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所施行之地籍管理（土地登記）制度，曾數度更迭；其關於物權變動之效力，自一九二三年日本民法施行後至台灣光復止，係採意思生效主義，土地登記制度係採任意登記，僅為對抗第三人要件（契據登記制）。然台灣光復後，有關土地登記制度自應改為適用我國土地法制。我國物權變動係採登記生效主義，土地登記制度係強制登記。 於台灣在日治時與光復後不同土地登記制度之情形下，其制度銜接之實情如何？乃為本文論敘之重心。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在台灣光復初期，對於台灣土地法制之銜接，係以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工作為之，並將其視為依我國土地法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土地總登記）。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為辦理土地權利憑證繳驗時，使台灣人民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有所依循，曾於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五日發布所有土地權利人應依限向所在地土地整理處申報登記公告，規定：自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起至同年五月二十日止，在此一個月期限內，無論公有、私有土地，凡已取得關係土地上各種權利之團體或個人，各應填妥申報書，並檢齊有關土地權利憑證，持向土地所在地土地整理處申報。此外，並於嗣後發布初期清理地籍實施要點、台灣初期清理地籍圖籍檢查收件審查須知等主要行政命令及下達許多補充性之職權命令。 事實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依前揭等行政命令，所辦理之地籍清理，係違反當時土地法相關之規定。因此，當地政署察覺時，旋即代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要求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應先將冊籍之整理與抽查、土地權利之清理及土地總登記等三項業務，擬定辦法送地政署或呈行政院核定後，才可實施。嗣後，行政院纔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日發布台灣地籍釐整辦法，用以作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辦理台灣地籍整理之依據。然本辦法並未對辦理土地權利憑證繳驗之程序、期限、應繳附憑證種類等實體事宜，有所規範。是故，行政院另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七八○次會議通過台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台灣行政長官署隨即於同年五月二日發布施行。值得注意者是，在該辦法發布施行時，台灣地區有關自然人權利憑證繳驗，審查工作已告完畢，部分縣市正進行至土地權利公告接近完成之階段；且亦有部分縣市，已完成登記工作。 又，由於台灣光復初始，接收工作及有關日常行政工作，相當繁重，並由於大陸國共內戰方織，在物資及人力上都相當吃緊，因此不論大陸或台灣地區，時局均處於動盪狀態，也因此無法如承平時期，於充分準備後，再行開辦土地權利憑證繳驗。事實上，政府在開辦前，對台灣既有之土地登記制度及物權變動法制未曾有深入瞭解，致未針對大陸與台灣土地登記制度及不動產物權之不同處，在辦理權利憑證繳驗時，制定過渡辦法，以資銜接；開辦時，又有人員素質不足、語文隔閡、法令不完備及法令變動太快等問題。在前敘情形下，勉強辦理之結果，造成土地登記總簿之記載相當紊亂，有以日治時期□耕權及賃借權等非我國法定物權為登記者，亦有將不合我國法律規定之權利主體予以登記者，如祭祀公業、神明會、會社、財團及組合等，甚至有將台灣總督府登記為權利主體之情形產生；又，對於登記名義人之住址，亦有未記載或記載不全等情形。此外，更有將台灣人民私有土地所有權收歸國有之情形發生。也因此，有關土地權利憑證繳驗衍生之爭議，於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完成後，不斷在行政部門及法院浮現；甚至許多爭議延宕至今日，仍無法解決。 總之，政府於光復初期所辦理之土地權利憑證繳驗，雖釐正台灣地區之產權，並確立我國於台灣地籍管理（土地登記）之制度；但相反地，由於如上所敘因素之影響，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工作之結果，進而對某些日治時期擁有土地財產權之台灣人民，造成不當之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