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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文之寫作之動機、目的與範圍 第二章 研究國際紡織品貿易協定，首就GATT下MFA 的演進與發展趨勢及MTN 對我國 紡織品工業影響，加以說明，以此架構，對中美、中加、中歐紡織品雙邊協定的由來 與主要內容作一全盤性的討論並試圖對我國紡織品談判，提出較合理的原則與方向。 第三章 介紹我國紡織品出口配額的管理，先對我國紡織工業概況，紡織品進出口概 況，每人纖維消費量等作一說明，再對紡織品配額管理制度加以研究，計劃性配額及 臨時性配額的問題，並分別從法理觀點、經濟觀點看紡織品出口配額，兼論計劃性配 額重分配，試圖對紡織品出口配額的管理，提出適當的建議。 第四章 則分析最近的趨勢與未來的展望，如一九八三年雷根政府公佈新紡織品進口 設限措施之震憾及紡織品原產地國的新規定對我國之影響與因應之道，並對我國紡織 工業昇級問題加以探討。 第五章 作成結論與建議，紡織品配額問題不僅與國外協定有關，更有國內配額管理 的問題，如何掌握對外談判契機，與對內公平合理的分配，實為當前之要務，而如何 因應國際市場變化，使配額充分利用，發揮最大效用，突破配額在『數量』上之限制 ，唯有紡織工業全面昇級才是治本之道。

紡織品貿易，是臺灣最重要的進口貿易。清治前期受到清廷對臺統治政策的影響，造成臺灣社會男女性別比例懸殊，不利於手工業的發展，因此逐漸形成臺灣農產品輸往大陸，交換民生必需品的區域分工現象。紡織品透過中式帆船往來臺灣與大陸兩地，以福建和華中地區為主。兩岸間興盛的紡織品貿易，也促使各地的布郊、絲線郊等經營紡織品的行郊興起。 開港之後的臺灣，紡織品進入嶄新的局面，開始有大量外國的紡織品進入臺灣，其中又以英國紡織品及日本紡織品，在臺灣擁有廣大的銷售實力。1860～1884年是英國紡織品的天下，到了1885年之後，日本紡織品異軍突起，成為繼英國之後，臺灣最重要的紡織品來源國家。 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大致可區分為棉織品和毛織品，由外國輸入臺灣市場的，大體上仍以棉織品為主。進入臺灣市場的棉織品，以西洋布中的灰襯衫布、白襯衫布，及東洋布中的日本棉布這幾種紡織品最為重要。然而不論是東洋布還是西洋布，在臺灣紡織品市場中最大的競爭對手，還是土布。於是開港後的臺灣紡織品貿易，就出現土布與洋布間彼此競爭的土洋大戰。 不過，由於臺灣南北部在開港之後，兩者經濟活動的發展有很大差異，使得兩地的紡織品貿易，出現截然不同的狀態。北部市場受惠於茶產業的持續擴張，經濟能力提升，對於紡織品的需求量也不斷攀升。南部市場則受到糖業出口衰退的拖累，使得南臺灣的進口紡織品貿易陷入停滯。加上本地商人加入經營洋布貿易，使得洋商無利可圖，逐漸放棄南部市場。 總之，清代臺灣紡織品貿易始終蓬勃發展，開港前的紡織品多源自中國大陸的華中與福建一帶；開港後兩岸的分工仍持續進行，但有洋布的加入，英國和日本的紡織品紛紛進口到臺灣，與土布搶奪臺灣紡織品的市場，形成紡織品的土洋大戰。

紡織業曾經是雄踞創匯第一名幾十年的金牛外銷產業，隨著經濟發展，傳統紡織業在原料及人工成本漸失優勢的情況下，逐漸失去光環，近十幾年來坐實了一般人所講"夕陽產業"的稱號。但近幾年來，在產業界持續的努力研發創新下，成功帶領產業轉型， 並在世界發光發熱。本研究主要探討紡織業在台灣的歷史演繹和轉型發展現況，並接著討論整體產業導入資訊化數位化(互聯網，大數據)及智慧纖維的未來發展趨勢。在介紹完傳統紡織產業的分類後的介紹，我們使用SWOT分析法分析產業的優劣強弱。此外，為了因應現代生活悠閒風及運動風時尚需求，我們也探討轉型創新如何成為機能性產品的市場利基，並透過麥可.波特的五力分析架構來說明競爭優勢。 本研究在個案公司的探討中，分析個案公司如何利用本身的資源優勢結合國內尖端研究機構與優秀而有效率的生產系統與製造環境，組成世界級上中下游一貫產品供應鏈。十年磨一劍，堅持往規劃的策略方向前進。也在國際競爭市場中找到策略合作夥伴與國際品牌，並且利用雙方各自擁有的優勢資源，規劃發展出有利於雙方合作，且能攜手拓展國際市場的資源策略、競爭策略。另外也分析本公司生產系統如何經由因應調整策略與架構重組，以滿足市場需求及客戶需要。 本研究主要採用市場發展歷史演進分析法，配合經濟環境變遷與創新轉型策略，透過分析個案公司及其策略，且由市場相關人員的訪談中蒐集相關資訊，搭配產業相關資料的彙整與文獻專刊報告和動態新聞報導，最後加以整合分析其個案公司之競爭策略，並同步探討其策略合作的過程和外部環境變化間的互動，以至於雙方企業的合作，如何因應進行調整以迎合市場變化。 藉由本研究之相關分析、探討，期望能提供台灣紡織產業廠商，一個資源整合拓展國際市場之策略思維及經營規劃方針之參考，將產業危機化為轉機的有效選項，並善用周遭國家社會研究機構研發實力及自身累積的優勢資源，以面對外部環境的競爭和新興產業國家廠商的威脅，進而再創台灣傳統紡織產業的新藍海

近幾年來，貿易設限已成為各國公共政策關心的對象。先進國家許多產業經常引用GA TT第十九條之「逃避條款」（Escape Clause ）從而取得免受國外競爭之保護。另外 以雙邊談判模式進行之「自動出口設限」（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亦是先 進國家為規避GATT監視所為之設限方式。此類保護措施通常以進口數量限制方式出現 而對開發中國家之經濟發展造成莫大的損害。本文即對此二方式之進口設限加以研究 ，並以「多邊纖維協定」（Mutifiber Arrangement ）下之紡織品貿易，說明紡織品 數量限制對我國所產生之影響。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範圍。第二章敘述進口數量限制之性質 及其經濟效果。第三章以法律觀點論述GATT逃避條款之運作及其與自動出口設限之關 係。第四章就紡織品貿易數量限制為例。說明多邊纖維協定之主要內容，藉以討論我 國的紡織品貿易問題。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

國際貿易會決定國內不同行為者的利益分配，促使國內產生主張自由貿易與支持保護主義的陣營，進而影響貿易政策的制訂。本論文以紡織品貿易為主題，首先闡述保護主義為何在貿易自由化浪潮中，依舊能夠貫穿20世紀後半葉的紡織品貿易，卻又在1990年代末期開始式微；其次，本論文分析當全球紡織品貿易於2005年全面取消配額之後，中國紡織品的大量出口，如何引發進口國內部保護主義勢力的反撲，令歐盟和美國先後和中國重新展開紡織品配額談判。最後，本論文分析歐、美境內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兩個陣營，如何影響和中國的談判結果，並藉此比較具有不同制度的經濟體，如何回應國際經濟秩序的變化。 本文援引Robert Putnam所提出的「雙層賽局」分析架構，並進一步討論國內制度如何國際談判產生影響。經研究後發現，歐盟和美國內部的政治聯盟是影響談判結果的重要因素。這兩起談判雖然都源於本國紡織業者在受到中國紡織品的強力挑戰之後，進而要求政府必須出面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由於歐盟和美國內部政治制度設計的不同，讓不同陣營有不同的施力空間，最後使得兩起談判結果有所差異。在歐盟方面，紡織產業和進口商之間的衝突，透過歐盟尊重多元的政治制度設計而有了旗鼓相當的局勢，因此歐盟執委會出面和中國談判之前，必須兼顧這兩個陣營的利益，令歐盟和中國的談判結果較有利於中國紡織品出口。但是在美國方面，儘管進口商和紡織業者之間的利益也是有所衝突，不過紡織業者最後透過政治運作而佔了上風，加上美國政府也希望藉由限制中國紡織品來降低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使得中美談判的結果對中國較為嚴格，具有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 / International trade distributes various interests to actors, who then form two camps supporting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respectively. Both two camps also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of trade policy.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extile trade and analyzes why protectionism could prevail in the textile trad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and why it declined in the end of 1990s. Second, this thesis analyzes how China’s considerable textile exports after 2005 incur resistances of protectionis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 Those protectionists request their government to negotiate with China on textile products. However, those requests attract the counterpunches from supporters of free trade. By rendering the “Two-level Game Theory”, this thesis discovers that the domestic coalitions in the EU and the US significantly determine the results of negotiations. Although both negotiations result from powerful challenges of Chinese textile products, the EU and the US have their own institutional designs and then take different responses. In the EU, conflicts between textile industry and textile importers are of approximately equal strength.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s to hold an eclectic position between the supporters of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ts. As a result, the results of EU-Sino negotiation favor China’s textile export to the European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even though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textile producers and importers, producers get the upper hand by lobbying politicians. In addition, because the US government also intends to reduce the US’ tremendo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by limiting China’s textile product, the US-Sino textile quota negotiation is much more protectionism-orie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