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探討台灣紡織業向為我國的重要產業，四十年代為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及創造國民就業，六十年代成為創造台灣業的關鍵產業外匯收入之首要產業，然在1980年代後淪為夕陽產業，現今台灣紡織業倚靠非凡的創新研發技術，不斷研發出嶄新的機能性布料，已成為許多國際品牌不可或缺的供應夥伴，台灣紡織業是如何面對環境變遷的挑戰與經營策略。另外，本研究運用質化的個案研究法，研究個案公司在紡織業最困境的2006年環境下創立公司，並且能夠在整個紡織品最競爭對手中國大陸和韓國環境威脅下，個案公司運用了許多策略作因應，創立僅10年紡織專業貿易公司，為因應品牌客戶需求，遂轉型提供運動服飾品牌商整體解決方案：從紗線、布料創新研發、至發包生產製照之全方位服務（full package services）經營模式。公司能年年營收以20%成長，淨利每年以約15%成長，本研究針對個案公司成功經營策略整理如下： 一、 經營管理：客戶導向、品質為核心價值，串聯上下游快速的開發與生產供應鏈。 二、 創新研發能力：研發環保新素材，成立功能性布膜塗布製成及塗佈材料研發中心。 三、 生產流程管理：擴建海外據點，客製化教育推廣模式，市場導入計畫。 四、 市場開發：海外重要市場聘有顧問及代理，國際客戶之間的關係，也從供應商以買家，進展到策略夥伴關係。 五、 品牌建立：推動自由產品標章。 六、 產業/策略聯盟：共同開發胚布，提供良好的染整及潑水技術製作功能性布料，防水透濕技術，串聯上下游供應鏈共同創新研發。 七、 經濟規模:主要出口市場是歐洲與美國。

摘 要 根據1950年代的紡織政策，從美援的運用、全面管制、放寬管制、再度管制、推廣外銷等這些過程中，似乎可發現政府政策配合現實情況發展紡織業，而不具整體計畫性。 也就是說，政府因為美援解決台灣紡織原料的問題而確定對紡織業的扶植；而為了解決紡織業的資金與原料問題，採取代紡代織的管制方式，但卻造成價格上的無法控制，於是政府再進一步介入銷售管制；儘管加入層層的管制，但卻沒有真的解決紡織業的價格問題。甚至到了1953年政府判斷台灣紡織品已有基本的自足能力，因而逐步放寬管制，但卻無法解決放寬後的產銷問題，因而開始規劃外銷政策，但事實上台灣紡織品在當時尚不具競爭性，僅能仰賴政府的補助才能勉強外銷。爾後，更因為棉紗價格的不穩定問題，在1955年再度的採取配紗的方式，不過政府再度的配紗政策也並未使棉紗分配產生均衡，反到因為標準過高、產量大增，而導致滯銷的下場。 根據這樣的回顧，1950年代政府紡織政策的許多偶然性，表現出政府因應現實需要採取紡織相關政策，也就是說政府對於紡織政策一開始並非具有整套的計畫；也令人反思過去一直以來官方對於台灣經濟的描述。 一直以來，對於台灣紡織業的描述，著重於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到創滙的歷程中財經官僚的先見政策，因其採取整套計畫才使得紡織業得以成功。但是從事實上的觀察，除了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到創匯的歷程，這樣的敘述方式是因為後設的見解所加諸的之外，政府對於紡織政策一開始並非具有整套的計畫而僅是對現實狀況的回應。反就1950年代紡織政策的發展歷程，許多的偶然性與不成功的試驗，明顯的透露出對財經官僚神話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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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計一冊，共約六萬字，分五章十五節。第一章導論，內分五節，分別敘述研究 動機、研究目的、資料搜集方法及研究方法、研究架構之建立、及研究限制。第二章 生產力之衡量，內分三節，分別敘述生產力之意義、生產力之衡量，以及提高生產力 之方法。第三章紡織業之歷史與現況，內分三節，分別敘述紡織業之成長過程、紡織 業之現狀、以及紡織業生產力之衡量。第四章如何提高紡織業的生產力，內分二節， 分別敘述本研究如何運用層級分析程序法，以及其所得結果。第五章結論，內分二節 ，分別敘述本研究結論及建議。簡言之，本研究乃利用層級分析程序法，由專家提出 紡織業提高生產力的可行方案及可能遭遇問題，並評估其優先順序以為有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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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文之寫作之動機、目的與範圍 第二章 研究國際紡織品貿易協定，首就GATT下MFA 的演進與發展趨勢及MTN 對我國 紡織品工業影響，加以說明，以此架構，對中美、中加、中歐紡織品雙邊協定的由來 與主要內容作一全盤性的討論並試圖對我國紡織品談判，提出較合理的原則與方向。 第三章 介紹我國紡織品出口配額的管理，先對我國紡織工業概況，紡織品進出口概 況，每人纖維消費量等作一說明，再對紡織品配額管理制度加以研究，計劃性配額及 臨時性配額的問題，並分別從法理觀點、經濟觀點看紡織品出口配額，兼論計劃性配 額重分配，試圖對紡織品出口配額的管理，提出適當的建議。 第四章 則分析最近的趨勢與未來的展望，如一九八三年雷根政府公佈新紡織品進口 設限措施之震憾及紡織品原產地國的新規定對我國之影響與因應之道，並對我國紡織 工業昇級問題加以探討。 第五章 作成結論與建議，紡織品配額問題不僅與國外協定有關，更有國內配額管理 的問題，如何掌握對外談判契機，與對內公平合理的分配，實為當前之要務，而如何 因應國際市場變化，使配額充分利用，發揮最大效用，突破配額在『數量』上之限制 ，唯有紡織工業全面昇級才是治本之道。

就我國而言，國家早期在紡織產業政策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違背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且以著強硬的手段介入產業發展的過程，使紡織產業能取得競爭優勢，進而蓬勃發展。但在二十一世紀中，全球化的呼聲貫徹雲霄。全球化下我國整體經濟環境有了很大的轉變。國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是否依然能有效地掌握產業政策，執行其政策工具呢？ 本文對論及國家角色的兩個重要理論：經濟自由主義與國家論作一說明，並藉由討論國家介入產業發展之理論，說明國家介入產業政策之理由與必要性。國家一旦選擇介入產業發展，就必須動用特定政策工具以達成政策目的，因此本文對政策工具之分類多所著墨，以瞭解國家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運用。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國家在紡織產業政策中所扮演之角色及其使用之政策工具為何？又全球化對產業政策產生何種影響與衝擊？面對全球化的國際競爭，台灣產業的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又為何？國家已制定哪些政策與工具以因應之，國家未來應該如何修正紡織產業政策以因應全球化趨勢的挑戰？ 本研究採用歷史結構分析途徑，政治經濟學途徑，並採用文獻分析方法。針對台灣五十多年來的紡織產業政策作一說明，將之分為五個時期，並嘗試釐清每個時期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 本研究所得之結論為： 1.台灣的紡織產業政策由萌芽期逐漸邁入轉型期。 2.紡織產業不同階段所著重之政策工具不盡相同。 3.我國國家早期所扮演的干預角色，有助紡織業發展。 4.全球化使台灣紡織業出現各國競爭、供需失調、區域貿易保護與加入世貿之問題。 5.以SWOT分析說明紡織產業政策應加強之處：鼓勵行銷、電子化與兩岸分工。 6.全球化下政策工具轉為健全產業環境，國家角色轉為輔導產業發展。

本文的撰述，係以1949年至1953年間，臺灣棉紡織產業政策為研究的主體。撰述以時間的發展為主軸，依序探討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1953年棉紡織產業全面管制取消前，臺灣棉紡織產業的發展歷程。 由本文對此階段棉紡織政策的研討中，發現此時期時間雖短，但棉紡織產業政策，為解決所現實環境陸續出現的不同問題，政策規畫卻歷經獎勵生產與開放進口雙管齊下策略、加強棉紡織產業生產原料供給扶助、改採限制進口與事權收回政府機關、棉紡織產業全面管制政策運作實施及棉紡織產業全面管制政策逐步放寬等五個不同策略的階段。而棉紡織產業政策發展的階段，正可以清楚看出其政策變化的轉折，乃是為解決當前面對的產業問題為考量主軸。 因此政府對於棉紡織產業運作模式的變化歷程，也從美援恢復初期，採取與業者合作的模式，轉變為收掌權力於政府機構中，至1951年後更開展由原料分配、生產到銷售的全面產業管制的建立，隨著棉紡織產業日漸充足後，再逐步取消全面管制的產業運作模式，正是反映出對產業問題的因應。 這階段政府扶植棉紡織產業的目的，在於節省外匯、解決棉紡織品不足問題，及建立臺灣棉紡織產業的發展。整體政策的規畫，是就當時實際產業與市場情況的安排。但就當時臺灣的經濟環境而言，外匯短缺、進口原料有限的情況下，大廠兼具技術、設備及人才等各項優勢，因此在政府扶植棉紡織產業的過程中，自然較易於獲得政府的協助。另外，政府在建立棉紡織產業的過程中，採取代紡與代織的制度，對於業者具有保障獲利與降低風險的效果，但卻將新設廠商與設備屏除在外，又是保障了已列入代紡代織配額的大廠。政府因實際經濟環境因素的影響，而在棉紡織產業政策施行對扶植廠商所做的選擇，仍為引起對此階段棉紡織產業政策規畫的質疑與抨擊的重要因素所在。 另外，政府在明確了解臺灣的棉紗產量，尚不足以完全供應需求的情況下，而實施全面管制的措施，更應該採取充分的配套措施，以減輕各種紛擾，或降低對民眾權益的損害。政策的規畫未能謹慎考量到這些，正是許多爭議的開端。也使得研究者以市場價格機能的觀點，對於國民黨政權採取計畫性自由經濟體制下的棉紡織產業政策，有了更多質疑與批判的空間。 由本文各章的探討中，可知當時的政策確實具有瑕疵，有值得改進的地方。但1949年至1953年，實際產業政策可以看見政府發揮控制力量，因應局勢需求的規畫發展，對於臺灣棉紡織產業發展過程的意義，是代表著從長期仰賴外來棉紡織品進口，發展為自給自足的歷程，也為日後臺灣整體紡織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

紡織品貿易，是臺灣最重要的進口貿易。清治前期受到清廷對臺統治政策的影響，造成臺灣社會男女性別比例懸殊，不利於手工業的發展，因此逐漸形成臺灣農產品輸往大陸，交換民生必需品的區域分工現象。紡織品透過中式帆船往來臺灣與大陸兩地，以福建和華中地區為主。兩岸間興盛的紡織品貿易，也促使各地的布郊、絲線郊等經營紡織品的行郊興起。 開港之後的臺灣，紡織品進入嶄新的局面，開始有大量外國的紡織品進入臺灣，其中又以英國紡織品及日本紡織品，在臺灣擁有廣大的銷售實力。1860～1884年是英國紡織品的天下，到了1885年之後，日本紡織品異軍突起，成為繼英國之後，臺灣最重要的紡織品來源國家。 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大致可區分為棉織品和毛織品，由外國輸入臺灣市場的，大體上仍以棉織品為主。進入臺灣市場的棉織品，以西洋布中的灰襯衫布、白襯衫布，及東洋布中的日本棉布這幾種紡織品最為重要。然而不論是東洋布還是西洋布，在臺灣紡織品市場中最大的競爭對手，還是土布。於是開港後的臺灣紡織品貿易，就出現土布與洋布間彼此競爭的土洋大戰。 不過，由於臺灣南北部在開港之後，兩者經濟活動的發展有很大差異，使得兩地的紡織品貿易，出現截然不同的狀態。北部市場受惠於茶產業的持續擴張，經濟能力提升，對於紡織品的需求量也不斷攀升。南部市場則受到糖業出口衰退的拖累，使得南臺灣的進口紡織品貿易陷入停滯。加上本地商人加入經營洋布貿易，使得洋商無利可圖，逐漸放棄南部市場。 總之，清代臺灣紡織品貿易始終蓬勃發展，開港前的紡織品多源自中國大陸的華中與福建一帶；開港後兩岸的分工仍持續進行，但有洋布的加入，英國和日本的紡織品紛紛進口到臺灣，與土布搶奪臺灣紡織品的市場，形成紡織品的土洋大戰。

在經濟全球化之下，勞動力不由得會受到國際生產分工體系的擺佈，換句話說，多數在勞動市場邊緣的勞動力將遭受到不穩定就業的問題。全球化的效應不僅將國內產業往比較利益較高的國家移動，也造成了國際間勞工的移動，使得國內勞工本身的就業安全、勞動型態、勞動條件等產生影響，再加上勞工團體的力量無法與資方抗衡，國家立法保護不周，社會安全系統不完善，勞工的處境就更顯的嚴峻。因此，了解大環境的相互作用，使這些邊緣勞動者能有個安全穩定的就業，是在現今社會問題高漲，失業率節節高升當中刻不容緩之事。 在全球化的競爭下，我國傳統的紡織染整產業可以說是極具比較利益代表性之產業，在人力成本優勢不再的狀況下，取而代之的是與其他勞動成本低廉之國家的價格戰爭，國內染整同業者亦為削價競爭之對手；此外，全球化下產業結構的改變使的紡織相關產業不再受到政府重視，在缺乏競爭利基以及政府保護之下，我國染整業者近來不是外移至人力成本較低之地區，就是紛紛關廠歇業，而留在國內的染整中小業者只能辛苦經營，在大環境的影響下，聘僱外籍勞動者，減低本國勞動者薪資上的固定支出，採用如部份工時的薪資制度等。此時問題就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局面，政府法令的規定是為了保護勞動者，在全球化競爭下，業者為了生存通常遊走在法律邊緣，勞動者更被動的不得不接受偏低或不法的勞動條件；而如果彈性化解除管制，放任業者自由經營，尤其是邊緣性高的勞動者根本沒有對等議價之能力，往往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因此本文試著以訪談與實地觀察之方式，以企業的角度，勞動者的角度來了解染整業之問題與狀況，並試圖發現不安定就業之因素，並提供改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