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根據1950年代的紡織政策，從美援的運用、全面管制、放寬管制、再度管制、推廣外銷等這些過程中，似乎可發現政府政策配合現實情況發展紡織業，而不具整體計畫性。 也就是說，政府因為美援解決台灣紡織原料的問題而確定對紡織業的扶植；而為了解決紡織業的資金與原料問題，採取代紡代織的管制方式，但卻造成價格上的無法控制，於是政府再進一步介入銷售管制；儘管加入層層的管制，但卻沒有真的解決紡織業的價格問題。甚至到了1953年政府判斷台灣紡織品已有基本的自足能力，因而逐步放寬管制，但卻無法解決放寬後的產銷問題，因而開始規劃外銷政策，但事實上台灣紡織品在當時尚不具競爭性，僅能仰賴政府的補助才能勉強外銷。爾後，更因為棉紗價格的不穩定問題，在1955年再度的採取配紗的方式，不過政府再度的配紗政策也並未使棉紗分配產生均衡，反到因為標準過高、產量大增，而導致滯銷的下場。 根據這樣的回顧，1950年代政府紡織政策的許多偶然性，表現出政府因應現實需要採取紡織相關政策，也就是說政府對於紡織政策一開始並非具有整套的計畫；也令人反思過去一直以來官方對於台灣經濟的描述。 一直以來，對於台灣紡織業的描述，著重於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到創滙的歷程中財經官僚的先見政策，因其採取整套計畫才使得紡織業得以成功。但是從事實上的觀察，除了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到創匯的歷程，這樣的敘述方式是因為後設的見解所加諸的之外，政府對於紡織政策一開始並非具有整套的計畫而僅是對現實狀況的回應。反就1950年代紡織政策的發展歷程，許多的偶然性與不成功的試驗，明顯的透露出對財經官僚神話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