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關注張九齡的學人與研究者，多從其政治經歷或詩歌擅場劃界析論。前者以歷史、文獻學的考證對於張九齡的生平、家世及詩文作品，進行繫年與評述，而後者則從文學藝術聚焦於研析張九齡的詩歌表現所形塑之審美觀照，以印證其經世治國的儒雅襟懷。本文在立足於前人的學術研究成果之上，聚焦於張九齡仕於玄宗朝期間的散文及賦作書寫展開論題。論題亟欲探究，在張九齡仕宦生涯的文、賦書寫裡，如何在潛藏著士遇的焦慮下應對、居處世變的困境，並且此焦慮與困境，在張九齡遇合唐玄宗的仕宦書寫裡，其諫諍意識又經由君臣如何對話的表述裡迆邐而開。 本文之研究範圍，以張九齡於唐玄宗先天元年對策高第，以文學晉左拾遺起，迄於開元28年謫貶荊州長史卒於韶州曲江私宅，歷時28年之仕宦生涯為研究視角與研究取材的時間界限。在張九齡仕於玄宗朝內28年的宦遊仕途裡，文本取材主要是以熊飛先生所校注的《張九齡集校注》作為研讀的底本。而論題所欲開展的各章節主題，則輔以顧建國與熊飛二位學者所編錄的張九齡年譜，作為研讀文本、考察張九齡事蹟的線索，再由此分門別類出可作為本文論題研究之文本群。 而本論題準擬由張九齡仕宦生涯期間所書寫的詔告敕書、表狀、序文、賦作為主要考察對象。據此，文本將再與所融涉之歷時與共時之史料，《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冊府元龜》、《唐會要》、《通典》、《唐大詔令集》、《大唐新語》，進行史實與張九齡文、賦的對讀，總此構築為張九齡仕宦書寫的時空場域，作為本文論述的依據和考察視角。職是之故，透過考察張九齡在文、賦書寫中，在不同士遇階段內，其仕宦書寫所呈現出的文學形製、寫作筆法、仕宦思想和文學審美等面向有何差異，最後歸結出張九齡文、賦仕宦書寫所承載的面向。