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以來，漢人自中國東南陸續移民臺灣，對於耕地的需求也與時俱增，隨著開墾土地的進行，也逐漸地侵犯到平埔族賴以維生的土地，而不法漢人常藉故侵占番地，導致民番糾紛日多，番政日繁。故在乾隆中期，設置南、北兩路理番同知，理番同知就此成為清代中後期臺灣主要處理民番事務的地方官員，而隨臺灣情勢的演變，北路理番同知的角色與職權也隨之變化，至光緒年間，兼管轄埔□社廳，成為撫民同知。乾隆四十九年（1784），鹿港繼鹿耳門之後，開放與泉州之蚶江對渡，海防責任加重，乾隆五十一年（1786），閩浙總督雅德奏請將北路理番同知移駐鹿港，除原有理番事務外，還兼鹿港地區的海防和嘉、彰二縣捕務，以維護中部沿海及地方治安。北路理番同知的設置有助於臺灣中部商業發展及土地開發，保障漢人社會的安定及治安的加強，但對番社而言，因漢人遷入，在強勢文化壓迫下，不斷讓出土地，無地的番人或遷入山區另墾，或加速融入漢人社會的腳步。除番務外，北路理番同知在中部海防與鹿港城的治理上，所獲得的成效應在理番業務之上，因其適度的維護臺灣中部海防安全與大致完成各項清廷交付業務，也在鹿港留下許多建設與文化事業。故北路理番同知在番務上雖成效不佳，但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不錯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