示出革命文學的雙重性格。 晚清以來的啟蒙話語，使文學具備嶄新的時代承擔意識，作家透過小說中的生命書寫與身體經驗，塑造出具有時代共享性質的國族想像，使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現代文學具有強烈的寓言性質，並回歸匯流到具體時代的政治語境。在創造社小說家的筆下，我們得以窺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對家國時代的深切關懷，以及自身生存境遇與國族命運的寓言式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